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实话，我并不讨厌郎先生，他没有什么地方可招人讨厌的。他很有钱，大方而得体，对我一直也很尊重，但是他内心里对我却潜藏了那样的企图，便让我很反感了。躺在床上，我仍时时感到委屈和不平。为什么一个六十多岁的人会对一个年轻姑娘产生那样的想法呢？不就是因为你有钱吗？抑或在你的眼中我终归不是个正道上的女人？我流下了眼泪，想起了父母，想起了于强，忽然间也想到了那个我曾经居住过的东坞村；郎先生说他就住在东坞村的村边上，是个很大的宅子，还是他九十年代初盖的，他一个人住着很空旷，也很冷清。但我想到的是东坞村的中心位置那个圆形的、铺着地砖的空地，村里的人在那里扭秧歌、跳舞；跳各种舞，那也是在晚上，看得人好眼馋，好羡慕；那里没有交易，没有丝毫的商业性质，全然是一种自由的抒发，是闲情与满足的表露。
我的山村，我的父母，我的乡亲，我的于强，我们什么时候？什么时候和他们一样？我们同样是农村呵。
就在这样的委屈和不平中，又过去了一个多月。
冯姐一天忽然拉住我：“你就坐在这儿，一会儿郎先生来。”
我说：“来了我也不陪。”
冯姐说：“丽丽你别装嫩好不好？这么长时间了，人家把你怎么样了？你如果由着性子来，就别在这儿做了！”
“不做就不做。”我说完，站起身就走。
回来之后，我对阿珍说了。关键时刻，阿珍还真是我的好朋友，她说：“既然这样，你到‘红顶天’去吧。”
我说：“你要陪我去。”阿珍说：“好好，我陪你去。”
“红顶天”是个夜总会，光它的舞厅就比“金色丛林”大，宾客也比“金色丛林”多；那些客人也更有钱，这可以从门口停的汽车看出来。“红顶天”是每天一结台费，无论多晚，你必须把你的台费当日结清。同时，这里也粗放得多，客人的可允许度简直大得没边，无论怎样，总是小姐没理。阿珍和这里的管事的都认识，她简单介绍了我，然后在这里赔了我两晚，又嘱咐了我几句，便回“金色丛林”去了。
我再也享受不到与郎先生在一起时的清淡如水、和自由自在。郎先生可以在一旁看着我，让我一个人尽情地跳；他看着，对他来说似乎就是一种幸福。
然而我也没有了郎先生带给我的压力、以及屈辱、甚至厌恶。
但是我在“红顶天”还没有做到一个星期，郎先生便出现了，他竟然追到这里。
我想，阿珍肯定不会说，定是冯姐告诉了郎先生，不然就是郎先生自己揣摩出来的。谁知道呢?
“迟小姐！”他从台阶上走下来，似乎早已在这里候我多时。
我下了摩迪，给了车钱。此时，我该怎么办呢？既要不失礼貌，又要尽量甩开郎先生，起码不再给他任何开口说那样话的机会。
我敷衍道：“郎先生，您好，好长时间没有看到您了。”
这话一出口，我便后悔。愚蠢，而又自作聪明！但我真不知该说什么好。果然，郎先生说：“迟小姐，不要这样子。在‘金色丛林’你明明每次都看到我了……今天能够等到你，实在不容易。”他一点也没有恼的意思，依然笑容可掬。
没办法，我又和郎先生并排走进了“红顶天”。我总不能像老鼠见了猫似的立刻逃掉吧。
我们找了个座位坐下，他点手叫服务生。我不理他，也不阻止，他爱要什么要什么，我不吃也不喝就是了。此时我真盼望突然发生什么事，让这场合一哄而散。但能发生什么事呢？比如，管事的把我叫走，让我去陪另外的客人，哪怕是强迫性地也好。
郎先生为我要了热牛奶，他要了一杯红茶。
郎先生说：“迟小姐，你是不是误会了？一个多月以前，我的意思只不过是向你表露了我的一种心境，一种想法，充其量是向你征得一种可能性……丝毫没有让你屈从的意思呵。”
听得出来，他这话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说得极认真、也极坦直。脸上虽然挂着笑，眉头却微微皱着。
我说：“郎先生，您应该明白，根本就不存在这种可能性。我虽然是山里人，虽然穷……”
郎先生摆摆手：“不必说了，我有自知之明。我知道会遭到拒绝的……但是迟小姐，你完全可以拒绝我呀，大可不必恼火，就此疏远了我。”
我吱唔着，往下不知道该说什么。如果说：“我没有疏远你”，口不对着心；如果说：“我就是疏远你”，又不忍说出口。
“好啦好啦，”郎先生示意我喝牛奶，“如同我们什么都没说，什么都没发生……迟小姐，我们是不是可以继续做朋友？是不是可以继续跳跳舞、说说话？这里不好，还是‘金色丛林’好一些。“
我说：“只要您不再有那样的想法，当然可以。说实话，郎先生，我很珍惜我们以前的那段时光。”
“珍惜就好、珍惜就好……”他又是满脸笑容了，“珍惜是非常重要的。迟小姐，相处长了，我总觉得……那种可能性不见得不存在……”
见鬼了，他又来了！脸皮真是厚。我板起脸，把头扭向窗外。
那一晚，在“红顶天”，我又陪郎先生跳了舞，然后又说了话。他没有再提关于“可能性”的事，我也把一肚子的不快压下去。无论他说什么，我只是“嗯嗯啊啊”地敷衍了他。
但是我终觉得不好了，他现在不再说，但迟早还是要说的。他就像一条老而粘糊的大虫，纠缠着我，又像一盆温温的，但里面又埋藏了炸药的炭火，不知什么时候就会炸开来。他有钱，是个大款，我在这里举目无亲，与其早晚会得罪他，倒不如趁早走掉，像个被追踪的犯人那样走掉。直走到他再也找不到的地方去。
回来我又和阿珍说了，阿珍还是骂了那句：“这个老拍！”
阿珍和我商量，说索性去“真大王”吧，那样就更远。可是，郎先生离得远了，我也离得远了，那里靠近三环路，摩的进不去，做出租一去就是十多块，来回等于台费没了。要租房呢，那里寸土寸金，怎么租得起！
我开始想家，想于强，想父母，越想越感到委屈、感到郁闷，感到孤苦伶仃、无依无靠。
一天，阿珍忽然又对我说：“丽丽，你不用灰心。你发现了没有？凡是带‘丽’字的；你也别管是哪个‘丽’字，反正名字里有个‘丽’字，全能红！全能成名！你看呵，巩俐、凯利、孙俪、袁立、周丽，还有最早的一个模特叫彭琍，后来的叫马艳丽，不全是大明星？哎呀呀丽丽，我们以后还要仰仗你的大名哩！”
我知道阿珍是在鼓励我、安慰我，便说：“谢谢你，阿珍。”
阿珍却说：“你不相信是不？告诉你，还有一个蒋雯丽，是不是也红得发紫？”
恰在这时于强来了电话，果然打的是阿珍的手机。阿珍够朋友，说她和我都是某饭店的服务员。我也不再客气，便用阿珍的手机给于强回话。
于强说：“你答应春节以后回来，又好几个月了，为什么还不回来？”
我带着情绪：“没是没非的干嘛非让我回去？我没挣钱吗？没寄回钱吗？”
于强说：“你别那么想，是老人们惦记你，不放心你……”
我鼻子一酸，说：“我爹妈不放心我，你就放心……”
于强问：“你怎么了？是不是不舒服了？说话鼻子囔囔的。”
我说：“死了你也不用你管……”
于强喊起来：“雅丽，你到底怎么了？是不是有人欺负了你？好，不用说了，我现在就动身去找你！”
我猛地冷静下来，说：“你不用来，我也没挨别人欺负，只是有点小小的感冒。”
于强呼出一口气，说：“看你，都夏天了还感冒。还是回来吧，你一个人在外面怎么也不行。”
停了停，我认真地说：“于强，我是想回去。”
于强很高兴：“这就对了。哪天回来，再给我打个电话，我去接你。”
我的确是认真的，这次没有说谎，也没有搪塞于强。父母想我，我也想他们。春节没有回去，现在该回去了……
我只告诉了阿珍，和阿珍道了别。在一天清晨，我一个人悄悄地去了车站。
再见了，阿珍。
还有郎先生……
回家吧，一年多的时间，尽管我处处小心谨慎，但还是磕磕绊绊，险些伤身。真的该回去了，这里终归不是我的世界，特别是我一个人，不适于在这里生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