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子过得很慢，但十多天以后，不但不觉得慢，时光就像飞一样地过去。
我恪守着事先对自己的约定，不卑不亢，不冷不热，但我享受着跳舞带给我的喜悦和欢欣。
不管是什么人，无论是年长的还是年轻的，无论是特大方的还是特抠门儿的，我都同等对待，要跳舞，就跳舞，无论跳什么舞，不能说我跳得非常好，但都能应付，都能做到合拍搭调。此时，我什么都不想，只体味着肢体舒展的愉快。当然，也有很不守规矩的，但我坚信，只要女人自己做得好，保持分寸，保持本分，即使是这样的场合，男人能把你怎么样？敢把你怎么样？这倒应合了我们家乡一些老女人常说的一句话：“不赖男的！”
我相信这句话，也做到了。
我每天和阿珍一起去“金色丛林”，但不一定和她一起回来。我每天只陪一个客人，客人走了，我便走；客人向我要手机号码，对不起，我没有手机。至于小费和提成，我根本不指望，要给就给，不给也绝不会要。我很清楚，即使一块钱，也没有人会轻易给你，必定让你付出相应的代价。一个月下来，我收入了一千二百元的台费，另加极有限的小费，竟也有近二千元之多。比阿珍她们还相差得太远太远，但我自己已经很知足。
我第一天陪的那位叫郎先生的老头儿，在以后很长的间里都没有来。也许他来了，我没看见他，也许那次我留给他的印象实际并不好，他不再找我。谁知道呢？
已过去了好多天，阿珍忽然问我：“丽丽，你陪的那位郎先生觉得怎么样？”
我说：“还行吧。”
阿珍狡猾地朝我挤挤眼睛：“告诉你，他很有钱哩。但是抠门儿！”
我不吱声，不知道该说什么。
“你呀你，”阿珍总是说这句“你呀你”，又冲我伸出了小拇指，证明我不行、倒数第一。她又说：“你看人家隔壁的琳琳，每个月都是七八千哪！要做，又放不下，咿！”她说“咿”的时候朝我做了个鬼脸儿。
我知道，阿珍对我表示了某种气愤。我也知道她没有坏意思，但是我同样不吱声，因为我有我的想法，有我为人处事的原则，只是我不说；如果说了，肯定惹得大家都不愉快，闹不团结。
阿珍比我还小一岁，今年只有二十三，但她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我也很佩服阿珍，生过两个孩子，却还能让自己的形体保持如此的娇小玲珑。阿珍的丈夫在南郊的一个农贸市场租了一个摊位，做小买卖，两个孩子在四川老家，阿珍在这里做。在我搬来和阿珍同住的时间里，她的丈夫来过三次，每次都是晚上，我回来的时候阿珍便对我说：“丽丽，行个方便吧。”于是我只好去别的姐妹屋里挤一宿。为此，阿珍对我很感激，说我仗义、够朋友。我说要感谢就感谢别屋的姐妹们，她们如果不留我，我也只好对不起了。于是阿珍请我们大家吃了一顿火锅。别看我比她们都穷，反过来我又请大家吃了牛肉饺子。
但我对自己依旧很克俭，依旧不肯买手机。因为手机对我没必要，几乎只是装饰，是个时髦。我和阿珍她们不同，她们对外联系很多，有的还有家庭、有丈夫、有老乡，老乡之间也常来往。我却独自一个人，只有遥远的山村才是我的老家，而且电话还要打到村委会去。阿珍几次对我说：“你要打电话就用我的吧。”我说不用，胡同口就有电话。
我唯一要联系的只有于强。第一次给于强打电话是在我去“金色丛林”二十天以后，那一次，也是我平生首次向于强撒了谎。我说我在一家餐馆打工，当服务员；一切都好，收入也很不错，并让他转告我的父母，请他们放心。我认为这属于善意的谎言，避免了不必要的误会。你难道非要说自己是个舞女吗？因为是预先想好的，没有结巴，于强相信了。
于强的心情也很好，他说他唯一不放心的就是我。他说他忙得很，村里专门成立了一个收购、销售杏仁和山枣子的班子，他算是这个班子的头儿，正四处寻找销售点儿。他说今年的麦子收成也不错，山枣子快掠完了……我打断他，说祝贺你，又升了一级！于强不善言笑，说你好好照顾自己吧，春节一定要回来，不然我就找你去！我很怕他来找我，说春节肯定回去。
最后我把阿珍的手机号码告诉了于强，说如果你有事找我，就打这个电话。然后，我再给你回。
但是，到了春节，我却没有回家，只把钱寄了回去。我们没有想到春节期间娱乐场所会照常营业，也没有想到喜欢跳舞的人越来越多。这让阿珍左右为难，她既想孩子，又舍不得这里的钱。冯姐传达老板的话说，还要给小姐们加台费。我怕家里着急，更怕于强要来，赶忙给他打了电话，理由简单而充分：节间在饭馆订餐的人非常多，没办法，回不去，何况还加钱。这还是善意的谎言，但这谎言比我回去在别人的询问之下，再反复地说谎，要强得很多。
过了春节，郎先生来了。
我和阿珍正在厅堂门口的沙发上坐着，郎先生进来打了一个转，服务生接过他的大衣；郎先生好像在找什么人，他偶一回头，看见了我，脸上绽开了笑容，续而走过来，说：“迟小姐，你在这儿，我没有看到。”
阿珍说：“郎先生，怎么好长好长时间没看见你？你老人家去哪儿了？是不是去了‘红顶天’？要不就是去了‘真大王’？”
郎先生和颜悦色地说：“怎么会，怎么会，我的女儿结婚，我去了英国一段时间。迟小姐，你们还好吧？”
阿珍看看我，意思是要我回答。我说：“还好。郎先生您好。”
郎先生说：“其实我也不想住那么长时间……我昨天才回来。”
阿珍开始打趣：“郎先生，迟小姐一直惦记你呢，说你这个人倒很薄情。”
我在阿珍的脚上踩了一下。郎先生笑起来，说：“怎么会，怎么会……”
那天我又陪了郎先生。
郎先生好像很长时间没跳舞了，动作有些笨拙，也有些吃力，跳了一会儿，我说，咱们还是休息一会儿吧。
在木格子里，郎先生又要饮料和吃的，被我阻止了，说您知道的，我不爱吃零食也不爱喝水，没必要浪费。郎先生嘴上很听话，实际还是要了两听饮料。郎先生说他这次去英国没想到会待这么长时间，女儿三十多了才结婚，女婿是英国人，一同办着个公司；他们不让他走，陪他去了很多地方，又去了法国和奥地利；他说他年纪大了，其实对那些地方并不是很感兴趣，只是感于女儿的一片孝心，不忍驳他们的面子。
郎先生为我打开了饮料，我不得不喝两口。这里的饮料贵死人，一听要二十五元。
我想郎先生对我已没什么可问，除了我的年龄，他几乎全问遍了。郎先生很规矩，对他的初步了解和对这一行逐渐谙熟，已让我没必要那么警惕、那么小心翼翼，也总该说点什么吧。说什么呢？暗红的灯光下郎先生只看着我，可以听见他的鼻子里发出断续的“吭吭”的声音，他反而倒好像有些紧张，好像有话要说又不知怎样说起。
“您的儿子呢？您没有儿子吗？”我出于礼貌，便为他找了话题。
郎先生鼻子里连续“吭”了几声，很谦和地笑着说：“上一次我已经说过了，迟小姐没有注意听……我的儿子在上海，他排大，我的孙子已经上了中学。他们一家都在上海，也做公司。儿子让我去上海，女儿让我留在英国，我不愿意嘛，故土难离嘛，我舍不得我这个老家……”
“您的老伴呢？”我不得不这样问了。
郎先生又干笑了两声，说：“上次也说过了……我的老伴五年前没了，这里只剩我一个人。”
“噢……”我发出这样的声音，表示了我的同情。
“但是呢……”郎先生又说，“但是呢，他们的公司全是我的，起码从根本上说是我的，财产也是我的，我现在还是他们的名誉董事长嘛……这一点，迟小姐能不能理解？能理解吗？”
说实话，我不理解，我想不清楚那是怎么回事，起码那是一个多么遥远、又多么复杂的过程。但我同样“哦”了一声，表示理解。
那晚我们就一直坐着，没有再去跳舞。郎先生又说了许多他自己很遥远的事，我同样听不大懂，也没有欲望听懂，但给我的感觉是他很不容易，也很有钱，现在也依然很有钱。
在以后的时间里，郎先生几乎天天来。
冯姐说：“这个老头儿怎么回事？从前最多一星期来一两次，现在天天来。阿珍，你们那个丽丽真有那么大魔力吗？我怎么没看出来？”阿珍在转告我这话的时候又朝我挤眉弄眼：“丽丽，你要小心喽，不要让钱烧了手！那么一个老拍！”
这个阿珍，来回说，里外都是她的对，都显她聪明。
我说：“阿珍你别污蔑人家。郎先生是个规矩人，再说，他也没有多给我钱。”
郎先生每次都给小费，但我只要过几次，后来郎先生觉得在给我小费的时候好麻烦、太麻烦，便不再给。这反倒让我心里更踏实一些，因为人家待的时间并不长，舞也跳不了多一会儿，我每天能顺利挣到台费就很好了。假如郎先生不来呢？假如没有人找我陪呢？我岂不是连台费也挣不到？郎先生真的没有什么，除了跳舞，即使坐下来说一些在我看来与我毫不相干、甚至是鸡毛蒜皮的话，也一大半都是他说，我听；他一走，我也走，所谓人走茶凉。
然而如此这般我几乎成了郎先生的“专利”，成了他一人的舞伴儿，在别人眼里我们简直是出双入对。如此这般不但招来异样的目光，也让我着实感到极不自在。
一天，我思谋良久，终于很婉转地对郎先生说：“郎先生，您看，是不是……换换别人陪您？”
没想到这句话让郎先生愣愣地看了我好一会儿，说：“怎么回事，你讨厌我了吗？我什么地方得罪你了吗？如果我得罪了你，你可以说出来，如果你讨厌我了，我尽可以不再到这里来。”
我赶忙解释说：“不不，郎先生您别误会，我是说您只找我一个人，就不觉得腻味？”
郎先生很爽快又很亲切地笑了，说：“怎么会呢，怎么会呢？雅丽，我每天能和你待上两三个小时，就很愉快！真的很愉快！”
他叫我雅丽，不叫丽丽，也不叫迟小姐，这显得亲近了许多，同时也让我浑身一机灵，便说：“其实我这个人很刻板，并不大招人喜欢。”
郎先生说：“这话你说过几遍了，但我不那么认为……不管别人，我很喜欢。”
我又说：“可是，别人要说闲话的。”
又没有想到，这句话似乎让郎先生抓住了，他向前凑了凑，低声问道：“别人怎样说？都说了什么？”
我不答，不能答，也不好答。
这时候，郎先生忽然抓住了我的手，在木格子里，在暗红的灯光下，我试图挣脱，但他那软而大的手抓得很紧，我又不好十分用力，更不好怒而相向，只听他说：“雅丽，这么长时间你总该明白了，我这个年纪，一直不好开口……我知道你并不讨厌我，当然，也提不到喜欢，但是我不求你喜欢，只求你不讨厌我，不讨厌我就好……我一个人很孤独，很寂寞，真想旁边能有个人……”
他说得断断续续，也语无伦次，情绪更有些激动。刹那间我感到是他的真相暴露了出来，也可以说狐狸尾巴露了出来，我忽然明白了人间许多事情，甚至想到了很有哲理的一些词汇，那便是，人必有所图，谁不图利谁不早起。但是，我没有挣脱，两手就让郎先生那么攥在手里，我把头低下，此时，一种委屈，一种不公道和一种被欺负的感觉袭上心头。
他大约看出了我的样子，松开了我的手说：“对不起，我太不冷静了。来的时候我喝了点酒……”
接着，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只手机，是新的，说：“钱你不要，手机你总该要吧。现在女孩儿哪有没手机的？”
我不说话，也没有接手机。我站起来，离开了木格子。
那天是我先离开了舞厅。
这以后，我每天提前陪了别人，也托冯姐为我介绍。这样我就完全避开了郎先生。
郎先生来了，见我已经和别人跳舞。他在厅堂或舞池边上踱步，脸上带着些许的尴尬，也看出是一种孤独和寂寞……实际上，我也有些心软。
郎先生有一个多星期没有来，后来又来了。我偷偷地看他，他转上一个圈，就走了，一连数天，毫不吝惜二百元一张的门票。
我也尝到了苦果，在那十多天里，我竟有三次没有陪到客人。
阿珍和冯姐不知发生了什么。冯姐说：“丽丽，你怎么回事？告诉你，郎先生是咱们的老客人，你不好得罪的。”
后来我和阿珍说了实话。我说：“他话言话语之中……好像，好像……”
阿珍问：“好像什么？”
“好像要让我嫁给他。”
阿珍哈哈大笑。她一个两个孩子的母亲，仰面在床上，四脚朝空中乱蹬：“好笑呵，好笑呵，这个老拍!“
我也扑哧笑了，说：“你说可笑不可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