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尔基敏锐地感受到了正在孕育的历史变革，在散文诗《海燕》中，以“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表达了他对新时代的呼唤和对社会发展的期待。
当然由客观现实向主观意象的转化也是个不断发展的复杂过程，有时这种转化也不是一次就完成的。我们提起过的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作者对现实生活的概括和认识，有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所以在主人公形象的塑造和主人公命运的处理上，前后出现了较大的改变。这也是符合认识发展的客观规律的。
完成由客观现实向主观意象的转化，还必须善于分析客观事物，善于明察秋毫。比如，1704年，苏格兰水手赛尔科克在海上叛变，被抛到智利海外荒岛上，度过了五年的流放生活，最后得救。英国小说家笛福，受到这一事件的启发，写成名篇《鲁滨逊漂流记》，通过主人公来体现乐观冒险的开拓精神，张扬个人主义和个性自由发展的时代精神。
所以，只有具备了观察捕捉生活的能力、感受体验生活的能力、想象概括生活的能力、提炼开掘生活的能力，才能抓住生活的本质，实现写作的第一重转化。
再看第二重转化。如《红楼梦》作者那样对封建社会有清醒而深刻认识的，我们试想一下，绝非曹雪芹一人，然而，能够写出如《红楼梦》这样不朽名著的，却只有曹氏一人了。这里，最主要的原因恐怕就在于，曹雪芹具备了完成第二重转化的能力，并且非常出色地完成了这一重转化。而其他众多的有“思想”者，则可能因为能力不及或不擅写作之道，也就再没有如《红楼梦》这样的名著问世了。这种能够再现意识的能力，对于写作者而言，就是立意谋篇的能力，选技定体的能力，运笔行文的能力，遣词造句的能力。
当我们认同了大师们的创造，惊叹于他们竟然用如此奇妙的文字，把我们灵魂深处已然感知但又无以言传的东西变成了伟大的语言艺术品的时候，我们也就不能不承认大师们所具有的高超的驾驭语言以传达博大精深的哲理思考和多姿多彩的奇思妙想的能力。
司马迁的《史记》，让我们在领略那一幅幅烽烟激荡的历史场景、遥望那一尊尊栩栩如生的人物雕像的时候，也体悟到了作者那审视历史的深沉而冷峻的目光，还有隐藏在字里行间的对失路英雄的哀叹和对得志泼皮的鄙视。
李白的《蜀道难》，让我们从神采飞扬的文字感受到了蜀道行路的艰险，也与作者对祖国山河壮丽的赞美产生了深深的共鸣。
《三国演义》，用简练形象的文字编织了烈火烽烟的雄奇画卷，向我们展示了群雄争霸的历史壮剧，也让我们悄然首肯了作者对忠勇与奸诈的评判。
意大利伟大诗人但丁的《神曲》，作者以优美的诗句带着我们的魂灵走进地狱游历炼狱升入天国，使我们增添了追求真理、追求美德的勇气，也使我们认识了理性和自由意志的价值所在。
英国伟大的戏剧家莎士比亚，在四大悲剧之一的《哈姆雷特》中，让我们品味诗的语言时也为以剑复仇的丹麦王子哈姆雷特的命运担忧，更掂量出了人在“重整乾坤”时责任的重大和果断的重要。
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描绘了俄罗斯民族抗击拿破仑东征莫斯科的艰辛壮烈的历程，使我们得以通过作者丰富多彩的艺术表达，回味发生在异国他乡的反抗侵略的历史，也使我们从中明白了什么是祖国，什么是民族的危亡，如何去热爱自己的国家和民族。
相同的观念，可以运用不同的语言艺术形式加以表现。例如，同样是对爱情不自由的抗争，汤显祖是运用戏剧的形式，通过《牡丹亭》中杜丽娘的由梦而死、又由梦而生的故事表现这一主题的；曹雪芹则是用小说的形式，通过《红楼梦》中林黛玉的命运悲剧来表现的；汉代末年的民间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又是用诗的形式通过焦仲卿和刘兰芝的家庭婚姻悲剧来表现的。
相同的观念，相同的语言艺术形式，艺术的风格不同，表现的方式也可以不同。例如，同样是对统治秩序的反抗，对现存制度的造反，施耐庵的《水浒传》，通过塑造一批农民起义英雄加以表现；而吴承恩在《西游记》中，成功地创造了一个现实中不可能有的金猴形象，以此进行了生动有趣的表现。
“眼中之竹”是一种客观存在；“胸中之竹”是对“眼中之竹”的反映，属于主观意识的范畴；而“手中之竹”又是对“胸中之竹”的再现，是一种对“胸中之竹”的艺术化。因而，“胸中之竹”不同于“眼中之竹”，“手中之竹”更不同于“眼中之竹”。语言艺术所创造的形象，对客观现实，不是镜子式的反射，也不是照相式的机械照搬，而是对现实生活的艺术化反映。
于是，在《西游记》中，猴子被充分地人格化，具有了人的性格和人的情感；在《聊斋志异》中，许多花妖狐怪竟成了美丽聪慧、侠肝义胆的真情少女；《红楼梦》中的林黛玉，也就超越了人世间少女所能具备的美；而《阿Q 正传》的主人公，也就成了一个民族的精神劣根性的集中体现。
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借用的是四世纪丹麦王子的故事，反映的却是十六世纪的人文主义思想。
奥地利小说家卡夫卡，在《变形记》中，借小职员格里高尔在一天清晨突然变成一只甲虫因而失去职业在孤寂中死去的故事，生动而深刻地揭示了人与人关系的冷漠，反映了现代社会人的“异化”现象。
德国作家聚斯金德的小说《香水》，写了一个用少女身体提炼香水的杀人狂最后被众人分食尸体的故事，借这个故事反映了现代社会中人性在物欲面前的沦丧和人的自我迷失。
写作就是这样一个充满了神奇的世界。作者寻找的语言表达形式，可以是千奇百怪的，但只要遵循一个原则，就是必须能够反映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也就实现了写作过程中的第二重转化。
在由“眼中之竹”向“胸中之竹”、“胸中之竹”向“手中之竹”转化的过程中，我们追求的是三者之间本质上的统一，是一种“神似”。这种转化只是外在形态上的变化，是一次又一次不同的外在形态在精神层面上的沟通。
当然，在双重转化的过程中，不免还有“走样”的情况发生。列夫·托尔斯泰的《复活》，写一个农村姑娘被人欺骗导致沦为妓女，后又被诬陷为谋财害命而遭流放。这里本该揭示社会的不公和冷酷，作者却在小说的后半部宣扬“勿以暴力抗恶”和自我修身的说教。显然，作者对现实生活的认识出现了偏差。第一重转化“走样”了。
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对《三国演义》的人物塑造提出了这样的看法，“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说的大约就是在表达时，出现了效果和动机不统一的现象。第二重转化“走样”了。
我们在写作中，要尽可能避免对客观现实认识的误差，也要尽可能避免出现观念表现的误差。
认识了写作的双重转化性，我们也就明白了以下道理：现实生活是写作的源泉，先要了解生活，认识生活，才能反映现实生活；写作是一个有序的过程，即由客观事物到主观认识，再由主观认识到语言表达，并非是一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