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一批发展经济学家已在张培刚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心—外围说”[ 1949年，普雷维什向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递交了一份题为《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及其主要问题》的报告，系统阐述“中心—外围”理论：“在拉丁美洲，现实正在削弱陈旧的国际分工格局，这种格局在19世纪获得了很大的重要性，而且作为一种理论概念，直到最近仍继续发挥着相当大的影响。在这种格局下，落到拉丁美洲这个世界经济体系外围部分的专门任务是为大的工业中心生产粮食和原材料。”
]、“依附论”等新观点。
日后实践证明，新中国成立到经济崛起，转折点正是1978年开始的对外开放。某种程度上，这个结果表明张培刚学术观点的超前性，而且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具有高度的预见性。
除此之外，《农业与工业化》中还提出许多今天仍然适用的经济学理论，如首先提高农业生产率，农业的“推力”作用、工业的“拉力”作用等等。
尤为令人惋惜的是，建国初期，这些观点因为是“从头号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回来的，是资产阶级的东西”，因而没被采纳。张培刚的学术研究因此被封藏30年，国家在狂热中走了许多弯路。
历史无法改写，却总是容易引人联想。时至今日，张培刚的观点开始得到正视，人们常常在内心假设：如果建国之初决策者看过《农业和工业化》，对国家状况与发展模式有透彻把握，那么是否会出现后来的种种现象？
7．工农业之争
改革开放之后，张培刚进入了经济学研究的第二个高峰，在谈及这个高峰之前，有必要回顾一下过去。
谈到中国过去几十年农业的发展实践，张培刚认为：一方面，农业和农民为国家的工业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同时农业和农民也作出了巨大的牺牲，这种牺牲致使农业发展严重滞后，极大地限制了我国工业化的进一步发展。
因此，如果不首先解决农业和农民问题，中国经济的发展就会停留在瓶颈处，难以实现更大飞跃。
牺牲农业和农民利益来实现工业化，并以此拉动全国经济增长，完全背离了“农业国工业化”精神。一个可以被称为“工业化了的国家”，工业生产总值必须占1/3甚至1/4以下，农业劳动者的总人数必须降低至国家总人数的1/3甚至1/4以下，只有同时满足这两个标准，才有资格称为工业国。
因此，中国要想成为一个工业化国家，必须在不损害农民和农业利益的前提下，确保农业生产总值和农业劳动总人数都降低到一定水平，单纯依靠重工业和工业发展来拉动国民经济增长，对中国这个农业大国来说是非常困难的——无数事实表明，纯粹靠工业的进步来减掉多达8亿甚至更多的农业人口，同时满足全中国人的吃饭穿衣问题，是件很有难度的事情。
新中国成立后，一度照搬苏联的发展模式，优先发展重工业。这样做的结果是，虽然短时间内工业产值飞速提高，但却引发了大炼钢铁、大跃进、大办公共食堂甚至60年代初的大灾荒。实践表明，这种发展模式会让大量农业劳动力迁移到效率低下的城市工业部门，久而久之不但农业荒废，还致使工业的发展后继无力，国家经济发展整体上处于非常缓慢甚至停滞的状态。
而且，对中国这个刚刚解放不久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优先发展工业不符合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 马斯洛是美国著名心理学家，第三代心理学的开创者。需求层次理论是说，人的需求是从低到高逐渐提升的，依次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受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
]——一般情况下，人们只有实现温饱才会考虑其他，因此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首先要解决人们的吃饭问题。让国民底层优先得到保证，将提高农业效率放在首位，其他问题才能逐步解决。
事实上，农业优先得到解决的意义，远非温饱可以概括，农业为人类所提供的财富，更不仅仅是“粮食”这么简单。
张培刚认为，农业对工业化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贡献，可以归纳为“食物、原料、劳动力、市场、资金”五个方面。即农业不但为国民提供粮食，还能为工业发展提供原料。农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农业还可为工业提供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有购买能力的农民还起着扩大工业生产市场的作用，最终还能通过向国家纳税和输出农产品的方式为工业发展提供资金积累和外汇储备。
其实人类社会就是这样进步的。纵观世界历史，无论哪个地区，最先出现的都是农业。
在产业结构中，农业是推动经济增长的第一产业，是工业化与经济发展的基础和必要条件，只有农业生产力得到提高，才会根据底层产业的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推动新产业发展，才会使手工业、工业、重工业、第三产业、信息产业等产业有更好的生存空间。
总而言之，农业是基础，只有基础扎实，才能为其他产业发展提供强劲的推动力，忽略基础直接开始工业和重工业的现代化，无异于缘木求鱼，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
另一方面，实践证明，以牺牲农业和农民的代价换来的经济增长其实是不长远的，甚至可能会出现负增长。
中国真正大规模的工业化始于1953年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三个五年计划之后，经历了十几年的发展，中国才逐步建立起以重工业为骨干的现代工业体系。这时候历史已经进入20世纪60年代中期，当时的中国已经通过土地改革和合作化以至人民公社化，农业的发展也仅限于此，农业比新中国成立前虽有改进，但进步并不大，农民生活水平虽然比新中国成立前好得多，但却未达到应有的程度，何况中间还经历了50年代末的“大跃进”、60年代初的“大饥荒”。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对内改革的关键就是首先注重提高农业生产率，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变以往“吃大锅饭”的人民公社制度，农民劳动积极性由此被充分调动起来，并且在改革中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同时国家经济也逐步恢复增长。
到1985年，农产品“统购派购”制度取消，农村多种经营及乡镇企业兴起，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经济格局出现全新的特点：非农产业发展迅速，农民收入大幅度提高。这正是农业高度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底层产业的边际效用递减”的表现，可见农业发展不但满足了农民和国家的需要，而且主动为其他产业提供资金和剩余劳动力。以农业的发展来推动其他产业产值的增长，已经不再是仅仅停留于理论层面，张培刚的“农业国工业化”预言得到了证实。
对于中国这个有着13亿人口、8亿多农民的大国，采取何种发展模式，不仅关系现在，更影响未来。
然而，发展毕竟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回顾以往，中国的经济建设的确走了弯路，但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对内调整经济结构，农业重获重视，使得中国国民经济以年均10%左右的速度快速增长，经济实力大为增强，西方经济学者惊呼：“这在人类经济发展史上创造出一个伟大奇迹。”种种迹象表明，改革开放后着重提高农业生产率的做法，已获得了很大成效。
在这个基础上，张培刚又提出新的观点：中国经济发展到了最为关键的时刻。因为在农业改造和工业化过程中，农业和农民依然面临着棘手难题，如果这些难题得不到解决，势必会影响下一步经济的增长。
张培刚认为，从1989年到1991年，中国整顿国民经济过热现象，让农村工业和非农产业的发展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宏观调控波及农业，其中尤以粮食和棉花生产为重，导致农业和农村中出现一些新的突出问题，严重影响工业化进程。针对这种现象，需要大力解决“三农”问题，在国民经济中形成一种“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础、以农业产业化经营为方向”的第二次农村经济变革浪潮。
无论怎样论证农业与工业之间的关系，最终目的只有一个：工业的“拉力”与农业“推力”同时发力，使中国的经济长久持续发展。
按照张培刚的构想，工业化初期，只有“先是农业支持工业”，让农业充分发挥在提供“食物、原料、劳动力、市场、资金5个方面”的贡献，才能实现“工业反哺农业”，促进国民经济良性发展。
8．关注“三农问题”
作为世界上的农业大国，可以说，不懂得中国的农民和农业，就不懂得中国。其实何止是中国，按照张培刚的理论，这句话放到世界其他农业国家也一样适用：不了解农民和农业，国家的经济发展制度就无法制定得更客观。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只要人类仍然以动植物为主要食物，农业的基础地位就不能动摇，农民这种特殊的生产力就不可或缺。
关于中国的农业，目前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三农问题”，即农业、农村、农民三方面三位一体的问题。它们的存在也不是我国特有的现象，而是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的必然产物。
从20世纪90年代起，中国经济由于产业结构的调整，致使农村工业和非农产业的发展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粮食和棉花的生产形势变得严峻起来，三农问题这才突出出来，成为影响我国工业化进程的重大问题，也成了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关键。
怎样解决“三农问题”，张培刚给出两个方向。首先，农村剩余劳动力和非农产业问题是症结所在。
建国初期，重工业得到优先发展，农业则处于从属地位，农业劳动生产率一直得不到有效的提高。在广大农村，人民合作社盛行一时，按人口领粮食，结果之一就是导致农村家庭为了领得更多口粮狂生孩子，农业人口激增，以致目前农业人口约占总人口2/3的比例，与工业化国家标准人口比例——农业人口占总人口1/4，有相当大的距离。这一事实意味着，中国要实现工业化，必须首先解决转移庞大的剩余劳动力这个巨大的难题。
到了20世纪90年代，改革开放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就。这时候，中国的农业生产力已经得到显著的提高，农业已经不需太多的劳动力就能养活整个国家和人民，于是一部分劳动力开始分离出来。一部分农民开始投资乡镇企业，开始做生意，开始进城务工，大约4 000万农民被城市吸收，成为非农业劳动力。但对于2/3的总人数来说，这个数字小得几乎可以忽略。
由此可见，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不能单纯依靠城市的吸收，应该还有更高层次的产业来吸收多余劳动力。
张培刚大胆畅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方向应该与中国经济的高层次发展有关。如果农村乡镇企业能进一步发展，并且引起农村的初步城镇化，那么将会有一大批农业劳动力被吸收，并且能为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创造更多的效益。
如果此举成功，不仅解决了剩余劳动力的问题，同时可以有效缓解乡镇企业的人力成本问题。
张培刚认为，乡镇企业是中国农民的伟大创举，政府应该认真研究乡镇企业发展的经验和问题，重新调整乡镇企业的产业分布、产品方向和技术结构，做一些有助于提高乡镇企业生产力的工作，使之向着一种工业化的模式发展。
比如，可以试着往农产品深加工方向转化，或者让农业产品像工业产品一样，实现产前、产中和产后一系列服务。这样做的最终结果，就是确保乡镇企业逐步工业化，剩余劳动力逐渐非农业化，一举解决掉农村剩余劳动力和非农产业两个问题，使中国的工业化向前再迈进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