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对张培刚的学术研究不了解，谭崇台还是为他感到高兴，因为这是哈佛大学建校300多年来第一次有中国人获得这一奖项，直到196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设立，“大卫·威尔士奖”一直代表着世界经济学领域的最高荣誉。这意味着张培刚的研究走在世界前列，意义不言而喻。
事实上，张培刚执著一念的研究在不经意间成为发展经济学的奠基之作。他之前，世界上从来没有任何一部书、一篇文章提到农业国的工业化问题，更没有人尝试用一种系统的方法来探讨农业和工业化之间的关系。
在《农业与工业化》一文中，张培刚至少有三大创举：第一，运用一般均衡分析方法、局部均衡分析方法和区位理论分析法，建构一种全新的方法体系；第二，系统阐述了农业与工业在工业化进程中的关系，对农业与工业化进程在不同时期的动态变化进行分析，首次提出工业化理论和战略方针；第三，第一次用现代经济学理论和方法探讨农业国的工业化问题。
论文刊出后，好评如潮。后来，哈佛大学出版社编辑《哈佛经济丛书》，专门将张培刚的《农业与工业化》收录其中。此书畅销世界，引起全球学术界重视，该文因其开创意义，被称为“发展经济学”的奠基之作。
此书出版60周年之际，哈佛大学出版社总编辑迈克尔·费希尔特意发来贺电：“张教授的著作是该丛书中最具影响力的巨著之一。此书被誉为发展经济学的奠基之作。哈佛大学出版社发表如此具有深远与持久影响力著作的机会屈指可数。因此，作为此书的出版者我们深感自豪。”
时隔60多年，谈到得奖后的心情，张培刚说：“那时唯一的感觉就是高兴。让我高兴的不仅仅是个人的努力得到认可，更重要的是觉得中国——我们的祖国——得到了认可。我可以跟洋人比，不比你差还要强过你。”
现在听来，此话未免小气，但回到那个百废待兴、国弱民穷的时代背景下，就不难理解话语背后的家国情怀了。事实上，报效祖国正是张培刚选择经济学的初衷，他要建立适合中国的经济理论，实现国富民强的历史使命。《农业与工业化》一文，恰恰体现了知识分子对现实的追问。
然而，谁也不会料到，这本备受好评的论著和前途大好的作者，在未来的岁月将经历怎样的波折。
4．漫漫雄关心如铁
时间回到1945年夏天，张培刚奔波于图书馆与公寓之间赶论文。一天，一位特殊客人登门拜访。
来者是在美讲学的周鲠生[ 周鲠生，湖南长沙人，原名周览，后发表激进文章改名周鲠生，曾在多所大学任教，为国立武汉大学筹建者之一，后任武汉大学教授兼政治系和法律系主任、法科所所长，1939年赴美从事讲学、研究活动并任旧金山国际联盟组织中国团顾问。1945年夏再度回国，担任武汉大学校长，期间广揽贤才，使武大师资力量迅速壮大。
]，张培刚就读武大时的教务长。原来，周鲠生不久前接到民国政府教育部任命，回国接替因病辞职的校长王星拱，主掌武汉大学。周欣闻武大学子海外求学者众，遍访学人，期望他们回国执教。这番前来，正为此事。
张培刚对母校感情颇深，对教书生活也并不反感，而且希望将自己所学传授于人，为国家培养经济人才，于是和周鲠生约定，抗战胜利后回武大任教。说通张培刚，周鲠生又去拜访“哈佛三杰”中的另外两人，韩德培和吴于廑[ 关于“哈佛三杰”有不同指称，上世纪20年代，吴宓、陈寅恪和汤用彤最先被称为“哈佛三杰”。40年代，张培刚、韩德培和吴于廑也被称为“哈佛三杰”，三人后来一起回武大任教，又称“珞珈三杰”、“珞珈三剑客”。其中，韩德培所学为国际法，吴于廑所学为经济史，就是前文所述与张培刚一起考上庚款留学的另一名文科生。
]。张培刚看着他远去的背影，对未来充满憧憬。
两人的约定很快便有了结果。1945年8月，日本裕仁天皇以宣读“终战诏书” 的形式宣布无条件投降。于是，长达8年的抗战宣告结束，举国欢庆。可是内战阴云密布，国家形势仍不明朗，海外留学生都在观望、犹豫。
冬天，张培刚提交论文，然后用1个小时的时间通过了论文答辩，顺利取得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这意味着求学岁月即将结束，未来何去何从，回国还是留下？当然，张培刚并没有忘记那个执教武大的美丽约定，但是因为交通阻隔，不能立刻成行，只得暂居美国。
张培刚第一次以轻松的视角打量异国。留学数年，他除了作研究，还有一个爱好，就是听交响乐，尤其喜欢听贝多芬。哈佛1年学费400美元，生活费90美元，他每周都会省出些钱去买星期天上午的学生半价票。完成学业后，他终于有时间放松身心，顺便思考未来的职业了。
岁月如梭，1946年倏然而至，春夏之交的一天，张培刚与赴美考察的孙公度会面，后者时任民国政府资源委员会经济研究室主任。他得知张培刚的情况，决定聘请他担任经济研究室专门委员，在美国从事国民收入和农业机械化问题研究。张培刚欣然接受，但这份工作并未持续太久。
8月，随着交通恢复，张培刚起程回国，来到阔别十多年的珞珈山下。故地重游，不禁感慨万千。遥想当年，张培刚第一次迈进武大校门，还是一个15岁的懵懂少年，而今已过而立之年，学业有成，身后这个灾难深重的国度仍笼罩在炮火硝烟当中，看不到光明的未来。无论如何，张培刚还是留了下来，在武大经济系做了一名教书匠。
转眼到了第二年，张培刚论文获奖的消息传回国内，一时引起学界轰动。特别是张培刚留美考试指导老师陈岱孙获知此事异常高兴。
陈岱孙也是庚款留美就读哈佛，当年博士论文也曾入选“大卫·威尔士奖”，但最终被同班同学张伯伦获得。今天看到自己的学生摘得这个奖项，也算了却了多年的夙愿。有意思的是，张培刚同时也是张伯伦的学生。
名声大振的张培刚很快成为武大的学术明星，在他的号召下，众多留学精英来到武大经济系执教，谭崇台也追随而至，武大经济系实力大增。据说，当年很多学生报考武大，就是冲着张培刚这个名字而来。
这段时间算得上张培刚人生中少有的得意时期。学术上被认可，个人声誉日隆，执掌武大经济系大旗，与国内号称经济学第一学府的南开大学不分高下。然而，张培刚却无法高兴起来。
1947年的中国不太平。国民党政府先后通知中国共产党驻南京、上海、重庆等地担任谈判联络工作的代表全部撤退，宣告国共谈判完全破裂；上海各校学生进行反内战宣传示威，示威运动迅速扩大到国民党统治区其他大中城市；刘伯承、邓小平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4个纵队13万人，在鲁西南张秋镇至临濮集间强渡黄河，揭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
张培刚心里不快活，“国家这个样子，将来怎么样，前途茫茫。我以为那个时候正当受苦，中国穷，国家有难，我回来是共赴国难的。”可是，战争阴云让他感到绝望，现实掣肘难以施展经世济民抱负，不得已之下，他接受联合国聘请，到泰国担任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顾问兼研究员。
国家前途最晦暗的时候，也是知识分子内心最绝望的时候。虽然身在异国，张培刚却做不到了无牵挂、置身事外地旁观，而是时刻关注着祖国。
1949年，随着战事推进，国内局势日渐明朗，张培刚心中又生出一丝希望。
5．生不逢时的预见者
国民党军队溃败，一场持续3年的战争终于到了见分晓的时候。
新中国成立前，张培刚辞去月薪600美元的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顾问兼研究员工作，并婉言谢绝张伯伦邀请他去哈佛任教的机会。“因为中国穷，国家有难，我回去是共赴国难的”。他从曼谷专程回来迎接新中国的诞生，不料却迎来了30年的曲折人生。
任何一个时代，外部环境总是会对内部局势造成莫名的影响，甚至决定国家道路的取舍。
对于一位经济学家来说，1949年的世界似乎异常的迷离。放眼望去，资本主义国家正在遭受经济危机之后的大萧条，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接连取得胜利，在两极格局中苏联占上风，它所倡导的计划经济模式在社会主义国家大行其道。在意识形态的驱动下，新中国以追随者的姿态，完全照搬了苏联的经济模式，决定首先搞重工业，牵系国运命脉的农业被放置到从属地位。
这样的背景下，张培刚提倡的农业工业化理论根本没有生存空间。加之建国之初盲目排斥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切事物，张培刚这个“从头号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回来的”、“学的是资产阶级的东西”、“不是马列主义”的博士自然毫无用武之地。满心欢喜回国的他，被现实泼了一盆冷水。
为响应国家工业发展的号召，张培刚这个丝毫不能发挥专业技能的名校博士，因为“人还可靠”的缘故，被任命为华中工学院[ 华中工学院，即今天的华中科技大学，是集中南方的几所大学——武汉大学、湖南大学、广西大学和南昌大学——的机械、电机、动力等工科院系的师生和设备于1953年建立起来的，1988年1月更名华中理工大学。2000年，与同济医科大学、武汉城市建设学院合并成立华中科技大学。
]第三校建设规划办公室主任。办公室主任，名头听起来还算光鲜，但其实是每天与沙石砖瓦为伴。当时华中工学院的校址还是一片农田和坟场，张培刚每天不但要为申请物资而奔波，还要承担挖坟掘墓者的恶名，天天游说当地的农民迁坟，整天灰头土脸而又背负极大压力。
一连几年，张培刚像一颗螺丝钉，让去哪里就去哪里，几乎一天到晚都奔波在灰尘四起的工地上，久而久之落下肺病。不过除了身体上的疲累，张培刚更多的是心里的迷茫，但是对于工作，他从来无愧于心。华中工学院第一期工程投资1 400多万人民币，全部归张培刚一人统筹管理，后来修建长江大桥，投资手笔更大，达6 000多万，仍是他在管理。“在这方面他们是信任我的，觉得我不会贪污。”
斗转星移，张培刚在办公室主任的岗位上任职数年，无大功也无小过，日子过得安稳却不称心。1956年的一天，正当张培刚在建筑工地劳作时，两位寻找“世界发展经济学之父”的智利教授从遥远的南美来到北京，各个部门四处寻找，要求拜见“Pei kang Chang先生”。
接待者从没听说过这个名字，不知道谁叫“背钢枪”。智利人在北京苦寻无果，辗转到武汉，这才找到张培刚。
因为怕给国家丢面子，校领导将张培刚一家重新安置在一个临时招待所中，并找来一些经济学方面的书籍将他的房间“装饰”一番，还不忘嘱咐张培刚：“不要说是从事工地建筑工作，而要说在教学。”
张培刚多年没有见到国际同行，对当时世界上的学术大事更是一无所知。面对远道而来的智利人，张培刚能说些什么呢？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他稍微应酬了几句就将客人打发走了。
其实，不要说“担心被安上间谍的罪名”而匆忙应付，即使大家真有坐下来谈论学术的勇气，又能谈些什么呢？这时候的张培刚已与学术研究隔绝多年，根本不知道发展经济学已经在国外悄然兴起，更不知道《农业与工业化》已经在南美出版了西班牙文版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