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智利学者此行的目的，就是想知道张培刚此刻正在做什么。因为张培刚在《农业与工业化》序言中曾经提到，还会对某些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在假装住宅的招待所，智利学者请教张培刚：农业国工业化的进一步发展方向该如何确定？张培刚有些迟疑，因为对于这个被迫放下好久的课题，他似乎已经有些陌生了。最后，他不得不以“我暂时还没有工夫去研究这些问题”应答。
不过张培刚看得出来，这两位智利学者心存疑惑——一个扬名哈佛的经济学博士，难道房间就这么小、就只有这几本经济学书吗？如果他们知道这个相当于拿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竟然一直在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做着完全与其能力无关的工作，他们也许会更吃惊。
多年之后，香港经济学家张五常听说这段历史，大发感慨：“被委任为校园建筑管理者，说来好听，其实下等。大材何止小用，浪费了一个顶级人才。”张五常此时为张培刚鸣冤叫屈，但他并不知道，张培刚此后的际遇更令人唏嘘。
人们恐怕无法想象，在国际上享有盛名的张培刚，在原本正当壮年、最富创造力的黄金时代，履历上却只有简单的几十个字：“1957年，张培刚任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主任，10年。‘文革’期间在咸宁劳动，被批斗。”除此之外没有更多介绍，张培刚原本那些济世救国的伟大抱负，更是没有一丁点实现的迹象。
我们国家历来把知识分子放在顾问的地位，像张培刚这样的经济学家，理应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他所研究的课题也理应受到国家的大力支持。但造化弄人，像大多数超越时代的天才一样，张培刚的悲哀不是没有发挥自己的潜力，而是他的成绩不为时代所理解。
1957年，整风运动开始。张培刚的自我反省是：搞基建是不务正业，希望回到教学研究岗位中去。这个还算合理的理由被批准了，此后10年他就成了一名政治老师。
实际上，张培刚的主要“工作”是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白天，他推着400斤左右的粪车劳动，或者推那种专门磨小麦粉的磨。晚上，张培刚则在水塘边的大枫树下教大家识字、读书。
劳动固然是一件值得称赞的事，但对于这个闻名国际的经济学家来说，从事体力劳动岂止是大材小用？简直“浪费了一个顶级人才”（张五常语）。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从“头号资本主义国家回来”的张培刚，命运更是跌入低谷。
令人感慨的是，此时张培刚一心报国济世的《农业与工业化》不但没有被认同，反而使他被当做“反动学术权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遭到完全否定。像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张培刚被批斗、抄家，珍藏多年的大量外文书籍和重要文献资料被毁。
社会地位的低下，政治上的被歧视，令张培刚心里很难过。当被问及是否后悔回国、是否还想从事经济学研究时，张培刚无奈地说：“搞马列主义我们这些人可能没有太大的用处，弄得我自己也怀疑自己过去学的东西有没有用。”那么，是否仍旧希望通过自己的学问和学术思想来改变农民的生活状况呢？“没有想，觉得不可能了，已经实现不了了，已经死了这条心了。”
耐人寻味的是，此时地球另一端，张培刚的《农业与工业化》在美国再版发行。其他发展经济学家的研究也正如日中天：萨缪尔森[ 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第一人萨缪尔森和他的导师汉森是凯恩斯主义在美国的主要代表人物。他的研究涉及经济理论的诸多领域，例如一般均衡论、福利经济学、国际贸易理论等。萨缪尔森的经典著作《经济学》以40多种语言在全球销售超过400万册，是全世界最畅销的教科书，影响了整整一代人。书中的税收理论和政策主要包括税收性质、税收原则、税收影响。1970年他成为第一个获得诺贝尔奖的美国人。于2009年12月13日去世。
]因发展了数理和动态经济理论获得1970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1979年刘易斯[ 刘易斯，著名发展经济学家，1915年出生，获伦敦经济学院经济学博士学位。任曼彻斯特大学教授、联合国总部不发达国家专家小组成员、加纳共和国总理经济顾问、联合国特别基金代理人、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由于在经济发展方面作出开创性贡献，研究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中应特别考虑的问题，1979年与舒尔茨一同获得了当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和舒尔茨[ 舒尔茨在经济发展方面进行了开创性研究，深入研究了发展中国家在发展经济中应特别考虑的问题，从而获得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舒尔茨乐观地指出，农业可以成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这已不容置疑。但是，政府必须向农业投资，这不仅要注意投向，还要对农民给予指导和鼓励。“一旦有了投资机会和有效的鼓励，农民将把黄沙变成黄金。”
]又因在经济发展方面作出了开创性研究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推敲他们所提的观点，竟然与张培刚在30多年前的理论有诸多相似之处。
假如历史可以改写，我们有理由相信，不必说张培刚再提出更有远见的经济学说，哪怕他只是冷锅炒剩饭，也足以令世界经济学界为之震撼；也不必说张培刚拥有多么好的研究条件，只要他的研究不被粗鲁地打断，他超越时代的学术思想也足以将诺贝尔经济学奖收入囊中；更不必说国家给予他多么高的重视，也许只要给予他的研究多些空间和理解，它带给中国经济的也许就是一大“奇迹”。可惜历史无法重来。
回首前尘，张培刚会有一点生不逢时的感觉吗？“无可奈何花要谢，再回头已白发生！”
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张培刚才回归阔别了30年的经济学讲台，重新开始经济学研究。张培刚在华中工学院开设经济学专业，“我一站30多年，总算找到一张凳子可以坐下歇歇脚了。”此后数年，他把尘封30年的《农业与工业化》英文手稿译成中文。
6．《农业与工业化》的诞生
张培刚曾公开承认：“我一共写了十多本书和多篇文章，但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农业与工业化》和《发展经济学该往何处去》。”
就《农业与工业化》一书而言，其重要性不仅仅在于为张培刚带来了极高的荣誉，更重要的是，书中所提到的很多经济理论既直接影响着世界发展经济学的研究方向，也对发展中国家经济政策制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农业与工业化》一书的诞生与当时全球的经济现状密不可分。20世纪四五十年代，像中国一样，长期被西方列强欺辱的国家为数众多，譬如印度、南非、越南等，它们均为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虽然政治上开始独立，但经济上仍然受制于发达国家，形成后来所谓的“南北对话”。
这样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道路该如何走？这是当时一个迫切需要解答的问题。
由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直接影响着全球经济平衡，对全球政治格局也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不只是发展中国家，西方发达国家一些有远见卓识的经济学家也对这个问题产生了兴趣，比较著名的有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 库兹涅茨，全名西蒙·史密斯·库兹涅茨，俄裔美国著名经济学家，197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他提出的为期20年的经济周期，被西方经济学界称为“库兹涅茨周期”。他提出了国民收入及其组成部分的定义和计算方法，被誉为“GNP之父”。历任纽约国民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约翰·霍布金斯大学教授。
]、刘易斯和舒尔茨等。不同的是，他们来自发达国家，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状况的了解常常流于形式，这似乎注定了张培刚所撰写的《农业与工业化》一书更高一筹。
《农业与工业化》全书的核心和关键是“农业国工业化理论”，即农业国的根本出路在于“工业化”，先让食物、原料、劳动力等农业因素得到发展，然后带动工业化的发展。
张培刚所指的“工业化”。既包括工业本身的机械化和现代化，也包括农业的机械化和现代化。也就是说，工业化其实还包括农业的现代化，工业与农业是同时协调发展的，二者是动态平衡的关系。
将农业现代化有机融入工业化是张培刚独有的思想。世界其他经济学家对“工业化”的界定单纯指工业，如著名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主张牺牲农业来发展工业。这也是西方发达国家实现工业化的一贯做法，英国的圈地运动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刘易斯这样界定“工业化”，自然是出于西方经验的选择，但因为发展中国家所处的历史环境、发展现状，这种界定则有待商榷了。
“二战”后，全球经济呈现明显的两极化。一方面，经过工业革命，西方诸国普遍进入工业化时代；另一方面，刚刚独立、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还处于农业到工业的过渡状态。史学家将这种经济关系称为“南北关系”，或者“南北对话”。二者其实是矛盾对立关系：发展中国家需要从工业国引进外资和开展对外贸易，很难摆脱发达国家的控制和剥削，难以实现经济独立。
在这种形势下，发展中国家若想在国内采取牺牲农业来发展工业的做法，根本没有优势可言。因为根据“后发劣势”之说，发展中国家的工业水平已经落后很多，即便如何赶超也比不上早已经完成工业革命的发达国家，以致工业发展无法摆脱发达国家的控制。如果农业发展又被牺牲掉了，这就等于工、农业这两种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都得不到发展，经济独立肯定会难上加难。
况且，在张培刚看来，西方发达国家牺牲农业来发展工业的做法其实是一种残酷的经济发展方式。
例如英国圈地运动时，强制牺牲农业和农民的利益，将农民赶出土地，使之沦为廉价雇佣工人和产业后备军。虽然暂时满足了资产阶级发展的需要，却令无数农民流落街头，引起一系列社会问题，因此圈地运动又被称为“羊吃人”的运动。
毋庸置疑，“二战”后的社会发展已经高度文明。这种血迹斑斑的历史不该再次重演，农民不能再次遭罪，所以这个时代再靠残酷牺牲一个阶级的利益来满足经济的发展是不符合时代潮流的。
基于上述原因，不难发现，合理经济发展模式应将工农业作为整体发展，即张培刚提倡的“工业化”概念。关于这点，目前已得到学界一致认同，刘易斯也于20世纪80年代意识到了自己主张的片面性，提出“牺牲农业发展工业是错误的”观点。
张培刚的学术研究，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对中国现实的分析，因此，《农业与工业化》对中国经济发展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尤为难得的一点是，张培刚“农业国工业化理论”还延伸出另一个话题：对外开放。
发展中国家要依靠本国工、农业的共同发展实现经济独立，但不可否认，发展中国家在资金和技术方面仍然存在先天不足和后天乏力问题。在全球经济联系日益密切的趋势下，任何一国注定不可能独善其身，作为后发的农业国，因为工业化之故，势必需要从工业国引入资金和技术。
否定牺牲农业发展工业的做法之后，张培刚提出以对外开放促进工业发展的模式。遗憾的是，这个理论在当时并未引起重视，直到30年后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而那时劳尔·普雷维什[ 劳尔·普雷维什，阿根廷著名的经济学家，是20世纪拉美历史上“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被公认为是“发展中国家的理论代表”。普雷维什是拉美发展主义理论的创始人，是世界经济新秩序的积极倡导者。1981 年他荣获第三世界经济和社会研究基金会颁发的“第三世界基金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