五、坎土曼的事情
去库车文物馆，想找一把出土的坎土曼，却没有。只有一把据说是汉代的镰刀，朽成好几截，看着比现在的镰刀小一些。怎么至今没出土一把坎土曼呢。在克孜尔壁画中绘有坎土曼和二牛抬杠铁犁，说明两千多年前，坎土曼已经在西域广泛使用了。据此推断克孜尔千佛洞那些佛窟应该是坎土曼挖的，坎土曼非常适合挖洞窟。尤其是高大的佛窟，人站在里面，挥动坎土曼很如意。后来，毁佛窟用的也是坎土曼，在克孜尔千佛洞壁画上，可以看到清晰的坎土曼挖痕。坎土曼适合挖佛头、毁佛身。可是，对付佛窟壁画，就显得无能为力，一坎土曼下去，只会在画上砍出一道印子。也许正是坎土曼这种工具保护了佛窟壁画。要是换成铁锨，顺着墙皮铲，早把壁画全铲光了。
这几年我一直在研究坎上曼，我认为坎土曼和铁锨原是一个东西。在我正创作的以龟兹为背景的长篇小说《凿空》中，对坎土曼和它所面对的世界有深入的书写。从直观上看，坎土曼和铁锨是截然不同的两种农具，但是，如果把铁锨的头向正面折九十度，就变成坎土曼。或者把坎土曼的头掰直，就变成了铁锨。至于谁先谁后有待考证。或许是西域的坎土曼传到中原，被当地人掰直变成了铁锨。或者相反，中原的铁锨传到西域，被折弯变成坎土曼。
一种东西，只是把它的头掰了一下，转了个角度，变成两种劳动工具，从此就不一样了。两种工具造就了截然不同的两种劳动姿势，以及生活方向和态度。
我在库车见过挥砍土曼的维吾尔族人，把坎土曼举到天上，然后落到前面的地上，深挖入土，一拉一提，向后甩去，一大块土就飞到想去的地方。然后坎土曼顺着回势又朝天举起，举过头顶，眼看要落向身后，砸到脚后跟了，突然停住，沿来路急急奔回去，又一下挖入土里。使铁锨就没这么夸张了，铁锨让劳动变得柔和，不张扬。锨刃轻轻插在地上，脚一踩，入土，然后锨把向后一压，端起一锨土，扔到一个地方。入土深浅由干活人自己决定，想省劲就入浅点，挖薄点，扔慢点。扎扎实实地干，就不用说了，这个谁都会。
如果汉族人和维吾尔族人同在一块地里劳动，就能看出两种工具的差别。挥坎土曼的维吾尔族人前进着干活，坎土曼挖的土朝后甩，干的活都在后面。拿铁锨的汉族人后退着干活，铁锨挖的土向前扔，干的活都摆在前面。挖坎土曼只是上身用劲，用胳膊和腰上的劲，动作大开大合。铁锨手脚并用，先用脚把锨刃踩进土中，再用杠杆原理把土撬起，这个过程中全身都用劲。铁锨的操作比坎土曼复杂。坎土曼仅用双手挥动朝后刨土，是一种相对原始的动作，有动物性特征。铁锨把土往前扔，大不一样。由此可见坎土曼这种工具更古老。人类先发明了坎土曼，然后在漫长的使用过程中得到启示，把坎土曼的头扳直，变成了现在的铁锨。但库车人为何把坎土曼这个古老工具坚守到今天，使用几千年，其间龟兹-库车人的信仰改变了几次，从最早的萨满教到佛教到伊斯兰教，手里的坎土曼却一直没改变，修佛寺用它，毁佛寺用它，盖清真寺还用它。似乎信仰可以转移，但坎土曼不能丢掉。这使我对坎土曼这种工具敬仰不已。它不仅仅是一件简单的劳动工具了，几乎成为一个民族的象征。西部的汉族人也用坎土曼，但头是圆的。库车的坎土曼头是扁长的，刃部尖长，像维吾尔族人的下颌。那些坎土曼就是一个个维吾尔族人的脸谱。在铁匠铺里一把一把敲打出来的手工坎土曼，大的小的，一个个都打成了他们自己的样子，成为一种不能改变的脸谱记忆。我在和田玉店看到好多玉雕的毛主席像，粗看是毛主席，细看全是维吾尔族人的轮廓相貌。那是长得像维吾尔族的毛主席。我相信这不是当地工匠有意识的创作，当他们怀着敬仰之心雕刻伟人时，内心不由自主浮现出的却是本民族人的脸谱记忆，就像他们把坎土曼打造得像自己一样。
我用过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铁锨，手工打制的，方头，像奏人的脸。后来用一种较轻便的圆头锨，像中原人脸。再后来的铁锨全由工厂大批量生产，谁的脸都不像了。机器没有感情。不能像人，一锤一锤地精心打造一件器具时，心灵深处的一些东西会被唤醒，会不由自主打造出一种内心图景来。
如今南疆的坎土曼依旧是铁匠铺手工打造的。几十年前，工厂生产的坎土曼也曾大批运到南疆，试图取代铁匠铺的手工坎土曼。可是，那些坎土曼没卖出几把，哪来的，原回到哪去了。铁锨却完全变成了工业化产品。如今已经很难找到一把手工打制的方头铁锨了。
铁锨更像是一件兵器，《西游记》中沙和尚的铲，就是一把铁锨。猪八戒使的耙子把齿变成刃就是坎土曼。唐僧的原型玄奘到过龟兹，在昭怙厘大寺住了数月，他的两个虚构的徒弟——沙僧和八戒，分别操着铲和耙子这两个近似铁锨与坎土曼的工具。坎土曼以前叫砍头曼，也是兵器，后来把“头”换成“土”，还原成了地道的农具。不过，农民手里的铁东西，哪件不是兵器，坎土曼、镰刀、铁叉，连木棍都能打死人。农民很少用农具打人。在历史上，农民一次次地把兵器还原成农具，又一次次地被迫揭竿而起，把农具变成残酷的兵器。历代统治者安抚农民的方式大都是：让农民手中的农具有活干，有事做，不能闲着。同样，我们现在面临的依旧是，如何让农民手中的铁锨和坎土曼有事情做。我在新长篇《凿空》中写到一个村长，为村民的生计四处奔走，到哪都是一句话：有坎土曼干的活吗？库车有数十万把坎土曼，握在农民手里，我们不能让它闲得生锈。坎土曼的活在哪里？
中原人为种地发明制造了数不清的手工农具。龟兹人只用两件农具：坎土曼和镰刀。前者种，后者收。两种都是手工打造，镰刀像他们的浓黑眉毛，磨开的刃像他们的目光。坎土曼像他们的脸。龟兹-库车人用这两件工具面对世界。他们不改变。我们变来变去，最后被这些不变的东西吸引，来到它们身边，想问一句：你们为何不变。突然又有一个更大的疑问悬在头顶：我们为何改变。
六、祖先坐的驴车
我离开库车时正是晚上十点，隔着火车窗口，看见灯红酒绿的库车新城，看见城外荒野上朝天燃烧的油气火炬和遍野的灯光火光。这片古老的龟兹大地已经被石油点亮，老城是它最暗的部分，那些街巷里的平常生活，将越来越不被看见。
在库车的几个黄昏，我一个人走到龟兹古渡桥头。我不知道来干什么，仿佛在等一个人。又好像要等的人都来了，全走在街上，坐在街边，却又一个都不认识。我眯着眼睛，等夕阳的光线弱下来，不再耀目，等太阳落到桥西的清真寺后面，等清真寺的影子漫过大桥河滩，我有一种莫名的怅然，又觉得内心充盈，被一个馕填得满满的。在夕阳对老城的最后一瞥里，一个人的目光也迟缓地移过街道。什么都不会被照亮。看见和遗忘，是多么地一样。街上只有我一个汉人，我背着相机，却很少去拍什么，只是慢慢地走、看、闻，走累了蹲在路边，和那些老人们一溜儿蹲着，听他们说话。一句也不懂。在他们眼里，我肯定是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人，天黑了还没找到去处，在街上乱转呢。
记得上次和古丽去热斯坦麻扎（墓地）旁的民居采访，麻扎就堆在头顶，有半个老城大的一片，和民居紧挨在一起。古丽问麻扎边玩耍的孩子，那里面埋着死人，害怕吗。说不伯。为啥不怕。说死人死了没劲了。死人没劲了。这是孩子对死亡的看法。库车老城还活着，但它也快没劲了。
老城是活的历史。仅有大峡谷、烽火台、苏巴什的库车，是僵死的没有灵魂的。老城里保留着依然鲜活存在的古老生活。一个有老城的城市是幸福的，就像一个有爷爷奶奶的家庭。而老城如果没有了满街的毛驴车，其魅力也会逊色。我这次来，看到老城街上的毛驴车明显少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电瓶三轮摩托车。问知情人，说这是政府提倡的，许多农民也情愿接受。因为三轮车的价格三千多元，不太贵，跑得又快，当地人也愿意坐。不用的时候，停在院子，不像毛驴，用不用都让人养，如今喂毛驴的饲料都贵，人都养不起毛驴了。
但是，还有好多人家习惯养着毛驴，三轮车再好，停在院子也是一个死东西，不像毛驴，会叫，会向主人打招呼，会用眼睛看人。还有，赶毛驴车不要执照，不用操心驾驶，躺在车上睡着了，毛驴也会把车拉回家。三轮摩托能这样吗？乌恰乡一个农民，开新买的三轮摩托，在公路上打了个盹，就把命送掉了。再说，毛驴会生小毛驴，不断繁衍。三轮车不会生小三轮车嘛。
老城之老，之旧，之落后，之乱糟糟，也许正是老城的魅力和财富。老城人有必要坐着三轮摩托去追赶这个时代吗？已经追不上了，不如坐在毛驴车上慢悠悠地等，等满世界的毛驴车都换成了汽车，等人们把汽车飞机都坐烦了，等驴和驴车成了这个世界上的珍贵事物。事实上，许多到老城的人，都想坐一坐毛驴车，没有哪个游客对三轮摩托感兴趣。驴车是我们千年前的祖先坐的车，我们还能坐在上面，真是福分。但愿我们不要失去这已经稀有难得的福分。
最后，我要感谢在库车期间给我提供帮助的库车县委宣传部张国领部长，做过我的翻译和向导的克尤木、古丽和小张主任，帮助我拍照的我可爱的女儿刘倚均，还有，给我的文字提供素材和灵感的那些老城的手艺人、农民、无业者、乞丐，我深深地感谢他们。
二零零六年九月十二日完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