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安族民间故事以其丰富的内容反映了从古到今各个时期的各种生活，表现了保安人民的精神世界和社会风貌。保安族的先民从西域中亚带来的文化传统、伊斯兰教文化的影响、保安族形成后的地位和遭遇，在多民族地区的自然景观和社会环境中陶冶并铸成了保安族特有的民族风俗和心理特征。从保安族形成发展的历史过程来看，他们曾经与汉族杂居并深受汉族生产生活方式的影响。据史料记载，明初统治者为了巩固边防，在同仁县境内设立保安站和保安堡，后来建筑了保安城，并调来大批陕甘地区的回族、汉族军士守边。自此，保安族与汉族人民的友好往来与合作从未割断。在农业方面，保安族在与汉族的交往中增加了农作物的品种。在语言上，保安族与汉族语言词语相同的仅仅占有百分之五，但他们在书信中却通用汉字。汉文化在保安族社会的传播，保安族对汉文化的吸收与采纳，无疑会引起保安族原有伊斯兰教文化结构的变化。受儒家文化的影响，保安族民间文学和周边民族的民间文学中都反映出了儒家文化伦理道德观念。
保安族的伦理道德观念首先表现在家庭伦理道德观念上。在保安族家庭伦理观念中，最首要的是孝顺父母、尊敬长辈，以此为准则，保安人认为，没有孝心的人是罪人，会受到世人的谴责。这些与伊斯兰教强调孝敬、服从和尊重是子女对父母应尽的义务是非常一致的。这种孝顺的观念，不仅贯穿于保安族的家庭教育、道德规范之中，而且在保安族的许多民间文学作品尤其是在民间故事当中表现得栩栩如生。民间故事中《三星哥的故事》就是最为典型的例子。故事的内容大致为：大星、二星、三星兄弟三个娶妻之后就虐待母亲，就连八十岁的老母亲病死在屋里都不知是哪一天死去的。母亲死后的第一天夜里，就托梦给三兄弟说：“儿啊，我当妈的为养活你们，白天黑夜地干活，累死累活，你们都长大了，没给妈端过一碗热饭，连妈啥时候死的都不知道啊！唉……你们的儿子长大了，也会像你们对待我一样对待你们。我的下场，也就是你们的下场。”第二天，三兄弟一起去山里砍柴，谈到了梦里母亲的谈话，每个人都后悔莫及。正当三兄弟在一起痛哭流涕的时候，他们看见一只小狼，嘴里叼着一块野羊的肉，吃力地往山沟里走去。
于是这三位兄弟偷偷地跟在小狼的后面，看着小狼把大块的肉送给洞口的老狼吃，小狼自己却在一旁等待，等老狼把肉吃完后，才把剩下的骨头捡过来啃。见此情景，大星说：“为人不孝父母，连那只狼崽子都不如。”二星说：“我从来都没有给妈妈端过一碗饭，真该死！”三星说：“妈妈病倒最后咽气，我也没去看上一眼，真没良心！”最后，大家商议：“我们现在死在这山上，升入天堂，找我们的妈妈去，向妈妈忏悔，以尽我们的孝心。”说完，三兄弟就撞死在山上。三星哥到了天堂没有找到妈妈，却遇到了圣母。圣母将三兄弟拦在了天堂外，并将他们变成了天上的三颗星挂在了天空，让世间所有的人看到他们，想到他们的罪过，以提醒世人记住，应该怎样对待自己的父母。这个故事通过母亲托梦、动物反哺、三兄弟的忏悔等情节深刻地体现了保安族人民“孝顺”的伦理观念。
伦理道德观念的第二个表现就是“行善”“和为贵”“真诚”。保安族人在为人处事和社会生活中恪守“行善”“和为贵”“真诚”的伦理道德准则，即使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也要得到有关人的同意方可行事，否则被认为是不道德的行为。这些伦理观念不仅体现在日常生活中，民间文学作品中尤其是民间故事中也体现得淋漓尽致。《三邻舍》是一则在保安族最为广泛流传、妇孺皆知的民间传说故事。
据说古代黄河岸边的大河家住着三户人家，三个当家人，各有一套神奇的本领。大哥是个“风里耳”，二哥是个“穿山眼”，三哥是个“万能手”。三家人同甘共苦，互相帮助，和谐相处。但是，南山有个魔王千方百计总想害这三家人。有一天，他招来黄河神，命令他发洪水淹死三家人，此事被风里耳大哥听到了。二哥穿山眼找了牛皮，三哥万能手做成了不怕洪水的“双牛”筏子。三家人坐在了筏子上战胜了洪水。魔王并不甘心，这年夏天，他又招来瘟神，命令它放出疫病来害死三家人。魔王的话被大哥风里耳听到了，在三家兄弟的配合下，找来了太子山上的大捆艾草，在各家的菜园里挖出很多红皮大蒜。
当瘟神放瘟疫时，三家门口早燃起了艾草。各人的怀里、嘴里、鼻孔里都有红皮大蒜，一场瘟疫避开了。魔王不死心，又想出了一条毒计，让样子像猫头鹰的嗤叫子，去挑拨三家人的关系。大哥、二哥没有上当，万能手听见嗤叫子的话却动了心，渐渐疏远另外两家人，从此三家人失去了和气。万能手划着厚牛皮筏子，搬到太子山下去住了。穿山眼赶上尕驴，到二三家落了户，丢下风里耳一家留在大河家。魔王非常高兴，便接连施用风旱雨涝各种灾害，分别折磨这三家人。三个老兄弟终于经受不住各种灾害的折磨，临死时他们觉悟了，嘱咐各自的子孙，一定要和睦团结、齐心协力，只有这样，才能战胜恶魔降下的灾难。儿孙们接受了祖先的遗训。三家人繁衍了三个民族，分别是保安族、东乡族和土族。住在大河家的是保安族，住在太子山下的是东乡族，住在二三家的是土族。
《三邻舍》的故事叙述了保安族、东乡族、土族三个民族的来历，以许多幻想的情节，得出了不团结吃苦头的历史教训，体现了保安族人民世世代代与兄弟民族亲密和睦、团结互助、齐心合力的善良愿望，向人民讲述了一个人生哲理，那就是保安族的特殊历史经历使他们深深感悟到“团结才能战胜灾害”的道理，并且把这一源自于生活实践的道理贯穿在民间故事中，使得每一个保安族的后代在聆听故事的过程中受到教育，不仅要做到内部团结，也要与周边的民族团结协作，才能使本民族兴盛发展。因此，我们说传统民间故事一般不受时代、社会生活变化的影响，它代代相传，对一个民族的社会心理意识产生很大的影响。同时，在这个故事中还能看出一个细节，即三个邻居为了对付魔王降的水灾，买回两头皮胎，“用三斤雪花盐，三斤好清油，把皮胎擦了几遍，吹饱气，绑在了桦木排上”，做成双牛筏子，这种对保安族过去传统的水上交通工具——皮筏子制作过程的记述，再现了保安族传统的手工业品，以及他们生活的自然环境和生产方式。
伦理道德观念的第三个表现就是朴素辩证思想。保安族民间故事中的《妥勒尕尕上天取雨》讲的是：有一年大旱，大地干得裂开了一道道口子，庄稼一片一片地晒卷了叶子，所有的飞禽走兽被晒得四处乱跑。狮子大王召集所有的飞禽走兽一起商讨求雨的事情，而这时自以为聪明的妥勒尕尕三蹦两跳到狮子跟前说它能办成大事，征得了狮子大王的同意。妥勒尕尕找见雨公大神，按照雨公大神的要求舀了三勺水泼向人间，人间的山川万物得救了。妥勒尕尕知道自己立下了汗马功劳，得意洋洋，飞奔下来。由于过于高兴，不小心跌了个筋斗，它的头被一块大石头碰得起了疙瘩，这时妥勒尕尕又痛又气，自言自语道：“地怎么硬硬的，一点雨都没下，肯定是雨公骗了我。不行，我还得上一趟天。”妥勒尕尕见了雨公又气又急，跑到缸子边连舀了二十四勺水泼向人间。妥勒尕尕哪里知道这样做竟然使得河水像脱疆的野马，淹没了良田、农庄，造成了重大灾难。
故事形象而深刻地表达了主观武断、不经调查研究、好心办坏事的朴素辩证思想观念。在日常生活中，保安族人民更是重视做事一定要深入细致地进行调查了解，一定要把握分寸和做事的行为准则，因此，保安族与周边民族建立了和睦相处、团结共存、友好往来的关系。
从保安族的民间文学可以看出保安族民间故事中所反映出的伦理道德观念。但是，我们从中还可以看出其不同于别的民族的特性，那就是保安族的伦理道德一方面来自社会生活实践，一方面来自他们所信奉的宗教。两方面的作用使得保安人的伦理道德与其他民族尤其是汉族有了明显的差别。总结为一点，那就是，保安族的民间文学所反映的伦理道德既具有作为普通社会成员所应有的基本道德规范的鲜明的时代特征，又具有浓厚的宗教特色。
保安族民间故事反映出了鲜明的时代特征：保安族人在长期的社会生活实践中，为了维护本民族的生存、保障社会的稳定，形成了要求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必须遵守的基本准则和规范，同时运用这些准则和规范来达到具体的道德实践活动，并通过善恶观念进行评价。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一员的保安族，在追求本民族发展、繁荣的过程中，与其他民族一起共同推动着整个社会的进步。尤其在当今不断面临的现实环境的挑战和经济水平不断提高，对每一个公民的社会公德意识和水准提出更高要求的情况下，无论是一个公民还是一个民族，其道德水平的提高是与整个社会的教育方式、舆论引导、法律监督分不开的。
保安族的道德意识、行为及道德关系具备鲜明的时代特色。随着社会实践领域的不断拓展，新兴的道德关系逐步形成，打破了以往地域的界限，使保安人在更为广阔的社会生活中建立起广泛的道德关系。传统的民间风俗也被赋予了积极的含义，使其朝着更加健康充满情趣的方向发展。道德关系层次的不断深化，所涵盖的范围的不断扩大，对道德规范的践履就含有了更多的主动性。在不同的道德关系中，个人的行为便具有更大的选择性。保安族人在生活实践中形成的个人必须遵守的社会基本义务以及个人的最高道德追求和终极目标，都是在继承传统优秀道德因素的基础上，体现出明显的时代特征。社会生活实践既推动了人类意识的发展，又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和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成为促使新的道德规范不断产生的动力。保安族世俗道德的发展充分体现了时代赋予的特征。
保安族信奉伊斯兰教，伊斯兰教的道德规范不仅对穆斯林的伦理生活起了道德规范行为的作用，而且成为穆斯林群众严格奉行的准则。对保安人来说，他们所信奉的伊斯兰教早已渗透到他们的日常生活、风俗习惯、思维方式、起居饮食当中，在某些方面甚至融为一体，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伊斯兰教认为，在所有的善里，最高的善就是对真主的尊崇和信奉。穆斯林通过念、礼、斋、课、朝五功来体现对真主的崇信，并以此坚定和完善信仰，使人摆脱恶劣习气，将个体道德的修养达到高的层次和境界。对真主的尊崇和信奉，使得保安人把自己对真主的顺从和追求作为判断一个人的好坏或善恶的标准，自觉自愿地实践着五功所规定的一切。保安族人认为，人生在世，应对自己的行为有所约束，要多行善事，今世善与恶都将会受到真主的判决，行善者将进入乐园，作恶者会坠入火狱，个人对今世的选择负责。
（四）民间歌谣
民间歌谣是叙事和抒情的一种韵文演唱形式，是民众表达情感最为便利和快捷的歌唱传统。歌谣是民歌和民谣的合称，是民间文学中可以歌唱和吟颂的韵语。根据钟敬文主编的《民间文学概论》，歌谣的定义是：“民间歌谣是劳动人民群体的口头诗歌创作，属于民间文学中可以歌唱和吟诵的韵文部分。它具有特殊的节奏、音韵、叠句和曲调等形式特征，并以短小或比较短小的篇幅和抒情的性质与史诗、民间叙事诗、民间说唱等其他民间韵文样式相区别。”它是民众唱诵的诗，是人类历史上产生最早的语言艺术。从原始社会开始，它就一直伴随着民众的生活，自古就是“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在民众的日常劳动中产生，并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
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从语言表现形式上可以分为散文体与韵文体两大类，民歌属于韵文体作品的一部分，是民间创作流传的一种形式短小，具有独特韵律的韵文体作品，在各民族的文学发展史上，民歌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是时代和社会的一面镜子。每个民族的民歌，不仅反映着各民族处于不同时代的社会生活、民族风情，而且勾画出不同民族的形象、心理和性格特征。有关民间歌谣的种类，万建中在其所着的《民间文学引论》中引用了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总编委会主持下所制定的歌谣分类细则：将歌谣的种类分为劳动歌、时政歌、仪式歌、情歌、生活歌、历史传说歌、儿歌和其他杂歌。
保安族的民间歌谣内容十分丰富，其中以“花儿”为主要形式，在保安族的民间文学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堪称是“保安族人民生活的百科全书”，除此之外还有宴席曲，打调、小调、酒曲、号子和儿歌，内容独特，别具一格。这里主要介绍的是保安族歌谣中的“花儿”和宴席曲。
1.“花儿”。根据郗慧民教授所着的《西北花儿学》，“花儿”是产生和流传在甘、青、宁、新部分地区的一种以爱情为主要内容的山歌，是这些地区的少数民族人民用汉语歌唱，其格律和歌唱方式都相当独特的一种民歌，深受回、汉、藏、东乡、土、撒拉、保安、裕固等民族的喜爱。“花儿”又称“少年”。男青年唱的叫“少年”，女青年唱的称“花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