匪夷所思的是，前车之鉴，后世之师，效果鲜微而伤亡骤多的服丹行为延续了几千年未有终止，反而愈演愈烈：李唐王朝后期，唐宪宗李纯、唐穆宗李恒、唐武宗李炎、唐宣宗李忱相继因服丹殒命，父祖辈的死亡丧失警示效用，唐宪宗李纯服丹，舍人裴潾谏言“夫药以愈疾，非朝夕常饵之物。况金石酷烈有毒，又益以火气，殆非人五藏之所能胜也”，不纳殒命；唐穆宗李恒服丹，处士张皋谏言“先帝信方士妄言，饵药致疾，此陛下所详知也，岂得复循其覆辙乎！”不纳殒命……不禁疑惑，是什么力量促使在明知有死亡威胁时仍一意孤行，恐怕还是对死亡的恐惧与对长生的渴望吧！
第三节 佛教——既适一生中，又入一死理
东汉末年，佛教传入中国，时间同步于中华文明的死亡意识觉醒。
佛教传入中土之前，中国本土文化鲜少论及死亡，对生命的无常也缺少应有的关注。儒家思想基本上是重生的学说，它所强调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更多地因缘于某种政治或道德目的，与普范的死亡问题没有必然关联；道家虽然将视角直接对准死亡问题，但更多的是将长生不死、肉体不朽作为现实的经验境界来追求；佛教，作为一种明确提出死亡，关注死亡，并为死亡量身定制一系列拯救方法的宗教，来到中国，为中国带来博大精深的教义，也带来了“死亡”。
公元前6世纪，古代印度迦毗罗卫国净饭王太子乔达摩·悉达多创立佛教。公元前3世纪，孔雀王朝阿育王时代，佛教通过三条路径传入中国：北路向北经中亚越帕米尔高原入西域、再经河西走廊至中原汉地；西路向东自缅甸经西南云贵川山间小道入中原并沿长江下东南；南路向南泛海经狮子国、印度支那至中国东南沿海一带。据现存文献记载，三条路径中最早进入中国的是北路，“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博士弟子景庐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受《浮屠经》”，到东汉明帝刘庄（公元28—75年），佛教在上层统治集团已成势力，并逐渐向整个社会传播开来“世传明帝梦见金人，长大，顶有光明，以问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长丈六尺而黄金色。’帝于是遣使天竺，问佛道法，遂于中国图画形像焉。楚王英始信其术，中国因此颇有奉其道者。后桓帝好神，数祀浮图、老子，百姓稍有奉者，后遂转盛”。佛教初入中国，因善于伪装为神仙方士一流，故而未曾遭遇本土思想的强烈抵制，反而礼遇有加，仅因剃发有违孝道，官方采取禁止汉民出家为僧的宗教政策。东汉末年三国混战，传统的礼教孝道逐渐失去约束力，不许汉人剃度出家的禁令形同虚设，佛教的民间市场瞬间打开，仅南朝梁一代，出家僧尼达十余万，建寺凿窟难计其数，“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慨叹未若实际景况壮观。不仅如此，北方“五胡”诸国甚至奉佛教为国教，南朝梁武帝萧衍更视儒道为“邪道”，宣称“惟佛一道，是于正道”。思想碰撞在晋宋齐梁时期产生，经过对儒与佛和道与佛的激烈辩论后，中华文明已不再把佛教视为异域宗教文化，而将其看作华夏民族宗教文化中的有机组成部分。自此，佛教便成为中华文明三大思想支柱之一，长期影响中国人的观念和行为，尤其与死亡相关的观念和行为。
生死观——建构多维世界凸显无常
佛教的死亡观是建立在其独特时空观与人生观基础上的。
语言决定思维，梵语为屈折语，语法灵活多变，不拘一格，其主、谓、宾等主要句法成分在句中无固定位置，语序亦无固定模式，即所谓“寓物合成，随事专用”。长期使用梵语的古代天竺人自然孕育出富有想象、极为广阔浩渺的时空观念，神话、宗教系统尤为发达，通过紧密结合宇宙、社会、人生，将现实的经验世界提升到想象的超验世界之上，把经验世界的诸种概念无限度放大或缩小，进而构建一系列丰富、奇特的多维世界。
佛教空间观的核心是佛法无边无界，其主要表现形式为宏观“三千大千世界”与微观“三界”：佛教认为，以须弥山为中心，同一日月所照耀的四方构成一“小世界”，一千“小世界”构成一“小千世界”，一千“小千世界”构成一“中千世界”，一千“中千世界”构成一“大千世界”，而大、中、小三种“千世界”即合为“三千大千世界”。佛教同时亦由低到高将世俗世界分为欲界、色界、无色界“三界”，而欲界也由低到高分为地狱、饿鬼、畜生、阿修罗、人、天六道，芸芸众生即在此三界中各层次间生死流转。
佛教的时间观是在空间观基础上确定的，其核心为时间的无始无终，其主要表现形式包括宏观的、微观的一系列不同于世俗经验世界的具体时间概念，宏观上有“劫”的概念，也有大、中、小之分，一“大劫”包括世界成（形成）、住（安住）、坏（毁坏）、空（空虚）四个阶段；微观上的概念更为抽象琐碎，“刹那”即极短的时间，一百二十“刹那”构成一“怛刹那”，六十“怛刹那”构成一“腊缚”，三十“腊缚”构成一“须臾”，三十“须臾”构成一“昼夜”，即使在最小时间概念“刹那”中，事物也在不断生灭轮回。
比起以儒、道为代表的本土思想时空观，佛教更多关注超验层面，其对社会历史时间冷漠淡忘，对现实经验空间不屑一顾，其对宏观宇宙的奇思妙想，对微观生命的探索发挥，远远遮盖了其对经验世界的关心，而以此为基础的人生观亦无论善恶，更关注超验因素：佛教缘起论认为宇宙万物均因缘和合而成，彼此间存在联系，任何事物均依赖他事物的生成而生成，他事物的存在而存在，其本身没有真实自性，所以为“空”，小乘佛教提出“人无我”“人我空”，大乘佛教更进一步提出“法无我”“法我空”，宇宙万有，一切皆空；佛教从本体上否定一切事物，但无法否认事物的现象存在，故而引入概念“幻”，提醒世人不可执着其有，尽管境象具体、清晰、可感，但绝非境象本身；而正是社会人生的虚幻不实，造成“苦聚”，“苦”即是佛教对人生最为根本性的概括，更是充溢在宇宙、社会之间，所谓三道六界，生死轮回，皆为苦海。“空”“幻”“苦”作为佛教人生观的三大核心内容，引导着信众的人生追求方向，小乘佛教视形体为牢笼，主张“灰身灭智，捐形绝虑”；大乘佛教主张人身难逢，人生可贵，众生应利用机会离却爱欲，修道积福。
基于以上时空观与人生观，佛教发明特有的死亡理论，即无常与涅槃。早期佛教即有“一切行无常，一切法无我，涅槃寂灭”的“三法印”说，其中“行无常”“涅槃寂灭”皆与死亡息息相关。
所谓“无常”，即世界万有（一切事物和思维概念）都时刻处于生灭变化过程中，任何现象都无法保住它的永恒常在，这种无常反映在人生上，即认为众生终归会变化、灭亡，个体生命在这一过程中更显脆弱而短暂，不经一难，不堪一击。
所谓“涅槃”，系由梵文直译，亦可音译涅盘、泥洹、泥亘、般涅盘，亦可意译灭、灭度、寂灭、圆寂等，原意是火的熄灭或风的吹散状态，佛陀引入此概念将生命短暂、人生无常与断除烦恼等“苦聚”结合起来，指向一条通向超越时空、超越生死的道路。也就是说，作为生命体的人，生是暂时的，死也是暂时的，唯有不生不死的状态才是恒长久远的。小乘佛教的涅槃是以“灰身灭智，捐形绝虑”为目的，走向彻底的死亡；大乘佛教的涅槃却更注重思想上的觉悟，基于此涅槃不仅意味着死亡，更意味着新生，而该新生恰是脱离生死轮回苦海的永恒常驻的新生。
拯救法——拓展时空维度容纳死亡
佛教从生死观的建构上即为世人提供了一个超越现实知觉经验的“世界”结构，该结构是时间与空间的统一，空间包含着时间，时间扩充着空间。“世”为时间概念，包含过去、现在、未来流转不息、永恒常驻的时间；“界”为空间概念，囊括十方无边无际、浩渺高广的空间，这种从时、空全方位拓展的世界已然超越“三维”范畴，进入“高维”结构，而该结构的存在则允许世人在三世与十方的“世界”间轮回流转，生与死不过是某个时刻在某界的一种状态，死亡并不意味着终点。
佛教认为，人的形体随时可能消亡，但灵魂永存，并在天道、人道、阿修罗道、畜生道、饿鬼道、地狱道六道中不断轮回转世，在胎生、卵生、湿生、化生四生中不断反复流转，所谓“生生死死”无数次，循环三界，互相通达。
众生轮回，在六道之间，天道、阿修罗道、人道前三道为三乐趣，畜生道、饿鬼道、地狱道后三道为三恶趣。灵魂在六道中轮回受难，每一道都有一尊佛，发大慈悲以救众生脱离苦海。
多维的时空维度下，死亡在佛教的视野中并不凸显，它只是完成今生一道、开启来生一道的转折点，是道与道之间的阈门，是苦难与苦难之间的通道，众生在今生所历尽的苦难在死亡时仅终结瞬间，转瞬即进入另一轮回，不同的苦难又即刻开启。
空、幻、苦的人生轮回中，死亡在佛教的理论中也并不可怕，如果众生在六道中所经历的都是苦难，那么死亡这一没有苦难的瞬间也许也是一种安宁与幸福，顺着该思路，不难想象众生在被动经历苦难的过程中时刻期待着死亡的到来，以结束无休止的痛苦。
在佛教处，死亡所承担的终结意义也并不存在，因为佛教的空间是无边无际、佛教的时间是无休无止，没有边界没有终止的时空中，佛教对死亡没有刻意的拯救，而是将死亡纳入自身所构建的多维时空中，死亡不是固定的、最后的那个节点，它也许在个体目前存在状态之前曾有过，它也许在个体目前存在状态的下个时间点瞬间到来，死亡永远在生存的过程中存在，恰如《生经》所说“年少当老，虽复长寿，会当归死，如朝露花，日出即堕，世间无常，亦复如是。年少强健，不可常存，譬如日出，照于天下，不久则没。如是，贤者，合会有别，人生有死”。
拯救法——修行增强觉悟以臻涅槃
如果说内圣外王是儒家建立在社会基础上的死亡拯救，求仙服丹是道教建立在宇宙基础上的死亡拯救，那么佛教的自我振作则是建立在主体心灵基础上的死亡拯救。
佛教讲求修行，并希冀通过修行追求佛教要求的最高境界——涅槃，摆脱轮回痛苦，继而达到心灵觉悟的最高境界。释迦牟尼在创立佛教之初即提出修行的基本方法“八正道”，并从中归纳总结出戒、定、慧三学。
佛教将苦谛、集谛、灭谛、道谛“四圣谛”具体化，提出消灭烦恼的八种正确方法：
一曰正见，谓人修无漏道，见四谛分明，破外道有、无等种种邪见，是名正见。
二曰正思，谓人见四谛时，正念思惟，观察筹量，令观增长，是名正思。
三曰正语，谓人以无漏智慧常摄口业，远离一切虚妄不实之语，是名正语。
四曰正业，谓人以无漏智慧修摄其身，住于清净正业，断除一切邪妄之行，是名正业。
五曰正命，谓出家之人，当离五种邪命利养，常以乞食自活其命，是名正命。
六曰正精进，谓人勤修戒定慧之道，一心专精，无有间歇，是名正精进。
七曰正念，谓人思念戒定慧正道，及“五停心”助道法，堪能进止涅槃，是名正念。
八曰正定，谓人摄诸散乱，身心寂静，正住真空之理，决定不移，是名正定。
“八正道”从认识、思维、言语、行为、生存、努力、保持、坚定等八方面启示众生涅槃的途径，并提炼出“戒”“定”“慧”“三学”过程完成涅槃：
“戒”包括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是对人身体行为的特定约束。
“定”包括正定，是对人精神状态的严格控制。
“慧”包括正见、正思、正念，是对人认识的正确引导。
“戒”“定”“慧”三者构成逻辑严谨、循序渐进的过程：需通过身体行为的特定约束“戒”方能达到对精神状态的严格控制“定”，方能达到对认识的正确引导“慧”，继而达到涅槃。
而“戒”“定”“慧”三者根据不同佛教教派有其具体的修行方式：“戒”内容逐步体系化，“定”内容逐步复杂化，“慧”极具思辨性，修炼色彩较薄，实则是“戒”“定”修行后的结果。随着佛教的发展和分裂，谱系林立，教义有别，修行理论也已超出“八正道”的范围而日趋复杂：小乘佛教的“三十七道品”、大乘佛教的“十波罗蜜”及密宗的身密、口密、意密“三密”等独特、具体的修持方法以“八正道”为基础延展开来，共同朝向涅槃这无生无死、超越轮回的终极状态努力。
而轮回的最初动力是由十二因缘中的第一支——“无明”引起的，无明特指对事物本来面目的无知，由于无知产生了对事物的追求“行”，各种不同的“行”会产生不同的业力，业力为轮回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针对“无明”佛教开展死亡拯救的另一种努力，一种有所作为的更积极的努力：佛教在死亡的重要性上创建了“觉悟”的重要性，通过达到觉悟的状态去化解一切问题，当然也包括死亡。即使六道轮回，面对“觉悟”这一死亡拯救努力，“无明”，这对事物本来面目的无知，这六道轮回的原始动力，不攻自破。死亡在此处，作为微不足道的某个时间与空间节点被卷入更为深缈的佛法追求中，拯救无从谈起，但效果显而易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