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志异》中，
许多花妖狐怪
竟成了美丽聪慧、侠肝义胆的
真情少女。
本夜话题
郑板桥画竹的启示
——写作的双重转化
提起“扬州八怪”来，大家都会想到郑板桥。郑板桥是清代著名的文学家和书画家，有“三绝诗书画”之称，姓郑名燮，号板桥。说他怪，是因为他异行特立，身在官场却不同流合污，秉政爱民，鞭笞奸吏，开仓赈灾，最后愤于官场黑暗腐朽，弃绝宦途，挂冠归里，卖画为生，益不抚媚权贵。其实，他还是个怪才、奇才。他的书法，兼取前人篆、隶、行、楷之长，自创一体，号为“六分半书”，章法上，更是不拘一格，歪歪斜斜，充满意趣，人称“乱石铺街”，“板桥体”，有奇诡怪异之美。他又擅长写兰画竹，并且五十余年，专画兰竹，艺术成就之高，为世人行家所叹服。
郑板桥在《题〈竹〉》一文中道出了他画竹的深切体会：“江馆清秋，晨起看竹，烟光日影露气，皆浮动于疏枝密叶之间。胸中勃勃遂有画意。其实胸中之竹，并不是眼中之竹也。因而磨墨展纸，落笔倏作变相，手中之竹又不是胸中之竹也。总之，意在笔先者，定则也；趣在画外者，化机也。独画云乎哉！”
这里，“眼中之竹”“胸中之竹”“手中之竹”，形象地表述了艺术创作的过程。
所谓“眼中之竹”，就是千姿百态的自然景物，也就是客观生活。所谓“胸中之竹”，就是从对丰富多彩的生活的观察和体验中获取的感受，形成的主观印象。所谓“手中之竹”，就是把主观印象通过特定的艺术手段再现出来，成为艺术作品。“胸中之竹”不同于“眼中之竹”，是因为“胸中之竹”是对作为客观事物的“眼中之竹”的主观概括和加工，是意识的产物了，带上了强烈的主观色彩，更不是客观和自然的翻版。“手中之竹”不同于“胸中之竹”，是因为“手中之竹”是对作为主观意念的“胸中之竹”的艺术反映，这种反映又是相对的，作品和意念之间总存在着一定的距离，所谓“圆满”地反映作者的思想感情，这种“圆满”也都不是绝对的一模一样。再高明的艺术家，作品和自己的主观愿望之间，都有一定的差距，在写文章上面，有“词不达意”的说法，就是这种现象的反映。而“手中之竹”更不同于“眼中之竹”，那便是艺术和生活的区别，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由“眼中之竹”到“胸中之竹”，这是一重转化，是外在的现实生活和客观事物向主观认识的转化。由“胸中之竹”到“手中之竹”，这是又一重转化，是作者的观念、情感向艺术表现的转化。这两重转化，反映的是这样一个艺术创造的过程：作者在对现实生活进行观察和体验中受到启示，由此激发情感，产生观念，形成思想；然后再把作者的主观感受、作者的感情和思想观念倾注到艺术表现之中，形成某种艺术作品。写作同画画一样，也存在由“眼中之竹”到“胸中之竹”、再由“胸中之竹”到“手中之竹”这样一个双重转化的过程。只不过和画画的区别在于：画画是用色彩和线条构成的视觉形象再现客观事物和现实生活，而写作则是通过语言文字来再现客观事物和现实生活。
我国古代的文论名著《文心雕龙》，其中所说的“情以物迁，辞以情发”，就是对写作中存在的这种双重转化的概括总结。我们平时所说的“触景生情”和“缘情写景”，指的也就是这两个转化。
双重转化是写作的本质属性。理解了这一点，也就掌握了开启写作奥秘的一把钥匙。许多研究写作的学者指出写作中双重转化的完成，依靠的是写作者两个方面的能力。在客观事物向主观意象的第一重转化中，离不开写作者观察、认识和加工生活的能力；在主观意象向语言文字的第二重转化中，又离不开写作者驾驭文字、表达思想的能力。
先来看第一重转化。李白怀抱“兼济天下”的志向应诏进京，一年多后又被排挤出了朝廷，这使他认清了世态，于是更加向往佛道之学，以求“独善其身”了。苏东坡遭诬陷经历了“乌台诗案”，深刻体会了官场的严酷、朝廷的险恶和世态的炎凉，积极的入世态度发生了转变，寄情山水，避世、出世的思想比此前浓厚了许多。亲身经历改变了作者对社会的认识。
鲁迅先生到日本留学，在仙台学医，看反映日俄战事的电影，影片中有一处：是一个据说给俄国人当了军事密探的中国人被日军砍头示众的场面，一个中国人被绑着受死，许多的中国人伸长了脖子在看，看客们体格强壮，但都显出麻木的神情。鲁迅先生由此想到，愚昧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材料和无聊看客，中国的第一要著是救治国民的精神。这种想法的产生，促成了鲁迅先生的弃医从文。鲁迅先生在以后的写作中，充分反映了自己对生活的这种认识。作家是在生活的启示下对社会进行深入思考后确立自己的观点和主张的。
美国作家海明威，年轻时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意大利前线身负重伤。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他又曾亲临中国和欧洲战场，目睹了战争的残酷。后来，他又遭遇了四次车祸和两次飞机失事，而且都是侥幸逃生。他又酷爱冒险，到非洲丛林打猎，驾船在海上航行，钓鱼。他的这些非凡的经历，使他刚毅的硬汉性格更加鲜明，又使他认为人在与大自然和外界势力的搏斗中难免归于失败，因而产生了浓烈的悲观情绪。在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小说《老人与海》中，通过老渔夫桑提亚哥连续八十四天捕不到鱼后来捕到一条大鱼又被鲨鱼吃光的故事，表达了他的硬汉子精神和悲观情绪，同时也希望人们失败了但不要丧失自己的尊严。这种风格与对现实生活的认识和作者的经历有密切的关联。
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青年时从军，参加抗击土耳其的海战，冲上敌舰，身负重伤，左手残废；海外从军回国途中，被土耳其海盗掳去，五年后才被营救回来；因生计请求国王委派做了税差，遭诬陷及银行倒闭的牵连而两次入狱；后因门前有人被刺涉嫌下狱，因女儿陪嫁的事被告出庭受审；十多年后，法庭又判偿还因银行倒闭所欠税款；妻子病逝。这一系列的生活打击，使他认识了封建制度的黑暗，并且深感生活嘲弄了自己。于是，创作了不朽巨著《堂吉诃德》，以嘲讽的方式反映了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嘲弄黑暗的社会现实。生活遭遇使作家对社会有了深刻的体验。
日本作家川端康成，在他的名篇《古都》《雪国》《伊豆的舞女》等作品中，渗透了颓废、哀愁和虚幻，表现了一种感伤的美。具有这种情调的作品，不是深受日本文化特别是佛教禅宗思想的浸润的作家，是写不出来的。作者的思想意识源于文化环境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