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文风：富含哲理与神仙思想
正始时期文学风貌的形成与当时的社会环境、玄学思潮有着密切关系。这一时期的文学更加呈现出一种自觉性，作品中所反映的对于主体精神自由的关注、感情的抒发以及哲理化的思维、悲情色彩等都格外引人注目。这一时期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文学风貌呈现多样性，笔者仅就其中尤为鲜明的几点加以研究。文学史上多以阮籍和嵇康作为正始文学的代表作家，笔者从广义上把王弼、何晏也归入其中，又因为这几人最具代表性，所以结合此几人的作品对这一时期文学风貌作一论述。
（一）政局、玄风影响下的鲜明哲理化特点
从汉末建安时期到西晋立国这几十年的时间里，政治形势变化多端，诸多名士在政治斗争中丧命，这给士人带来了莫大恐慌。儒家思想自汉武帝定为一尊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日益烦琐，到东汉末年已衰微。汉代士人在大一统思想的禁锢之中皓首穷经，使经学变成了烦琐的章句解析。到了魏晋之际，士人的思想随着大一统政权的没落也发生了变化，他们对于儒家的那套道德标准开始产生怀疑，对于“立德、立功、立言”的态度开始动摇，甚至对儒家为士人所设的那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规划产生了迷惘。于外而言立功已变得极其困难，由此，士人们在那个特殊的环境中更加趋向于对自我价值、生命意识的探索。在经学衰微之时，玄学应运而生，玄学思潮的影响加之社会环境的变化，使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中充满了鲜明的哲理化特点。
袁行霈在《中国文学史》中提道：“由于正始玄风的影响，诗歌逐渐与玄理结合，诗风由建安时的慷慨悲壮，变为词旨隽永，寄托遥深。”正始诗歌的这一特点是非常明显的。王弼在《周易略例·明象》中对言意之关系作出如下阐述：“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意以象尽，象以言着。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犹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也。”王弼认为，真正的达“意”是超越了“象”的，这就对具体的物象进行了抽象，达到了一种哲理化的高度。建安时期，士人们在抒情之中表现对现实生活的切身感悟，表现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对于战争导致的民生痛苦也有深切感受；以何晏、王弼、阮籍、嵇康等为代表的正始士人则更注重抒写内心情感、孤独。外部政局的无望使他们更注重内心和对一些哲理的探讨。阮籍的《咏怀诗》难以猜测，充满了哲思而诗风隐晦。
天马出西北，由来从东道。春秋非有托，富贵焉常保。清露被皋兰，凝霜沾野草。朝为媚少年，夕暮成丑老。自非王子晋，谁能常美好。（《咏怀诗》其四）
昔闻东陵瓜，近在青门外。连畛距阡陌，子母相钩带。五色曜朝日，嘉宾四面会。膏火自煎熬，多财为患害。布衣可终身，宠禄岂足赖。（《咏怀诗》其六）
炎暑惟兹夏，三旬将欲移。芳树垂绿叶，青云自逶迤。四时更代谢，日月递参差。徘徊空堂上，忉怛莫我知。愿睹卒欢好，不见悲别离。（《咏怀诗》其七）
朝阳不再盛，白日忽西幽。去此若俯仰，如何似九秋。人生若尘露，天道邈悠悠。齐景升丘山，涕泗纷交流。孔圣临长川，惜逝忽若浮。去者余不及，来者吾不留。愿登太华山，上与松子游。渔父知世患，乘流泛轻舟。（《咏怀诗》其三十二）
文选李善注阮籍《咏怀诗》说它是“百代以下，难以猜测”，之所以难以猜测，一方面的原因是诗歌所蕴涵的哲理化倾向。《咏怀诗》其四蕴涵了富贵之无常，岁月流逝，生命短暂的哲理，“春秋非有托，富贵焉常保”，春天的生机勃勃景象固然美好，但转眼即逝，接下来的是秋天的萧瑟。在魏晋之际的混乱社会里，生命尚不能保证，富贵又怎能常保？“朝为美少年，夕暮成丑老”，社会变幻无常，时间如水般逝去，昔日的美少年也会变成“丑老”。在生命尚不能保证的情况下，多财已经没有意义，反而是一种祸害，正所谓“布衣可终生，宠禄岂足赖”。在参悟出人生的哲理之后，诗人又感慨天道之悠悠。阮籍在经历生活的磨难后，逐步体会到了生命的哲理，他对于天道的思索也有着深沉的意蕴。在明白了世事艰辛之后，诗人向往着登上太华山与松子一游，或者像渔父一样乘着大江流水划着小舟随水而去。那样的生活远离世事的烦恼，无忧无虑，随心而安，舒适自在而不受任何人的管束。
阮籍对于当时生存境况有着强烈的不满，但当时的社会情形不允许他直白地表现，他一生至慎，口不臧否人物，对于时局更是缄口不言。内心的苦闷、时局的黑暗，最终以诗歌的形式表现了出来。嵇康的作品与阮籍的《咏怀诗》相比就直白得多了，他不像阮籍那样把诗歌写得那么隐晦。嵇康是厌恶功名利禄的，他讨厌做官，希望过着一种悠闲舒适、没有世事牵绊的宁静生活。他崇尚玄寂无声、清静的生活，无车马之喧闹，仅存一份静好。《老子》第五十七章：“法令滋章，盗贼多有。”所以他赞同“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主旨归结起来就是提倡一种无为，让万物各按其性自然发展。嵇康的六言诗《知慧用有为》：“违法滋章寇生，愤然相招不停。大人玄寂无声，镇之以静自正。”嵇康的这首诗可以说是老子这一思想的反映。
政治环境是险恶的，文人们不再对现实直接发表自己的建议，文学作品直抒胸臆者更为少见，文人们转而以哲思的眼光和视角来看待社会人生和自然界。由此他们之中逐渐形成哲理思考的风气，以哲理化的姿态来思考现实人生、思考人道，继而延伸到对天道的探究。正始玄学的兴起对文学作品的哲理化起到了重要作用，士人之间的谈玄可以表现他们的辩论才华，另一方面，士人的论辩内容、在辩论之后的感受体味又以文字的方式，再稍作润色加工后被记载下来，这就形成我们今天看到的部分文学作品。现实政治环境让士人稍不留意便会丧命，这就养成了部分士人小心谨慎的风格，随着玄学的兴起盛行，士人转而谈论玄远幽深的道理而不论政事。这二者共同影响了正始文学的哲理化特点。
在社会动荡不安的时代里，尤其是统治黑暗的时期，人们对于生命，时刻怀有一种恐惧之心，在思索人生的时候往往充满了悲哀感，而现实与理想的差距也使他们倍感苦闷。正始时期的文学作品在充满哲思的同时，也有表现人生悲哀和内心苦闷的特点。
（二）浓厚的悲凉感和苦闷感
在社会正值黑暗的时代里，士人们的心里往往承受着压抑，士人们越来越关注生命。向秀和嵇康就养生问题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探讨，向秀认为应该顺欲养生，他更加注重生活乐趣；而嵇康则认为人要节欲以养生。正始士人对于养生问题的探讨，反映了他们对于生命的重视。这一时期的作品因此充满了一种悲凉苦闷的色彩。最具代表性的是阮籍的《咏怀诗》。
阮籍是一位苦闷的诗人，史载他曾驾车出门，走到路的尽头恸哭而返，内心的苦闷可见一斑。结合他的部分《咏怀诗》作一分析：
嘉树下成蹊，东园桃与李。秋风吹飞藿，零落从此始。繁华有憔悴，堂上生荆杞。驱马舍之去，去上西山趾。一身不自保，何况恋妻子。凝霜被野草，岁暮亦云已。（《咏怀诗》其三）
春天的时候东园里的桃李长得很茂盛，等到果实成熟之时，采摘果实的人非常多，树下已经踏出了小径；秋天来临的时候叶子却变黄随风而落，萧瑟的景象不免令人悲伤。自然界里的事物不免让诗人想到了自身，人世间的繁华终有憔悴的时候，这让诗人感到伤悲。在一年的最后时期，野草却被凝霜所覆盖，联想到众多士人在晚年之时惨遭杀害，更是令人心痛。这首《咏怀诗》其三，诗人由自然界的繁华憔悴写到人生，这其中充满了一种生命的悲凉感。自然界的事物变化就很容易引起诗人情绪变化，“（是鸟）（夬鸟）发哀音”就会“凄怆伤我心”。（《咏怀诗》其九）在对自然伤春悲秋，实则伤己悲己啊。《咏怀诗》第十四首也是由物而心生悲意。
开秋兆凉气，蟋蟀鸣床帷。感物怀殷忧，悄悄令心悲。多言焉所告，繁辞将诉谁。微风吹罗袂，明月耀清晖。晨鸡鸣高树，命驾起旋归。（《咏怀诗》其十四）
清凉的秋天已经到了，蟋蟀的叫声让士人感到一阵忧虑，心中不免觉得悲伤。蟋蟀感觉到秋天到了而鸣叫，诗人因为蟋蟀的鸣叫而悲。蟋蟀本无所谓悲喜，只是人的感情加于其上，便觉得蟋蟀也在悲鸣。诗人见物而生情，他的内心是非常悲凉苦闷的，此时蟋蟀的鸣声仿佛让他找到了知音一般。然而，蟋蟀又怎么会言语？自己内心很多的话和谁去诉说呢？由此诗人陷入了更加苦闷的情绪之中。
生命辰安在，忧戚涕沾襟。高鸟翔山冈，燕雀栖下林。青云蔽前庭，素琴凄我心。崇山有鸣鹤，岂可相追寻。（《咏怀诗》其四十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