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为了实现农业工业化的均衡发展，张培刚建议，国家还要着重于调整乡镇企业的布局，不仅花大力气投入东部沿海或者其他较发达的地区，还要对其他落后地区投入一定的资金、技术和人才，帮助中部和西部建立适合他们本地的乡镇企业。这样才能合理引导和组织全国剩余劳动力的有序流动，避免劳动力过于集中和不均衡，影响国民经济的整体腾飞。
9. 牛肚子理论
从改革开放到20世纪90年代，东部沿海地区城市建设初见成效，不但有了大上海的吸附能力和辐射能力，而且形成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等经济区域。1999年，国家本着利用东部沿海地区的剩余经济发展能力，提高西部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巩固国防的目标，又提出了“西部大开发”战略，这样，唯独人口众多、承东启西、贯通南北的广大中部地区陷入尴尬。
东部地区炙手可热，西部大开发提上议事日程，唯独广袤的中部地区备受冷落，这意味着什么？
早在1988年，在青岛召开的中华外国经济学研究会华东分会的年会上，张培刚就根据自己参加农业劳动的经验，提出了著名的“牛肚子理论”——放牛的时候，一头大牯牛不慎掉到泥潭中，人们很难将它拉出来。大家手忙脚乱地牵牛鼻子、拽牛头，通通不管用，牛身依旧越陷越深。这时候，有人拿来几根粗木杠，垫在牛肚子下，然后几个人一使劲，就将这头大牯牛拉出了泥潭。
如果将中国经济比做一头陷入泥潭中的牛，那么东部沿海开放城市就像牛鼻子，西部地区就是牛尾巴，广大中部地区就像庞大的牛肚子，承载着整个身体的重量。若想将这头牛拽出泥潭，单独牵牛鼻子、揪牛尾巴是不管用的，要想法在牛肚子下面用力，只有将庞大的牛肚子顶起来，整头牛才能走出泥潭。
也就是说，中国经济若想起飞，只抓东部沿海和西部是不行的，不能忽视广大的中部地区。因为中部经济是避免中国经济陷入泥潭的支点，中部经济的崛起才能带动“牛尾巴”和“牛头”，进而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腾飞。
由于丰富和发展了区域经济理论，张培刚的“牛肚子理论”一经推出就受到广泛关注，成为继东北工业带、东部沿海开放城市、西部大开发之后的又一个区域经济理论。然而，也有人质疑，“牛肚子理论”在具体的实践中是否可行。
从中国经济发展形势来看，中部地区非常尴尬，不仅得不到国家的扶助，为了支持东部和西部发展，资源还被大量占用，中部地区的人才越来越向东或向西流动。加之中部地区人口多，经济发展以传统的农业为主，不但经济腾飞较困难，而且还是“三农问题”集中爆发地带，是产业结构转换艰难的焦点地域。
广大的中部地区，正像牛肚子一样，正在逐渐陷落、下沉。因此，即使国家不实行中部崛起战略，中部地区诸多难题也迫切需要得到国家的解决。“牛肚子理论”的提出，无异于拉响中部地区的警铃，既提示中部各省认识到自己的困难，又提醒国家：如若不采取措施，中部地区的经济将与其他地区的差距越拉越大。
从中部地区的实际情况来看，如果国家能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支持，中部地区完全可以快速跳出泥潭，提升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中部地区具有自己明显的独特优势：交通发达，人口密集，经济基础良好。
就交通来说，广大中部地区承东启西、贯通南北。如河南的郑州，汇集京广线、陇海线两大铁路主干，东西可以输送能源，南北可以运送工农业产品，交通非常便捷。还有湖北的武汉，号称华中地区最大都市及中心城市，便利的水运让它享有“东方芝加哥”的美誉，让它成为中国近代工业的摇篮，另外还承载着丰厚的文化意蕴。
就人口方面来说，中部地区完全有成为劳动密集型工业产地的潜力，可以为本地区乃至全国各地输送大量劳动力。当然，中部地区的优秀人才少了一些，尤其缺乏高新技术人才和高级管理人才，这是因为高级人才被早已开放的东部和逐渐发展的西部吸引过去。随着中央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中部各省能提供更多更好的机会，大量优秀的人才自然会被吸引回中部地区，很多本土人才也会留下来建设自己的家乡。
另外，中部地区的经济虽然处于比较尴尬的“不东不西，不是东西”的地位，但中部各省的GDP其实一直在逐年增长，各省都有一批率先发展起来、富裕起来的县市和乡镇，对整个中部地区的经济发展起着巨大的鼓舞和示范作用。况且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部地区人们的观念早已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提升起来，人们脱贫致富的愿望非常强烈。
由此可见，中部地区目前虽然是问题最多、最集中的地带，但同时也是潜力最大、希望最大的经济地带。
“牛肚子理论”的提出，为中央进一步规划区域经济提出了方向，进一步明确了中央的经济规划。2004年3月，温家宝总理首次明确提出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方案。2007年，中共中央正式成立中部崛起办公室，中部地区的崛起实践正式拉开了帷幕。相信随着国家对中部地区投入的不断加大，中部地区的腾飞为期不远，中国经济水平的整体提高也指日可待。
断裂的人生
人生像弈棋， 一步失误， 全盘皆输，这是令人悲哀之事；人生还不如弈棋，不可能再来一局，也不能悔棋。
——弗洛伊德
很多时候，一个人理想越高远，行动也就越简单，生活也就越单纯。而命运却常往相反方向行驶。
一生坎坷的张培刚，自小立下“为改善农民生活、改进农业耕作而努力”的宏愿。正是从这个愿望出发，才有了他青年时代的乡野调查，以及其前半生最光辉的哈佛生活。
不敢想象，如果张培刚没有作出回国决定，而是在联合国享受高薪，或者应张伯伦邀请到哈佛任教，他此后的人生将开出怎样的花朵。但可以肯定的是，任何一项选择都比回国令其学术生涯更为连贯、健康。但这样一来，就陷入一个悖论——与当初出发的目的相矛盾。
张培刚显然不愿放弃报效祖国的念头，于是，在几番挣扎，几经辗转之后，终于回到急需人才的中国。从此，他的命运开始被无形大手操控，在丧失理性的汪洋中随波逐流，身不由己。
张培刚的经历，如果放在那些认为“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以牟利为求学目的的人身上，是根本不可能这样随遇而安的。张培刚开始反省自己，这样剖析遭受逆境的原因：“我自己也有缺点，也有错误。就拿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来说，由于受到左的影响，我也曾不够公正地写过批判文章，不够客观地评价过西方经济理论。”
人们欣喜地看到，30年的基建和劳动改造之后，张培刚依然没有磨去棱角，“不能让农民受苦”的理想犹在，晚年更是道出颇有骨气的信念：“作为中国人，我们不仅在经济上要争气，早日摆脱贫困，做到真正的振兴和发达；而且在学术上也要争气，早日摆脱落后，做到真正的独立和繁荣。”
1998年，突然有人告诉张培刚：您的博士点批下来了！这个博士点申请书张培刚已经递交了二十几年了，终于在世纪末批了下来，这时候的张培刚已经85岁了，在这个年纪成为博士生导师，在中国恐怕绝无仅有。
此时的中国，经历思想大解放之后，掀起改革开放序曲，终于在一片蒙昧中发现张培刚经济理论的现实价值。于是，无论学术界，还是教育界，甚至他所在的华中科技大学，莫不争先报道张培刚，一些人甚至开始攀亲戚。一时间，冷落多年的小房间，突然变得热闹起来。
时光氤氲，关于张培刚的评价不断涌现，有些令人振奋，有些则让人黯然。董辅礽曾如是说：“1946年我考进武汉大学经济系，结识了我人生中第一位重要导师张培刚教授，但是张老师的学术思想像一颗流星，在20世纪中叶的天空划出一道炫目的亮光之后，旋即泯灭了。”
上世纪80年代初到芝加哥大学攻读发展经济学的林毅夫，写作毕业论文时，导师舒尔茨开出一系列必读书单，其中一本就是张培刚的《农业与工业化》。林毅夫日后回忆说：“当时作为一个在美国读书的中国学生，从文献当中能看到的中国人写的著作非常少，而张培刚老师的书就像是一颗明珠，让我感到备受鼓舞，书中有很多真知灼见，令我折服。”
诸如此类的评价不乏溢美之词，但也并非空穴来风，张培刚在发展经济学上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就连曾经担任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的钱纳里来华讲学时也直言不讳：“发展经济学的创始人是你们中国人，是张培刚先生——这是中国人的骄傲。”
然而，经历大起大落的张培刚似乎已经看透世界。青年辉煌、中年沉默、老年时代重获重视的他面对外界评议，内心多了一份从容与淡定。世俗纷扰已经无法干扰他的内心。2004年夏天，张培刚写下这么一副对联——上联：认真但不能太认真，应适可而止；下联为：看透岂可以全看透，须有所作为；横批，看待人生。这既是他的生活态度，也可以说是他一生命运的写照。
也许由于这种豁达的人生态度，对于个人的坎坷与不幸，张培刚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抱怨和牢骚，只热衷于从事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将注意力集中在培养中青年师资和研究生上。他每天的活动，除了看很多书外，就是带领学生进行课题研究，要不就是阅读武侠小说，体验“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情怀。
当别人为他失去30年宝贵的研究时间而惋惜时，张培刚却出乎意料地回答：“我觉得我比起姜太公还强点，姜太公80岁遇文王，张培刚85岁得到博士点，我比他还高明点，还超过他5岁。”
没有功利心、没有个人计较的心态，张培刚遭遇磨难后不曾忘记自己的宏愿，仍然以高龄博导的身份发挥余热，为经济学界培养出更多的后来者，如目前国内经济领域响当当的人物何炼成、林毅夫、谭崇台、吴敬琏等人，都不同程度地受其指导，巴曙松、张燕生、张军扩等学生，甚至都曾到中南海为国家领导人讲过经济学方面的课。学生如此争气，为师的应该比较欣慰了。
为推动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和传播，在张培刚学生的支持下，华中科技大学设立了“张培刚发展经济学研究基金会”，创立“张培刚发展经济学优秀成果奖”。90多岁一身重病的张培刚甚至在家人的搀扶下来到现场为后继者颁奖，表现出对发展经济学的重视，对后来者的殷殷期盼。
令人惊喜的是，在2006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工业结构优化升级研究”开题报告会暨发展经济学论坛上，张培刚还以94岁的高龄表现出满怀激情的研究干劲。根据中央刚刚召开的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8条任务，他表示：“我已达94岁了，但仍然有志向和愿望同大家一起来完成这一重大课题。”这种决心和勇气，非一般人所有。
其实张培刚的努力，并不仅仅开始于成为博士生导师后。早在1978年他被借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参与编纂《政治经济学辞典》时就已经开始了。经过30年风雨的张培刚依旧保持了对经济学研究的热情。
此后数年，张培刚不顾年迈体衰，先后写成《新发展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微宏观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农业国工业化问题》（发展经济学通论第一卷）、《发展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发展》、《20世纪中国粮食经济》等书籍和论文，对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和传播，以及世界发展经济学的发展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同时间接将陷入低迷的西方发展经济学推向一个新的高潮。
他历经磨难而不气馁，历经坎坷而不退缩的学者精神，不但是经济学界的骄傲，更是这个浮躁时代的珍品。有一次，一位记者采访张培刚，结束时问他：“你认为中国经济学界还能出大师吗？”
坐在轮椅中的张培刚思量许久，摇摇头，一字一顿地说：“学术风气很不好，当官的如果不带头克服掉浮躁和功利之风，很难！没个三五十年不行。”一旁的夫人赶忙暗示他。“那就再等个20年吧。”张培刚意味深长地更正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