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张培刚（1913年～），湖北黄安（今红安）人，发展经济学[ 20世纪40年代后期在西方国家逐步形成的一门综合性经济学分支学科，主要研究贫困落后的农业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工业化、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问题。
]的奠基人。
1934年武汉大学经济学本科毕业，即被选送到当时的“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从事农业经济研究工作；7年后，考取清华“庚款留美公费生”。用4年时间取得哈佛大学经济系研究生学位，就读期间师从熊彼特、张伯伦、布莱克、汉森、厄谢尔、哈伯勒等人。
20世纪40年代中期，张培刚完成哈佛大学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获得1946至1947年度最佳论文称号和“大卫·威尔士奖”。这一论著被列为《哈佛经济丛书》入选作品，于1949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以英文出版。因该文是世界范围内第一部以农业国的工业化问题为主题的论著，所以张培刚迅速蜚声西方经济学界，奠定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即农业国工业化的理论基础，并被誉为“发展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
1946年张培刚回国，担任母校武汉大学经济系教授兼系主任，此后经济研究被政治斗争打乱，中断数十年。
20世纪80年代，西方发展经济学开始走下坡路，而世界上多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并未发展起来，走出阴霾的张培刚再次扛起开拓创新的大旗，提出创立新发展经济学的思想，引导发展经济学走出困境。1992年，他主撰的《新发展经济学》将发展经济学又推向了一个新阶段。
1．乱世与理想
1928年，中国旧历为戊辰年，是国民党政权存在的第17个年头。当时国内军阀混战，局势动荡，战火连绵不绝。元月，蒋介石当选北伐军总司令，陈毅、朱德等共产党人转入农村发动革命。4月，蒋介石率军北上，攻陷济南。毛朱会师井冈山。6月，张作霖死于皇姑屯，北洋政府倒台……
政权交替，于当时的百姓乃是惯常之事，他们所愿无非吃饱穿暖，求得安身之所，对更替并不在意。所以战事一过，人们便读书、学习、工作，仿佛什么都不曾发生。
9月，刚成立的国立武汉大学[ 溯源于清末湖广总督张之洞奏请创办的自强学堂。1913年，国民政府建立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1928年定名国立武汉大学，是近代中国首批国立综合大学之一，也是湖北第一所高等学府。1930年，该校因战事迁往四川乐山。
]开学。樱花默默，一干青年学子意气风发地走来，当中一人眉目清秀但面色凝重，似心有郁结。看其年龄，不过十五六岁，然心事重重，但难遮掩逼人英气。
此人来自湖北乡下，姓张名培刚。他从小生活在农村，读书之余做些农活帮衬家计。自打进入武汉三镇，大都市车水马龙的繁华，让来自清静之地的他颇有些不习惯。但他天性笃定，既已入学，便立定心意，不受干扰，很快在珞珈山下悠游自得起来。
张培刚一入学就成为武汉大学一位小有名气的人物。这个朴实少年15岁便考入文科预科班，而当年文科预科班仅录取了他一名学生，可见录取比例之低，更见此人头脑之聪颖。
张爱玲曾经说过：“对于中年以后的人，十年八年都好像是指顾间的事。可是对于年轻人，三年五载就可以是一生一世。”这句话对张培刚尤其适合。大学时代对任何一个人来说都是一个分水岭，对张培刚来说更是如此。
大二那年，张培刚选择了经济系。那时候，武大经济系最著名的教授是任凯南 [ 任凯南，湖南汨罗人，1884年生。自幼聪明好学，曾考取秀才，是品学兼优补禀生（第一等秀才）。湖南高等实业学堂毕业后官费留学早稻田大学。1915年，考入英国伦敦大学，攻读经济学，6年后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学术造诣深厚，在伦敦时已赫赫有名，回国后被聘为国立武汉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武大经济学教授，后任武大经济系主任，兼任武大法学研究所经济学部主任，在经济学界与马寅初并称“南任北马”。
]，他曾游学欧洲，对英国经济颇有研究。当听到英国工业革命缘起于“圈地运动” [ 14至15世纪，在农奴制解体过程中，英国新兴的资产阶级和新贵族通过暴力把农民从土地上赶走，强占农民土地及公有土地，剥夺农民的土地使用权和所有权，限制或取消原有的共同耕地权和畜牧权，把强占的土地圈占起来，变成私有的大牧场、大农场。这就是英国历史上的“圈地运动”。
]时，出身农民的张培刚压抑不住愤怒：一个国家的工业发展，如果以牺牲农民利益为代价，也太残酷了。如果中国的强大也依靠这种“羊吃人”的模式，那么对已经处于水深火热的中国农民来说，显然过于冷漠无情了。
一定要找到一种既不损害农民利益又能实现工业化的发展模式。抱着这个直接又不失单纯的想法，张培刚在追寻中读完大学。1934年，张培刚毕业，怀着“为改善农民生活、改进农业耕作而努力”的美好愿望，成为当时“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的一名助理研究员，从此开始农业经济研究。
书生意气，纸上得来终觉浅，非得亲身实践不能如愿。为充分了解经济民生，张培刚开始频繁考察，几乎所有省份都去过。无数农村、城镇留下了他的足迹。日复一日，知识分子的理想主义随时间磨洗，沉淀成对凋敝国势的思考。基于对农村和农业的考察，他先后撰写了《清苑的农家经济》、《广西食粮问题》、《浙江省食粮之运销》和《中国粮食经济》等经济学著作，此类论文更是不计其数。
长期的一线研究坚定了张培刚大学时形成的认知：一定要寻找出一条既不损害农民利益又能实现工业化的发展道路。这个认知，既是他传奇一生的原点，也是他波澜壮阔的命运转折点。
2．就读哈佛
1941年春，28岁的张培刚通过层层选拔，考取清华第五届“庚款留美公费生”[ “庚款留学”是美英等国出于自身利益考虑，“退还”《辛丑条约》中强加、多收的“庚子赔款”，用于培养留美、留英中国学生的特殊留学活动。1908年，美国国会通过法案，授权罗斯福总统退还中国“庚子赔款”中超出美方实际损失的部分，用这笔钱帮助中国办学，并资助中国学生赴美留学。这项措施为中国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如胡适、竺可桢等。庚款留美是民国时期最著名、竞争最激烈的公费留学考试。
]，前景豁然开朗。
这届留学生约有百人，多为理工背景，张培刚考取科类为工商管理，是通过筛选的两名文科生之一。武大建校以来，还是第一次有学生入选“庚款留美公费生”，一时间，张培刚名声大振，成为武大校友圈内一位小有名气的人物。
初夏，张培刚从云南转赴重庆，搭乘航班飞抵香港，从维多利亚港乘坐邮轮起程前往旧金山，历经数月终于抵达麻省康桥[ 张培刚回忆说：“我在哈佛的时候，住在Cambridge。因为英国也有一个Cambridge，翻译成剑桥，所以我就把哈佛的Cambridge叫做康桥。”实际上，许多哈佛留学生都把此剑桥称为康桥。
]，入读哈佛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哈佛工商管理学院，即今日哈佛商学院，是培养职业经理人、商业精英和企业领袖的学府，在世界上鼎鼎有名，很多人趋之若鹜。然而，张培刚却并不感到得意，反而在1年后做出一个令所有人困惑不解的举动：申请转到哈佛大学文理学院经济系，主攻经济史、经济理论和农业经济等课程。后来谈到当初的动机，张培刚解释说：“（当时我想的是）像中国这样经济落后的农业国家，如何才能实现工业化，改变经济落后的面貌，达到先进工业国的程度。”
此话不虚，放弃成为商业领袖、超级富豪的机会，选择更为严谨、沉闷的经济学，正是基于对国家落后的痛心疾首。在张培刚看来，只靠个人单枪匹马的奋斗，顶多会成为一名事业有成的企业家，造福一方百姓，于国事无多大裨益。农业衰落、工业凋敝的中国，需要的不只是实业家，更是走出困境的经济理念、制度和思想。于是，他毅然转投经济系。
张培刚无疑赶上了一段好时光，哈佛经济系正值黄金时代，汇集了众多蜚声国际的经济大师，如主讲微观经济发展理论的熊彼特、“垄断竞争理论”创始人张伯伦、创建“投入—产出”分析理论的里昂惕夫和“美国凯恩斯”汉森等。一流学者的执教，使哈佛经济系风气开明，人才辈出。
浸淫哈佛，名师指点，从沉闷国度走来的张培刚视野迅速拓宽，以更加专业、理性的视角审视背后那个经济凋敝的祖国。身处工业发达的美国，张培刚时刻思考中国的出路，农业与工业二者的交锋与碰撞常常出现在他的脑海中，使他不知不觉进入了发展经济学研究的前沿佳境。
3．一夜成名天下知
时间到了1944年冬天，张培刚即将完成学业，整日为博士论文奔忙，无暇顾及他事。
一天，两位中国留学生风尘仆仆从国内赶来，初来乍到，没有预订房间，因此无法入住宾馆。经人指点，他们去求助宾馆二楼的胡博士。胡博士问，“你们是从哪个学校来的？”他们说是武汉大学，胡博士又问：“那你们是否知道张培刚？他在这里很有名气。”一名叫谭崇台[ 谭崇台，1920年生于四川成都，少负才名，19岁考入武大经济系，毕业后在湖南某矿场做过1年的会计。适逢民国教育部举行公开留学生考试，谭崇台考取财经类第五名，一口气向哈佛、耶鲁、斯坦福、哥伦比亚等6所美国名校提出申请，3所高校当即答复，谭最终选择了哈佛大学经济系。谭很早就知道张培刚，“武汉大学多年间考取庚款留美的就只有他一个人，而清华、北大考取庚款的则不少，正由于此，武汉大学经济系一直引以为骄傲和光荣。”哈佛就读期间，谭崇台与张培刚结下深厚友谊，日后也投入发展经济学领域。谭崇台比张培刚小7岁，后来他的妹妹谭慧成为张培刚的妻子。
]的学生说，“只是知道他的名字，却并不认识。”胡博士就给他们开了一封介绍信：“Walter Hastings HaIl 8号，张培刚。”两名学生懵懵懂懂，下楼后才想起所谓的胡博士就是大名鼎鼎的胡适。
第二天，谭崇台拿着胡适的介绍信，兴冲冲地去找张培刚。见了面，发现这个人一身土气，很质朴，根本就不像个洋博士，一点架子都没有。这让谭崇台既好奇又不解，想不通张培刚凭什么吸引风度翩翩的胡博士，同时又发现哈佛校园的中国留学生个个“洋味十足，架子很大”，与张培刚形成鲜明对照。
谭崇台在心里对张培刚有莫名的好感，武汉大学校友在哈佛时不时地聚会，张培刚也多次参加，两人交谈甚欢，只是谭崇台对张培刚的学术“并不理解”，谈及这些常无言以对。
此时，张培刚把论文对象锁定为农业与工业化。为了有一个安静的环境，深入了解两者关系，他特地在哈佛大学图书馆申请了一块不足6平方米的空间，每天至少学习12个小时，先后阅读180多名经济学家的200多本著作。“看的参考书超过任何写这类书的人，英文、法文、德文他都读过。”9个月后，长达20多万字的英文论文《农业与工业化》问世。
时间悄然而逝，一天，谭崇台在华盛顿短住，偶然得知经济学界赫赫有名的“大卫·威尔士奖”颁奖，获奖者正是张培刚，他在1945年写成的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为其赢得这一奖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