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火车，途径紫荆关、辛各庄、浮屠镇、在韩家台下，大约四百多公里。然后再坐一个多小时的手扶拖拉机或三蹦子车，便可到达我们井儿峪村的山脚下了。当我从韩家台下车的时候，于强赶了一辆马车，还有一位村里的大叔，已经在那里等了我好半天。
一年的时间里，和于强只通电话，只听声音，现在看见于强，发现于强瘦了，也劳糙了许多。我不禁心里一阵酸楚，不只为他，也为我，也许当初我们就不应分开。
于强仔细看我，说：“上车吧。”
此时的我，已将披肩发盘起，一块纱巾罩着脸，面孔也白，俨然一个从城里到乡下去的妞儿！
马车上有一堆空麻袋，也有几只荆条筐。我问这是干什么用的，你们干什么去来？那个大叔告诉我，他们是去县城里卖杏仁儿回来，也装了几筐杏儿，但杏儿几乎卖不掉，只把杏仁儿卖了，杏儿几乎是白送给了人家。
我心里忽然暗叫一声，不好!竟然又是掳山杏子的季节了！我回来得真不是时候，这之前竟没有想到……倒楣。
马车一路颠簸，走了二十多里地，最后停在了距我们村不远的山脚下。
这里有个很大的院子，院里有石头和土坯新盖起的三间房，房顶是石棉瓦，简单、凑合。我又看见，院子里有大块的塑料布，上面摊晒着白花花的杏仁儿；再看屋里，也码放着成袋的杏仁儿；旁边是一张床，床边有磅秤，还有吃饭用的盆碗锅灶之类。那个大叔说，这里就是杏仁销售点儿，而他就住在这儿；并且他和村里另外两个人都是这个又管收购、又管销售的小组的成员。于强呢，则是他们的领导。大叔很高兴地说想不到今年的山杏子又是个丰收！杏儿没人要，但杏仁儿卖得非常好。
牲口进了棚，喂上了草料。于强推起一辆自行车，把我的箱子和包儿放在车上。我和大叔告别，和于强并排走着。
于强似乎早就想问，但这时候才问：“你怎么这个打扮？”
我回答：“在饭店当服务员，得讲究点仪表。”
他说：“这是不是叫披肩发？打开，我看看。”
我不得不又说谎：“披肩发也只是在下班以后，上班的时候我们都是把它盘起来的。”
说着，我把头发打开，整个放下来。我知道，呈现在于强面前的不再是一年前的迟雅丽，而是时髦的、漂亮的、曾经每天略施了些淡妆的迟雅丽。夕阳下，他看着我，呆呆地看着我。此时我们正走在山坡的一个拐角处，于强忽然松开了手上的自行车，那车呱哒一下倒地，于是他抱住我，再把我抱起来，让我整个身体贴紧他的前胸。我叫道：“我都快喘不过气来了！”说的同时，我把头伏在他的脖胫上，双手紧紧摽住他的脖子。
我们在山岗子上坐了很久，让傍晚习习的凉风吹着我们。我们俩说了许多的话，一直到天黑。
我们井儿峪村是四面环山的，只在朝东的方向离平川近一些。我真不明白当年的祖先们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个地方落脚。出了村，先要沿着曲曲弯弯的崖路走好半天，然后再爬过两道山岗子。那山岗子虽不算高，但长年走出的一条小路窄窄的，不要说其它车辆，就是自行车也不能骑，只能推着。你知道那马车是怎么出山的吗？于强说先把牲口牵出来，然后把车体卸了，拆成车辕、轱辘、轴，到了平地，再一件件地攒起来，恢复成一辆完整的马车。那是很费了一番工夫的。
我和于强当年上小学、上中学，每天就是这样走出村、再走回村。上小学加上山路要走十里地，上中学要走二十里路。
井儿峪的人这个季节进山去掳山杏子，攀上悬崖峭壁，下到大峪深沟，摘下的野山杏放进背篓，背回村。这时候，你可以听到家家户户都有敲打杏核的声音，也可看到家家的粪堆上、猪圈里，扔的都是去了核儿的杏肉。杏肉是没人要的，因为野山杏又酸又小，核儿却大，即使尝鲜也只能吃一两个，再稍吃多一点儿，你的牙就要被酸倒，胃里也要冒出酸水儿。杏核儿砸开了以后，把杏仁收好，待杏仁儿有了一定数量，各家又肩挑背揹、或是用自行车驮了，踽踽地走出村，再走过几条山岗，去镇子的集市上或去县城里，找个买主，把杏仁卖掉。但这还是近几年的事情，以前，还没有人懂得，也不曾有人把杏仁拿到山外面去卖呢。
好吧，既然回来得正是时候，倒楣就倒楣，我也只好认倒楣。第二天，我便背起背篓，开始进山去。
弟弟快要考试了，但放学回来依然要帮助敲杏核儿。哥哥三十出头了，还没说上媳妇；他是个瘸子，小时候从山上滚下来摔坏了腿，也只能留在家里。在于强的指挥下，父亲和母亲随同年长的人只在附近山上掳山杏，我们年轻的则要爬过几道山。我把长发剪掉了，也不再蒙纱巾，完全恢复了我原来的样子。衣服当然也必须换掉，即使那身过了时的黑色西服套装也不能再穿，也舍不得穿。但无论多热，你也不能穿短裤短衫，因为掳山杏子时，葛针、“蟪蟪儿”、“洋拉子”到处都有，特别是“蟪蟪儿”和“洋拉子”，稍不留神就会蜇上你，然后立刻红肿起来，足够你疼好几天。
于强山里山外地忙，一辆自行车快被他骑散了架；他在村里骑，在山外骑，过山推着，过沟扛着。杏仁儿的价钱是依外售的价钱而定的，你只需要把杏仁运到山外那三间房去称好份量，够一马车，于强他们便把杏仁拉走。据说县城里已经有了一个固定的销售点，价钱还不错，至于人家用来做什么，没人告诉你。村委会完全是义务管理，卖多少钱就给你多少钱，并不从中收取任何费用。这样就比往年好多了，形成了一个组织，一个系统，价钱相对也卖得好一些。更主要的是节省了大家许多的时间和体力。村支书何大爷对这项工作不但支持，也经常查问。他对于强他们表示满意。
就在我回到家的十天以后。
我正背着一筐山杏回村，一个人叫住我：“雅丽，外面有人找你！”
我问：“谁找我？”
那人说：“是个老头儿，开汽车来的。”
我的头嗡地一下，大了。会不会是他？郎先生？
我追着那人问：“在哪儿？”
那人说：“三间房！”
三间房是这一年来大家对于强他们收杏仁地方习惯了的称呼。我默唸着，千万不要是他……但是除了他，还会有谁来呢？又还会有什么开汽车的老头儿来找我呢？
真是见鬼了，他怎么会知道我的地址？阿珍是知道的，但她不会说。冯姐，冯姐根本就不清楚我是哪里人，连问也没问过我。
我犹豫着，去也不好，不去也不好；去了，那将又是一场麻烦，不去，谁知道他会在那里生出什么麻烦！
我决定去，大不了撕破面皮，把他骂走了事！
出一趟山要四十多分钟，我快步如飞，仅用半个小时便来到了山外，站在山顶上我便看见了我熟悉的那辆轿车。
然而，当我来到三间房，当我见到郎先生，我骂不出，也板不起面孔。那么大年纪的一个人，风尘仆仆，那么老远，目的就是为了来找我。我几乎有些感动，这种感觉与在舞厅里有着很大的不同；在午舞厅里，一个是花钱消费，一个是被消费，现在，我却感到了一种平等。
但是，郎先生呵，你明知无望，又何苦来？
于强不在，只有另两个人在给到来的乡亲称杏仁儿。我招呼道：“郎先生，你怎么来了？”
他看着我，险些没认出来。然后他笑了，说：“你这个样子……”
是的，郎先生面前的我穿着黄胶鞋，一身蓝裤蓝褂，头上还戴了顶帽子，灰头土脸，全然一个山里野丫头或者假小子。但郎先生的笑里并无鄙夷，他大概觉得有意思。同时，我也看出来，他对我十天前的突然消失、以及他今天的突然来访，竟然丝毫不觉得有什么不对和不妥。
我又问道：“您是怎么知道我的地址的？”
他笑笑说：“迟小姐，你忘了？一开始你就说了……你说了，我自然就记住了。从前我到处跑，现在寻找起个地方来还不算困难。”
我很后悔曾经说出我的地址，也后悔我的诚实和坦白。郎先生此时却流露出得意的神色。
今天他不是一个人来，这么远的路自然更不会自己开车来。司机去那边看称杏仁了。我小声问：“别人问没问您？您又是怎么说的？”
郎先生回答：“我说你曾经在我家做过保姆，难道我不应该来看看吗？”说这话的时候他的得意溢于言表。
我在心里说了声“谢谢，谢谢你没出真相。”
不管他今天为什么来，也不管后果如何，地主之宜总要尽的。郎先生让司机留在这里看车，便随我一同走上山道。他说他很愿意看看我们村子、看看我的家。
一路上我陪了不少小心，过沟、上坎我几乎都要去搀扶他，生怕他跌了、碰了、摔了。不然的话，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岂不是更大的麻烦？也是另一种麻烦。
郎先生兴趣盎然，他看着山说山，看见树说树，他的语言节奏很慢，但扯得很远，谈到了他当年去过的许多地方。他没有提那个该死的“可能性”，谢天谢地。
郎先生说他们从早晨出发，沿108国道走，手里虽然有地图，但也还是边走边打听，到这里是下午三点。我说：“现在已经是四点多了。”言下之意是不要耽搁时间，最好看看就走，不然天很快就黑。
郎先生却说：“没有关系的，晚一点儿没有关系。”
来到家，父母已经回来，野山杏已集了一堆，只等晚上来砸。郎先生比我的父母还要大几岁，我给他们做了介绍，说我曾经在他家做过一段时间的保姆。他们一家对我很好，我的工作也很轻松，不过做做饭之类。父母对这位曾经是我“雇主”的郎先生十分热情，而且颇有感恩戴德的意思。一会儿弟弟也回来了；弟弟回来便去砸杏仁儿，父亲陪郎先生说话，母亲和瘸腿的哥哥便去张罗着做饭。
我悄声对郎先生说：“还要吃饭吗？我们家可没什么好吃的，您恐怕连咽也咽不下去。”
郎先生说：“你小看我了，我什么苦都吃过的。你们这里恐怕才是真正的农家饭。”我悄声，他可一点也不悄声。
糟糕，这麻烦不知要拖到什么时候。
什么农家饭，不过是白面馍、饼、面条。大米我们是没有的，菜也没有，因为我们根本就不种菜，即使种了，老天不下雨，种了也不收。如果说有，也是野山菜，再有就是野香椿叶子，捋下来，用盐水泡了，再放上些油，但嚼起来像嚼牛皮纸。
吃的是烙饼，母亲放了太多的油。还有棒子糁粥，炒了一个平时我们还舍不得吃的野山药丝，也放了许多的油。再有就是香椿叶子了。但郎先生吃得很香，边吃边夸好，不知是真的好还是故意讨好。
吃完了，天黑下来，但郎先生竟然没有要走的意思，父母也只好挽留他。郎先生打了司机的手机，问他吃了没有，司机说吃了，开车去镇子上吃的。郎先生便让他在车里睡，不要管他，反正是夏天，无论怎么也冷不着的。郎先生，真拿你没办法!
但是他睡在哪里呢？幸亏在我们这里唯一不愁的便是房，只要你有条件，可以随便盖，要盖几间就可以盖几间，只怕你没钱。而我们这里和我们家缺的正是钱，于是只好把我自己住的屋子腾出来，让郎先生住，因为只有我的房里相对还比较干净、整洁一些。我则住到父母房里去。
我不知道郎先生那一夜是怎么过的，反正我是倒头便睡。回来这十天一直是这样，唯一的原因就是累。
郎先生第二起得比我早，我起来的时候他已经站在街门口了，在望近处的房和远处的山。
母亲又开始在做早饭，但郎先生说不吃了，他昨天晚上吃得很饱，他要回去了。很好、很好，郎先生，你应该回去，回去得越早越好。
他客气而热情地和我们全家道了别。父母嘱咐我一定要把郎先生送到山外，我答应着，陪他走出来。
太阳一露头就很热。郎先生一面走一面依旧朝四处望，但是他不再说话；眼睛在望，脸上却显得有些严肃，这倒是极少见的。
走到山边，他停住了脚步，指着距道旁不远的一处山坎子，说：“迟小姐，我们在那儿坐一会吧。”
我看了看他，想问为什么，但又一想，也没必要，坐一会儿就坐一会儿，反正你要走。但不能坐得时间太长，你郎先生没事可干，我要干的活儿可多着呢！
那山坎子上有两块青石，旁边有几棵树，正好遮挡了早晨刺目的霞光。郎先生坐在青石上，我也坐下来，但与他保持着大约两米的距离。
他不说话，沉默了好一会儿。我几乎要问他，还想不想走？
他终于说话了，看看我，又看看远处，最后看定了我，盯着我的脸，开始说：“迟小姐，应该……应该，我不说，你也应该明白的……我今天来，就是要最后听你一句话，也可以说郑重地、明明白白地向你提出……提出，向你求婚。迟小姐，嫁给我吧。”
终于还是这话！终于还是这个目的！必有所图，不图才怪，不这样才怪哩！
我顿时气得鼓鼓的，一时说不出话，自觉脸涨得通红！
他根本不等我说话，先用两个手掌朝我这边一推，好像无论我说什么，都被他推了回去。此时显出他一个有钱人的专横与霸道。他继续说下去：“迟小姐，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但请你现在不要说，可以吗？我唯一的要求是你把我的话再重新仔细地考虑一下。我给你一个星期的时间，你如果能答应我，我不但会让你幸福，也会让你全家幸福，你们将衣食无忧……好吧、好吧，迟小姐，索性我就把我一切的真实想法全告诉你，你知道，我到舞厅去，其实并不真的为了跳舞，我对跳舞并不是很喜欢，只是年轻的时候置身商场不得已而为之。其实我的真正目的就是想在那样的场合能寻找到一个我满意的人。我老了，身边很需要个人，但是我没有接触女性的机会了，我的儿子很同情我，我的女儿甚至想为我找个英国女人，但是我不愿意……迟小姐，自从见到你，我一下子就看中了，觉得你就是我心中想找的人……后来我到英国去了，那是不能不去的，但是我没有一天忘掉你，我急着回来，盼着回来，终于回来了，又见到了你，你知道那时候我有多庆幸吗？因为半年的时间，你很可能走了，不在‘金色丛林’了，也可能就属于了别人……我忍耐着、控制着我自己，你也丝毫不给我表达的机会，但越是这样，我就越觉得你好。你说你这个不行、那个不好，但我看你怎么都好，就是我最中意的人。后来你疏远我了，是故意的，再后来你跑掉了，也是故意的……迟小姐，你不要以为我没有自尊心，一个六十多岁的男人的自尊心是很强的，也是很脆弱的。但是我对自己说，做一次最后的努力吧，好歹也要等一个最后的宣判，不找到你誓不罢休……好了，我把话全说出来了……一个星期……对，就一个星期的时间，这样……我也不想再受折磨了，你也可以不必再因为我……我不想让你因为我，感到不快活。”
实际上他这片话说得断断续续、磕磕巴巴，其中也依然夹杂着“啊”、“嗯”的零碎语、以及鼻子里不时发出的“吭吭”的声音，明显地是这个年纪的人通常会有的语言表达上的毛病，那是一种迟钝与缓慢。
我一直沉默着，但是我听明白了，完全听明白了。你知道，我突然有了一个想法，猜我想到了什么？
我想到，他的话可以考虑！
但当时我没有说话，把头低下去，深深地低下去。
低下去的同时，我流下了眼泪，后来哭出了声音。
还没有彻底想清楚，更没有做出决定，自己先伤心起来，伤心极了。脑子里也乱成了一团麻。
一个星期……他给我一个星期时间考虑，这等于是最后通牒。
我站起来，不再说话。他沉默着，我也继续沉默着。他没有再提“一个星期”，我也没有提。走到半路，他从兜里拿出一件东西，是手机。几个月前我没有要，现在我伸出手来，把手机收下了。
下了山岗子，我看着他上了汽车，看着他原路返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