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雅慧
摘要：由秦代到两汉，士之风气几经变化。在这个演变过程中，文学作品也相应呈现出了不同的特点。本文旨在通过对政治历史的分析，梳理出秦汉时代士风的演变过程，从而展示这个变化过程对文学产生的影响。本文将以历史朝代为线索，阐释士风与文学在秦汉时期的演变。
关键字：士风；文学；秦汉
一、秦统一时期的士之遭际
秦代建立于公元前221年，到公元前207年灭亡，这个短暂的王朝，在中国文学史上几乎只留下一片空白。在很多文学史中，秦代文学的部分，都是一笔带过地提到吕不韦及其门客所编撰的《吕氏春秋》、李斯的《谏逐客书》，以及秦始皇巡游封禅的刻石铭文。在李孝堂的《试谈秦代文学》一文中，作者认为，《吕氏春秋》和《谏逐客书》都属于战国时期的作品；而刻石文，“其内容都是用最肉麻的话歌颂秦始皇的功德”，“这样的文学实际上算不上什么文学”。秦代文学之所以会呈现出这样一个寥落的境况，与当时的社会历史和政治环境有着十分重要的联系。
回顾战国末期的秦国，商鞅携带李悝的《法经》入秦，秦孝公行商鞅之法，实施一系列改革的同时，又反对儒家的礼治德教，主张以“法”治国。秦一统六国的局势渐渐明朗，百家争鸣的子学思潮也渐入衰败的尾声。法家的一系列主张在秦国得到推行，其中一些不乏愚民色彩。《商君书·垦令》中有：“民不贵学问则愚，愚则无外交，无外交则国安而不殆。”为了国家稳定，“不贵学问”成为法家治国的策略之一。法家的思想融入到秦国的国民性格中，是文化萧条的一个重要渊源。
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三十四年，秦始皇置酒咸阳宫，博士七十人前为寿。博士淳于越在宴会上提出了恢复“分封”制度的主张，以为“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李斯却认为：“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李斯认为，私学的盛行，阻碍了中央集权的统治，因此应该废除。秦始皇接受了他的建议，焚“诗、书、百家语”；后又因术士侯生和卢生的逃跑而坑术士四百六十余人，其中不免也有儒生。历史上称做“焚书坑儒”。这一文化史上的大毁灭事件，导致先秦士风在此戛然而止，进而带来了一个文化上寂灭的时代。
这一时期的士人，以一种微弱的姿态，隐匿在这场浩劫之中，几近毁灭。士风无疑在秦代出现了严重的断层。我们所能看到的先秦士之遗流，得以保留在朝廷中的一些博士、诸生，完全丧失了先秦时期那种畅所欲言的政治环境，他们只能是无所作为，再没有纵横天下的气魄了。这种局面直到秦末。由于秦王朝的暴政，农民军队揭竿而起。借助楚汉之争的风云之际，一些流于民间的士人，逐渐由隐而显，再次发挥了他们的重要历史作用，出现了韩信、张良、范增、萧何等一批策士，这一时期的士人，分布在楚汉两个集团中，为历史的推进发挥着重要作用。此时的士林风貌，似乎是先秦士风的一个短暂再现。随着汉代统一政权的逐步确立，这股前秦遗风的短暂返照也渐渐消退了。
二、西汉时期的士风与文学
（一）汉初士林的重振与汉大赋创作的前奏
秦末，由于楚汉两雄相争，势力此消彼长，这一时期的士人虽然也受到礼遇，但在经历了秦朝的那场洗劫之后，秦汉之际的士人与先秦时期士人相比，已经看不到精神上的自由恣肆和施展才能的酣畅淋漓了，取而代之的，他们变得沉稳内敛，懂得安身保命。《汉书·张良传》记载，“良从入关，性多疾，即道引不食谷，闭门不出岁余。”张良的做法，正是那个时代士人的写照，他们深知自己的角色地位，以及对君王的作用，“兔死狗烹”的道理谙熟于心，因此他们在汉代统一政权逐渐确立后，采取了明哲保身的态度。
汉朝政权确立之后，文化上经历了一个恢复和振兴的漫长过程。刘邦称帝不久，“群臣饮酒争功”。对于这种状况，刘邦“患之”。叔孙通对高祖进言，“夫儒者难以进取，可与守成”，他可以“征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刘邦采纳了这个建议，令叔孙通率领儒生制定宫廷制度，规范君臣礼仪。这样，儒士在汉帝国有了一个立足之处。但这时的士人在朝廷的作用仅仅是用以朝仪，没有真正承袭“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精神大义。这一时期的士人，还是不能摆脱秦朝文化毁灭的阴霾。
真正开启士人精神重振之风的是陆贾。《史记·郦生陆贾列传》里讲道，陆贾时时在刘邦面前讲《诗》《书》。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贾讲道，“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他又说道，秦之灭亡，是因为没有“行仁义，法先圣”。高帝听完以后，面有惭色，请陆贾着书，以说明秦失天下的原因，及古之国家成败，为汉家天下作长久之计。陆贾凡作十二篇，每奏一篇，“高祖未尝不称善”，将其号为《新语》。陆贾的《新语》十二篇包举大端、气阔恢弘，稽查古今成败之理，阐述儒之精神大义，又包罗先秦诸子思想之博大，显现出了开阔的理性精神，焕发出大一统的恢弘气象，为汉代帝国的意识形态领域筑造了精神根基。《新语》开启的精神世界，扭转了士林精神失语的萧条状态，为两汉士人重整旗鼓开启了先声。
陆贾作为两汉士人的先行者，已经初露两汉士人精神大势的端倪。承继陆贾之后，以贾谊为代表的一代士人，他们兼纵横家、文学家的气质于一身，成为具有经国品格的“经国之士”。贾谊以一种激昂的姿态出现在西汉文学繁盛的大时代到来之前。他的《新书》是陆贾之后又一重要政论典作，被鲁迅先生赞誉“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体现了士人在汉帝国大统一初期力图伟业、积极进取的豪情壮志。《新书》开篇的《过秦论》，总结了秦之速亡的历史教训，以为汉之借鉴，见解深刻而又极富感染力，另外还有着名政论散文《论积贮疏》和《陈政事疏》，代表了汉初政论散文的最高成就。贾谊的《吊屈原赋》《服鸟鸟赋》是贾谊被贬长沙时的作品，开启了中国文学史上贬谪文学的先声。贾谊代表的汉初士人，具有积极用世的人生态度和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是汉代文人士大夫文学时代和两汉文学大统一盛世景象的前奏。
士人在汉代建国之初，就是经历了这样一个步履艰辛的过程，才得以在汉帝国确立了一席之地，从而重振了士林之风。
（二）以诸侯王为中心的士人群体及其文学成就
汉初的刘氏集团为了巩固政权，不断削弱异姓诸侯，而广建同姓诸侯。这时候的诸侯国，还保留有战国时期的养士遗风。各国诸侯多礼贤下士，招揽人才，以便使自己封土之内的经济文化都得到发展。但这时候的诸侯国，不能像战国时期一样通过战争拓疆称霸，他们所养的宾客在政治军事上发挥不了太多的作用，故而将注意力转移到文学方面。赖以这样的时运，在汉初形成了几个具有代表性的文人化的士人集团。
其中，河间王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遂以他为中心的士人群体兴起了经学之风；淮南王刘安统领的士人群体则以老庄之学为思想主流，编着了包揽宇宙大观的理论着作《淮南鸿烈》。文学成就较高的是以梁孝王刘武为中心的梁园士人群体。
孝王武居天下膏腴之地，又在七国之乱中有功，因此得以大兴土木，招揽四方豪士，一时间公孙诡、邹阳、枚乘等俊士云集于梁园，形成了一个极具影响力的文学群体。梁园的文化环境相对摆脱了外界的束缚，为这些士人提供了适合于发挥自己才能的空间，他们得以各尽其长，争辞竞藻，能文善赋。其中以枚乘《七发》成就最高。《七发》以讽喻的形式，揭示了贵族的腐朽生活，辞采华美、气势壮观，把充溢的气势和舒展的意象发挥得淋漓尽致。枚乘《七发》所表现出的博大的文学风貌已经使我们可以感觉到，这一时期的士人，在宽松的政治环境中积极进取，积蓄了宏阔的精神力量，昭示着一个伟大的繁华盛世即将到来。
（三）由先秦到汉武时代士人的转型
自战国秦汉到汉武帝以前，除了秦朝那个特殊的寂灭时期，士人一直扮演着游士、策士的角色。他们游走于各个诸侯国之间，以游说为生，出谋献策，或者寄身于一些贵族门下，为所在的政治集团效力。随着汉朝大统一时代的到来，唯一的中央集权统治使士人们丧失了原有的以游说为生的空间。而统一的汉帝国又需要统一的文化思想来作为统治的根基。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使儒学成为官方哲学，取得了独尊的地位。这时期的士人，不再是畅以各家之言，推广各派学说的游士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