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的神仙信仰与《庄子》也有密切的关系，《庄子》中大量的神仙观念成为道教神仙信仰的直接理论来源。唐代时曾有人诘问当时的道教理论家吴筠：“道之大旨莫先乎老庄，老庄之言不尚仙道，而先生何独贵乎仙者也？”吴筠回答说：“老子曰‘深根固蒂，长生久视之道’，又曰‘谷神不死’，庄子曰‘千载厌世，去而上仙，乘彼白云，至于帝乡’，又曰‘故我修身千二百岁而形未尝衰’，又曰‘乘云气，驭飞龙以游四海之外’，又曰‘人皆尽死，而我独存’，又曰‘神将守形，形乃长生’，斯则老庄之言长生不死神仙明矣。”（《玄纲论》）这就明确说明道教的神仙信仰是直接以《庄子》中的神仙观念为基础的。除此之外，在《庄子》中还有很多关于“神仙”形迹的描写，其中的“神人”、“至人”、“真人”等神仙观念都成为以后历代道教神仙信仰的理论素材，对道教构建其神仙世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道教的许多仙经道传对神仙的描写也大都以此为基本原型。
道教的许多修炼方法也直接来源于《庄子》。比如《庄子》中的抱神守一、心斋、坐忘等都被道教所吸收，发展成为“存思守一”之法。唐代道士司马承祯论道教的修炼方法时说：“学道之初，要须安坐，收心离境，住无所有，不著一物，自如虚无，心乃合道。”（《坐忘论·收心》）这显然承袭了《庄子》中“坐忘”的观点。《庄子·刻意》中说：“吹呴呼吸，吐故纳新，熊经鸟伸，为寿而已矣，此导引之士，养性之人，彭祖寿考者之所好也。”“熊经鸟伸”即是后来道教中的导引之术，而“吐故纳新”，还有《大宗师》中的“踵息”，也被道教全部吸收，被称为“行气”、“胎息”、“炼气”等。至于《逍遥游》中的“不食五谷，吸风饮露”则被道教神仙家发展成为辟谷之术。由此可以看出，《庄子》中所提到的一些修养方法对道教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五）《庄子》与佛教
佛教作为一种外来宗教，为了求得在中土的生存和发展，就必须与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相结合，而《庄子》中所使用的概念甚至某些思想正与佛教有相似或雷同之处，正由于此，《庄子》与佛教之间的相互影响就成为必然，《庄子》对于佛教在中土的流传起了重要的作用。即使隋唐时期所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化佛教——禅宗，在许多方面也汲取了《庄子》的思想因素。
佛教初传中土之时，即攀附老庄道家。特别是《庄子》，成了理解佛教思想的理论中介。在最初的佛经翻译中，《庄子》中所提供的一些名词、概念、思想等对于中土人士理解佛教思想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在魏晋玄学思潮中兴起的佛教般若学，更是渗透着庄学的色彩，支谶即用“本无”、“自然”的概念来诠释佛教“空”的观念。所以佛经在其传译之初即受到了庄学的影响，佛教思想正是借助于庄学进行传播的。这种以老庄道家学说比附佛经中的范畴概念之法，即是后来魏晋时所说的“格义”或“连类”。因为《庄子》中的许多思想与佛教义理相契合，如《庄子》的“无己”与佛教的“无我”，《庄子》的“齐物”与佛教的“平等”，《庄子》的逍遥与佛教的“涅槃”等，所以当时的名僧竺法雅、竺法潜、慧远等皆善用此法。《高僧传》记载，慧远有次讲经，听者无法理解，慧远又讲解多次，听者反而更加迷惑，慧远“乃援引《庄子》为连类，于惑者晓然”。而作为当时般若学“六家七宗”中影响最大的心无宗、本无宗和即色宗，甚至后来被称为“解空第一”的僧肇，在其解释般若义理时无一不受到《庄子》思想的影响，也因此使当时的佛教般若学渗透出浓厚的庄学色彩。因此可以说，《庄子》对于佛教在中土的传播、发展和繁盛具有接引之功。
当然，庄学与佛学的影响渗透是双向的，庄学在影响佛学的同时，佛学对于庄学研究也产生了很深的影响，其中名僧支道林即以般若学的义理解《庄子》，阐发出“明至人之心”的逍遥新意，从而超越了向秀、郭象的适性逍遥说。就此而言，当时的庄学研究带有了佛学的色彩。正是在玄学、庄学和佛学的相互渗透中，三者逐渐走向合流，至隋唐时出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禅宗。禅宗完全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氛围中形成的，其受到《庄子》的影响尤巨，在禅宗中可以看到许多庄学的影子，如《庄子》的“自然”主义主张“返其性命之情而复其初”，而禅宗则有返求本心；《庄子》在修养方法上主张心斋、坐忘、主静、守一，禅宗则有明心清净，主张“以无念为宗”；《庄子》主张“朝彻”、“见独”，禅宗则有直指本心、见性成佛，如此等等。所以到后来人们就将禅宗同《庄子》并提，称为“庄禅”，在禅宗和庄学思想的激荡下，文士们既慕庄又向禅，亦庄亦禅，庄禅并举，何为庄、何为禅已很难分清了。
（六）《庄子》与中国文学
《庄子》代表了先秦散文的最高成就，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一朵奇葩，李白赞庄文“吐峥嵘之高论，开浩荡之奇言”（《大鹏赋》），刘熙载赞庄文“意出尘外，怪生笔端”、“缥缈奇变”（《艺概·文概》），鲁迅也说：“其文则汪洋辟阖，仪态万方，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汉文学史纲要》）《庄子》以其深刻的思想性和高超的艺术性对中国历代的文学创作产生了重大影响。
《庄子》开中国文学的浪漫主义先河，它的散文，在语言上汪洋恣肆，诙谐幽默，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在构思上丰富奇特，变化多端，夸张生动，妙趣横生；在意境上玄远旷达，飞越雄浑，超迈脱俗，境界幽远。作为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源头，《庄子》为以后的文学发展提供了创作手法、表现技巧和内容素材上的准备，影响到了包括咏怀诗、玄言诗、游仙文学、山水文学、田园文学、志怪文学等在内的大批文学形式的产生。历代诗人、散文家或小说家，特别是一些浪漫主义色彩颇浓的文学家几乎都受到庄子文学的影响，嵇康、阮籍的旷达豪放，陶渊明诗篇的达观放任、恬淡自然，李白诗篇的潇洒飘逸、超旷不羁，柳宗元寓言的想象奇幻、精致绝妙，苏轼诗文的洒脱雄浑、广阔豪放，辛弃疾词的雄奇壮阔、浑厚慷慨等，都能看到庄文浪漫主义的影响。其他如汉代的贾谊、张衡，魏晋的曹植、谢灵运、陶渊明，唐代的王维、岑参、韩愈，宋代的陆游，元代的马致远、王实甫，明清时期的吴承恩、施耐庵以及安徽的桐城派文人等，无不受到庄子文学的启示，仿效庄文的优美生动、简洁凝炼的语言艺术，创造出很多优秀的文学作品。
《庄子》中所透露出的深刻的批判意识，也直接影响了中国文学的创作，一些具有反抗和批判意识的作家，如嵇康、阮籍、陶渊明、李白、李贺、关汉卿、吴敬梓、曹雪芹、蒲松龄，甚至近现代的文学巨人鲁迅和郭沫若等人，都接受了庄子思想中的批判精神，对当时腐朽的社会制度和黑暗的社会现实作了猛烈的抨击和深刻的揭露。
（七）《庄子》与中国艺术
《庄子》中所包含的艺术思想与《庄子》所追求的自由境界、超脱精神以及修养方法等对以后的中国艺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且成为中国艺术理论的基础和中国艺术精神的主体内容。《庄子》对中国艺术的影响，突出地表现在绘画艺术中。
首先，《庄子》崇尚自然美的观念引领了中国艺术发展的方向。《庄子》认为，自然之美是最大的美，是“至美”，如《天道》说“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刻意》说“淡然无极而众美从之”，《知北游》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这里的“朴素”、“淡然无极”、“天地之美”即是没有任何人为造作的自然美。在这一思想的直接影响下，中国的绘画艺术于唐宋之际由人物画转向了以追求天真自然、返璞归真为特征的山水画，唐宋以后，山水画即成为中国绘画艺术的主流和正统。以后历代画家都以崇尚自然美为绘画的最高追求，如唐王维说：“夫画道之中，水墨为上。肇自然之性，成造化之功。”（《山水诀》）唐张璪说：“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历代名画记》卷十）宋韩拙说：“格法本乎自然，气韵必全其生意。”（《论用笔墨格法气韵之病》）明董其昌说：“画家以古人为师，已自上乘，进此当以天地为师。”（《画禅室随笔》卷二）清邹一桂说：“今以万物为师，以生机为运。”（《小山画谱》卷上）而《庄子》中对“道”恍惚缥缈、无形无相、可意会不可言传等特性的描写，以及对言意关系的讨论，则直接影响了中国绘画重神采、重玄远、重意境的特征。可以说，魏晋以后的中国艺术，始终是在《庄子》思想的影响下发展的，崇尚自然、追求意境也成为中国绘画艺术的重要特征。
其次，《庄子》中内含的对艺术创作规律的揭示影响了中国传统的艺术创作论的形成。在《庄子》中内含有许多对艺术创作规律的揭示，最为重要的就是《庄子》强调在艺术创作之前一定要通过斋戒静心，排除杂念，使精神专一，从而进入绝对的艺术创作状态。这些论说与《庄子》中的一些修养方法如心斋、坐忘、离形去知等成为中国传统艺术创作论的主要内容。如张彦远在评论吴道子时说：“守其神，专其一，合造化之功，假吴生之笔，向所谓意存笔先，画尽意在也。守其神，专其一，是真画也。”在评顾恺之时说：“凝神遐想，妙悟自然。物我两忘，离形去知。身故可使如槁木，心故可使如死灰，不亦臻于妙理哉！所谓画之道也。”（《历代名画记》卷二）宋人郭熙在论绘画创作时也说：“庄子说画史解衣盘礴，此真得画家之法。……然不因静居燕坐，明窗净几，一炷炉香，万虑消沉，则佳句好意，亦看不出；幽情美趣，亦想不成；即画之主意，亦岂易及乎？境界已熟，心手已应，方始纵横中度，左右逢源。”（《林泉高致·画意》）这里所说的守神、专一、物我两忘、离形去知、身如槁木、心如死灰等等即直接来源于《庄子》。而画史解衣盘礡的故事就源自《庄子·田子方》中，是对艺术创作心态的揭示。这些都对后世的艺术创作论产生了重大影响。
除此之外，《庄子》中所表现的人生态度、美学思想和思维特征等还渗透到了书法、雕塑、音乐等其他的艺术形式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