璆、韶两人虽才华横溢，饱读诗书，但壮志难酬，而在神仙们的聚会上，却受到礼遇，被邀请主持神仙的婚礼。他们不但欣赏到仙境的美景、美乐，品尝到仙境的美酒、美食，而且发现神仙们竟然未忘情世事，浮梁县令求延年因贪贿苛政，在仙界遭到奏报，将受到惩罚；当时军阀割据，李老君准备“敕龙神设水旱之计，作弥淮蔡，以歼妖逆”，帮助朝廷平定藩镇之乱。在神仙们的歌曲和诗中，还表现了对人世沧桑及马嵬之变的哀伤。作者通过曲折的方式，表达了对才华难展的愤懑及对政治清明、天下太平的向往。但最后二人还是入山修道，这样，就表现了作者对现实感到绝望的心态。
朱庆余《香艳丛书》中《冥音录》（《太平广记》卷第四百八十九）在对二帝寻欢作乐、宪宗弑君夺位的描述中，可强烈感受到作者对唐代晚期混乱时局的关心，与对统治阶级醉生梦死的昏庸批判的审视的态度。而《周秦行记》则以夜行遇仙的叙事手法，成为党争嫁祸的工具。小说用第一人称写牛秀才科举落第后回家，误入汉文帝的母亲薄太后的家庙，遇到戚夫人、东昏侯之潘妃、王昭君、杨贵妃、绿珠等古今后妃美人，大家饮酒作乐，其间杨贵妃称当今天子为“沈婆儿”，薄太后令昭君为牛秀才侍寝。两度嫁胡人的王昭君显然是影射两度落入安禄山叛军之手后不知所踪的德宗之母沈氏。这篇小说，当时人认为是和牛僧孺政治上对立的李德裕的门人韦瓘写的，以陷害牛僧孺。
在唐代小说中，道教仙境的描写常常用来映衬社会现实的黑暗。如《逸史·李虞》（《太平广记》卷第四十二）写信州李虞和秀才杨棱“俱有栖遁之志”，两人结伴游历，进入仙境，“到一府署，多竹堂，屋坐甚洁，人吏数十。因自言曰：‘某姓杜，名子华，逢乱避世，遇仙侣，居此已数百年矣’”。并且与李虞等“昼夜论语，因问朝廷之事”。杜子华送他们走之前，邀请他们一起隐居，李、杨有难色，子华笑，执手而别，并请不要向外人泄漏。后来杨棱曾再去寻访那个洞穴，但已不见踪影。杨后官至御史，谪番禺而卒；李虞则落魄一生。在仙境已居数百年之久的杜子华，还要向李、杨两人“问朝廷之事”，可见他仍然关注时事，但最后李、杨两人的结局，表现了作者对现实的否定。
从宣扬个人升仙、享乐到关注社会现实；从寻求乱世解脱，到构想理想社会，这两个层递关系中所表现出来的思想内涵和关怀视野是不同的，个人升仙、享乐关注于个体生活，而后者是一种广阔的社会关怀。寻求乱世解脱又在社会关怀之余仅限于个体的安身立命，对理想社会的构想却到达了人类整体的高度，对政治经济制度、道德建设等进行全方位的思考。
作者还利用宗教题材，映射社会问题，批判丑恶现象。一是以劝世为创作目的，表达对社会道德的关注。如《宣室志·李甲》（《太平广记》卷第四百四十）篇讲述唐宝应年间李氏子“其世不好杀，故家未尝畜猫，所以宥鼠之死也”。后来，李家的老鼠竟救了李氏一家的性命。小说最后，作家感慨道：“鼠固微物也，尚能识恩而知报，况人乎？如是，则施恩者宜广施其恩，报恩者亦宜力其报。有不顾者，当视此以愧。”实际上就是暗示人不如鼠。《玄怪录·叶氏妇》篇作者借耿氏言：“天下之居者、行者、耕者、桑者、交货者、歌舞者之中，人鬼各半；鬼则自知非人，而人则不识也。”“今道途之行，人鬼各半，自不辨尔。”实际上是批判有些人表面上是人，其实是鬼，其心难测。二是表现对侠义之士的赞颂，对某些愚昧陋习的批评。如《玄怪录·郭代公》篇通过唐代名将郭元振为民除害，斩杀被乡民奉为神灵的黑猪精的故事，表现作家对机智勇武、多谋善斗的郭元振充分肯定和赞扬，以及对乡民愚昧糊涂的批评。故事的结尾，作者借郭元振之口劝导乡民：“使诸侯渔色于中国，天子不怒乎？残虐于人，天子不伐乎？诚使而呼将军者，真神明也，神固无猪蹄，天岂使淫妖之兽乎？”一席话使众人醒悟。乡民寻迹果然找到一只失去前蹄的黑猪。三是对贪官污吏的嘲讽。如《玄怪录·萧志忠》篇叙述山中的虎、狐、麇、兔、雉等动物将被中书令萧志忠猎取，为求活命，这些动物妖怪便向即将成仙的千年虎精“严四”求救。妖怪以美酒、美女贿赂风神、雪神，企图以狂风、暴雪阻止萧志忠游猎。鬼神的世界同人世一样讲究贿赂、徇私舞弊，分明是现实社会中贪官污吏卑劣行径的鲜活翻版。
第三节 元明清时期：宗教故事的世俗化叙事
一、三教合一
中国佛教和道教创建之初，就主动向儒家靠拢。北朝南齐的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云：儒佛两教，“本为一体，渐极为异，深浅不同。内典初门，设五种禁，外书仁义礼智信，皆与之符。仁者，不杀之禁也；义者，不盗之禁也；礼者，不邪之禁也；智者，不酒之禁也；信者，不妄之禁也”【44】。将佛家的五戒与儒家的五常比附，其后《魏书·释老志》、隋天台智者《止观辅行弘决》、北宋真宗皇帝《崇释论》、宋代契嵩《辅教编》，都继承颜氏的说法，把儒家伦理纲常提到了极高的位置。宋代以后，三教融合趋势进一步加强，佛教和道教都越来越强调道德、伦理，强调要有补于世，有助于教化的完善。明代三教融合形成一种社会思潮，王阳明继承宋代理学融合佛、道的做法，完善陆象山的“心学”理论。明末清初学者张履祥指出：“三教合一之说，莫盛于阳明之门。察其立言之意，盖欲使墨尽归儒，浸淫至于今日，此道日晦，彼说日昌，未有逃禅以入儒，只见逃儒以入释，波流风煽，何所底极！”【45】在晚明，以王门后学为中心，加上其他大批学者与之呼应，三教合一之说大盛。《明史》谓王学人物周汝登“欲合儒释而会通之，辑《圣学宗传》，尽采先儒语类禅者以入。盖万历以后，士大夫讲学者多类”【46】，可见当时的风气。明末四大高僧——祩宏、真可、德清、智旭都力倡三教同源之说。祩宏原是儒生，他说：“核实而论，则儒与佛，不相病而相资。试举其略：凡人为恶，有逃宪典于生前，而恐堕地狱于身后，乃改恶修善。是阴助王化之所不及者，佛也。僧之不可以清规约束者，畏刑罚而弗敢肆，是显助佛法之所不及者，儒也。”【47】在祩宏看来，儒佛是相辅相成的，佛能阴助王化之所不及，儒能显助佛法所不及，两者结合可以更好地为政治教化服务。他又指出：三教“理无二致，而深浅历然；深浅虽殊，而同归一理。此所以为三教一家也”。【48】真可提出：“南无‘仁’慈佛！爱人如己，此心常不昧，如来即出世。南无‘义’气佛！爱人必得所，临事不苟且，立地成正觉。南无‘礼’节佛！事事要明白，长幼序不乱，世尊即是你。南无‘智’慧佛！变通无滞碍，扶正不扶邪，化苦而为福。南无‘信’心佛！真实无所改，一念与万年，始终常若一。如是五如来，人人本自有，善用佛放光，不善佛灭度。”他承继颜之推的说法，称儒家“五常”为“五如来”。【49】在三教中，祩宏将佛教排在第一，德清则比他走得更远，他说：“是则佛法以人道为镃基。所言人道者，乃君臣、父子、夫妇之间，民生日用之常也。”【50】将伦理纲常看作是佛法建立之基，显然是以儒为主佛为辅。智旭则把孝作为佛教的主旨，他在《孝闻说》中谓：“世出世法，皆以孝顺为宗。”又在《题至孝回春传》中说：“儒以孝为百行之本，佛以孝为至道之宗。”【51】道教从创建之初，就强调道德的重要性，葛洪在《抱朴子》中，就认为积德行善乃成仙之法门。金元时期出现的全真道和净明道等道教流派，都将“孝”作为立教主旨，不但吸引了儒家的思想，而且融合了佛教的观念。洪武年间的道士何道全，做过一首《三教一源》，是后来三教合一论者常引用的诗句：
道冠儒履释袈裟，
三教从来总一家。
红莲白藕青荷叶，
绿竹黄鞭紫笋芽。
虽然形服难相似，
其实根源本不差。
大道真空元不二，
一树岂放两般花。
三教合一论不但流行于士大夫和僧、道之间，而且在民间也传播开来。宝卷、善书、功过格往往将三教混合一致，道教的神灵、民间的信仰与佛教的佛、菩萨混杂在一起。明嘉靖年间的三一教主林兆恩，就是三教合一的集大成者。林兆恩认为：三教之源本同，三教之道本一，“夫道一而已矣，而教则有三”【52】。亘古永存的“道”，不但化生为天地万物，也衍生出儒、道、佛三教，所以道一教三，三者的本质实际上是相同的。唐虞三代，三教并没有明确称为儒教、道教、佛教，它们共同发挥着本质相同的教化功能。但自秦汉以来，道裂而为三，分门立户，纷争角斗，现在该是三教复归为一的时候！但林兆恩所谓三教合一，并不是说三教平分秋色，地位平等，而是要归儒宗孔，佛教和道教以自己的教理去适应、补充和完善儒家的教化。他在《答论三教》中云：“由是观之，释老精微之致，孔氏兼之矣。教虽有异而道则焉有不同哉！故学者之学，当以孔氏之教为先。”【53】
明清三教合一的潮流无疑会影响当时小说的书写，小说中的宗教叙事，大体与当时的三教合一方式是一致的，即“儒为立本，道为入门，释为极则”。【54】
《西游记》是部典型地表现三教合一思想的小说。从小说总体来说，它以儒家思想为立言之本。作为小说叙事核心的“西天取经”故事，在历史上本是高僧玄奘不顾朝廷禁令，私自偷越国境，前往天竺，而小说改写成大唐皇帝与玄奘结为兄弟，命他出使天竺，取来真经。这样，取经行为就被赋予了特殊的使命，不是一般的游学问道，而是帮助李唐王朝巩固政权的“尽忠报国”行为。所以，每当唐僧西行遇到困难，目标难以实现时，总是痛哭流泪，说自己辜负了唐王的重托。显然，在唐僧取经的使命感中，忠臣意识总是大于宗教意识，是典型的中国传统儒士报答帝王知遇之恩的普遍心理。小说追叙玄奘的出身故事，意在赞美他的大孝品德。而作为佛教徒的唐僧师徒，似乎对儒家伦理经典的熟悉程度还超过佛经。如唐僧曾对白骨精引述《论语》。悟空本生于石中，没有父母亲情，但他却也常引经据典，大谈“孝道”。如第31回，孙悟空引用诗经，指责百花羞公主不孝，将身陪伴妖精，不思父母。他自己也身体力行，孝敬师傅。而且，小说中对唐僧师徒的赞美之词也很少使用佛语，而常用儒言。如第30回，白龙马说孙悟空“是个有仁有义的猴王”。如第44回，六丁六甲等说孙悟空“专秉忠良之心，与人间报不平之事，济困扶危，恤孤念寡”。仁与义、忠和良，都是儒家思想的核心。
悟空生于石中，以花果山水帘洞为家，应该是出身仙家，他后来拜释迦牟尼的十大弟子之一须菩提和唐僧为师，显然是皈依了佛教。更有趣的是，须菩提教导悟空时，“说一会道，讲一会禅，三家配合本如然”，可见，须菩提贯通儒佛道。他教给悟空的本领，都是道教的伎俩。在小说中，道教的法术只是保护唐僧西天取经，成就正果的工具而已，而佛法则广大无边，高于道法，其中两个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就是佛祖和观音。孙悟空虽然道法广大，却无法跳出如来的掌心；后来保护唐僧取经，又被带上观音制造的紧箍儿，无法摆脱唐僧实际上是观音的掌控。有次六耳猕猴冒充悟空，诸神皆不能辨明，如来只“将金钵盂撇起去”，就降伏了六耳猕猴。可见，佛法不仅高于诸法，并且统帅诸法。这就是所谓“道为入门，释为极则”。
总之，《西游记》是亦儒亦佛亦道，儒道佛混融，难分彼此。孙悟空大闹天宫，道教诸神无法收拾，佛祖、菩萨即赶来相帮；唐僧、孙悟空去西天取经，道教神仙若东海龙王、太白金星、二十八宿都随叫随到。就连道教内丹南派祖师张伯端也赶来帮忙。这些描写，无不体现出儒佛道杂糅的特征。正如小说第47回孙悟空劝车迟国国王所言：“望你把三教归一：也敬僧，也敬道，也养育人才。我保你江山永固。”
万历年间，潘镜若编撰的长篇小说《三教开迷归正演义》，是部演绎林兆恩三一教宗旨的小说。书叙明万历年间福建莆田人林兆恩，精通儒释道，人称三教先生，他的门人宗孔与道士袁灵明交好，同居金陵崇正坊混元庙。林兆恩往访，正值峨嵋山行脚僧宝光亦至，众人遂兴立三教盛会，倡三教合一之旨，日与处士辛德、萧闲、蔺啬、费用、吴明等讲道。不久，林兆恩返回莆田。而处士辛德之子与蔺啬之子、吴明之子交结浮浪子弟戚情、陆欲等，不务正业。宗大儒欲行教诲，戚情怒而推倒混元庙中镇狐之碑，放出狐精。狐精遂变化行骗，勾淫女子。羽士灵明与行脚僧宝光设坛捉妖，没有成功。适值僧真空游方至此，与宝光建道场，施法超度蔺啬之子蔺豸，结果误放地狱众迷魂入世。后吴明又请王道士捉拿狐精，狐精率众迷魂摆迷魂阵，为王道士所破，捉住狐精，众迷魂四散逃去。大儒、宝光、灵明恐迷魂造祸世人，立志外游破迷，闻知林兆恩在杭州，遂前往拜访，一路上或“开释”，或“戳破”，或“劝化”世间各式人等的“叹贫迷”、“好胜迷”、“争竞迷”、“邪说迷”、“过谦迷”、“好名迷”、“苦思迷”、“好弈迷”。众人至杭州，知林兆恩已入京，转而离杭北上访林兆恩，一路上又开悟各式人等的“愚昧迷”、“急躁迷”、“慢滞迷”、“美男迷”、“阿谀迷”、“忌妒迷”，至使三教名益扬，求开迷者日多。众人又开商人“求利迷”，破百姓“懒惰迷”、“做官迷”、“银子迷”、“妄想迷”、“杀生迷”。众人至京，又知林三教已南归，遂乘船南下，一路上又化解各式人等的“惊恐迷”、“慕禄迷”、“贪戾迷”、“闲散迷”。至莆田，林兆恩又已出游，众人遂返金陵混元庙，出金榜历述开迷二十款，超化群迷，地狱一空。后宝光、灵明均成正果，宗大儒立功建勋，衣锦还乡。
虽然林兆恩在小说中着墨不多，但其影子却无所不在，是书中的灵魂人物。宗孔、灵明和宝光三人中，虽只有宗孔是林兆恩的嫡传弟子，但他们其实是林兆恩三种人格的分拆，林兆恩一人而兼三教，分拆后即为宗孔、宝光、灵明；大儒、宝光、灵明三人各司一教，组合在一起就是林兆恩。正如历史人物林兆恩在《三教本始》中所譬喻的：“譬之树然，夫树一也，分而为三大枝，曰儒曰道曰释。”【55】如果小说中的林兆恩就像“树一”的话，那么大儒、宝光、灵明无疑就是“三大枝”了。“宗孔”之名表现了历史上的林兆恩宗孔归儒的理想，这是毫无疑义的。而“袁灵明”则是林兆恩有关“元神”观念的一个符号。林兆恩解释“元神”道：“生命之本，投胎之神也。或者以为结胎之时而有所谓投胎之神者，此不是生死之本，元神也？”【56】所谓元神，就是包含在父母媾精时落在子宫中的种子的灵明。“这个元神，经无量劫而不坏，含于****，寄于人身，人死神存，昭昭不散，炯炯不灭。这个元神，无古无今，既可以上溯到开天辟地之前，‘未始一’之先，也可以下推到无限，无止无境。”【57】所以林兆恩思想的代言人，首先当然是其弟子宗大儒，而宝光和灵明，也因三人合一的组合模式，理所当然地成为林兆恩思想的表达者。“戚情、陆欲”则是“七情六欲”的化身，作者写宗孔一行开迷，其实就是践行林兆恩的“止心”理论。小说通过宗孔一行一路宣讲三一教理论。在小说结尾，众迷被擒，等候发落。灵明主张除灭，宝光倡言宽恕，大儒依违于两者之间，希望中和。意见难以统一。后来三教祖师驾临，至圣先师孔子首先指出释迦、老子和大儒三人之失：“依慈尊则病法，凭圣真则病仁，据大儒引书律，中则中矣，还病于和。”他的处理意见是：“渠魁不赦固也。乃这不忠不孝、犯上作乱的诸迷，岂不明五刑十恶永不赦除，此辈殄灭，尚有余辜。我有鲁史春秋一凭正法。只酒色财气、贪嗔痴等迷，自有所关轻重，必须藉汝三人，分行开导，使他觉悟，便了此一端道案。”孔子说完，释迦、老子心服口服，说道：“这才把个中和的道理透彻，中是不偏于太宽太刻，和是人情都心悦诚服。”可见林兆恩以儒教为立本，以道教为入门，以佛教为极则的三教合一原则。
《红楼梦》也典型地体现了三教合一思想。其中有两个重要的象征人物癞头和尚和跛脚道人。但小说中写道教，并不是像以前的小说写道教的成仙、考验等，而主要是道教的人生观，这主要体现在跛道人所唱的《好了歌》中。小说写佛教，也不是像以前的小说强调佛家轮回、因果报应，更多的是存在着浓重的宿命论思想，这与其说是来自对宗教观念的迷信，不如说它和小说中浓厚的感伤主义，表现了作者对现实人生的无奈。
在小说中，儒道佛总是难以分清。贾宝玉读《庄子》，读《参同契》，读《五灯会元》，也读孔孟的书。他读庄子，却写出的是参禅语；他考中举人，最后出家当和尚，却披着仙人的鹤裳，临走时，还要跪拜父母。最后皇帝封他“文妙真人”，却是道号。可见，曹雪芹既不是一个忠顺的儒教信徒，也不是一个虔诚的佛教或道教徒。《红楼梦》第22回写一个女演员模样长得像黛玉，大家都不敢言破，独湘云嘴快点出。宝玉忙向湘云使眼色，没想到得罪了湘云和黛玉，受到两人的冷落。宝玉想起前日所读《南华经》上“巧者劳而智者忧，无能者无所求，饱食而遨游，泛若不系之舟”及“山木自寇，源泉自盗”等句，自觉没趣，回到房间，大禁大哭起来，翻身起来，提笔写了一偈：“你证我证，心证意证。是无有证，斯可云证。无可云证，是立足境。”并且填了一曲《寄生草》：“无我原非你，从他不解伊。肆行无碍凭来去。茫茫着甚悲愁喜，纷纷说甚亲疏密。从前碌碌却因何，到如今回头试想真无趣！”薛宝钗看后说：“都是我的不是，都是我昨儿一支曲子惹出来的。这些道书禅机最能移性。明儿认真说起这些疯话来，存了这个意思，都是从我这一曲子上来，我成了个罪魁了。”因为在看戏时，薛宝钗向贾宝玉介绍过《鲁智深醉闹五台山》中鲁智深的唱词《寄生草》，其中有“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之句。这样，黛玉、宝钗和湘云来到宝玉屋里。一进来，黛玉便笑道：“宝玉，我问你：至贵者是‘宝’，至坚者是‘玉’。尔有何贵？尔有何坚？”宝玉竟不能答。三人拍手笑道：“这样钝愚，还参禅呢。”黛玉又道：“你那偈末云，‘无可云证，是立足境’，固然好了，只是据我看，还未尽善。我再续两句在后。”因念云：“无立足境，是方干净。”得到薛宝钗的赞赏，并且引发出关于禅宗的一段历史。宝玉想了一想：“原来他们比我的知觉在先，尚未解悟，我如今何必自寻苦恼。”想毕，便笑道：“谁又参禅，不过一时顽话罢了。”说着，四人仍复如旧。
《南华经》是道教的经典，宝玉却借它来参禅，可见是佛道不分了。但宝玉并非真的是参禅悟道，只是一时苦闷的“顽话罢了”。《庄子》的原意与贾宝玉的引用，存在不小的距离。《庄子》中的《胠箧》篇中心是绝圣弃智，提倡淡情寡欲；《山木》篇的中心是洗心寡欲，忍让屈从。小说中的宝玉，在情绪低落时写下偈语，显然是一时的冲动，和庄子的虚无的人生观不是一回事。所以，黛玉批评宝玉“不悔自己无见识，却将丑语怪他人”，贾宝玉欣然领受；她续偈句“无立足境，是方干净”，贾宝玉肃然起敬。
在第91回，也写到宝玉参禅。小说写贾宝玉因为没有看到薛宝钗，心情不乐，叹息道：“我想这个人生他做什么！天地间没有了我，倒也干净！”黛玉道：“原是有了我，便有了人；有了人，便有无数的烦恼生出来，恐怖，颠倒，梦想，更有许多缠得。……”宝玉豁然开朗，笑道：“很是，很是。你的性灵比我竟强远了，怨不得前年我生气的时候，你和我说过几句禅语，我实在对不上来。我虽丈六金身，还借你一茎所化。”黛玉乘此机说道：“我便问你一句话，你如何回答？”宝玉盘着腿，合着手，闭着眼，嘘着嘴道：“讲来。”黛玉道：“宝姐姐和你好怎么样？宝姐姐不和你好怎么样？宝姐姐前儿和你好，如今不和你好怎么样？……你不和他好他偏要和你好你怎么样？”宝玉呆了半晌，忽然大笑道：“任凭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黛玉道：“瓢之漂水奈何？”宝玉道：“非瓢漂水，水自流，瓢自漂耳！”黛玉道：“水止珠沉，奈何？”宝玉道：“禅心已作沾泥絮，莫向春风舞鹧鸪。”黛玉道：“禅门第一戒是不打诳语的。”宝玉道：“有如三宝。”黛玉低头不语。宝玉是借参禅，表明自己只爱黛玉一人的意思。
可见，《红楼梦》中的论道谈禅只是贾宝玉、林黛玉谈情说爱思想交流的一种形式而已。作者写参禅的目的不是为了宣扬宗教，而是为了塑造人物形象，这都显示出作者的思想认识和艺术技巧实非常人可及。那些脱离人物塑造，一味宣扬宗教观念的小说，跟《红楼梦》不可同日而语。【58】
秦子忱的《续红楼梦》因袭了原著中“三教合一”的思想，但以儒家为中心。第四卷写宝玉请僧、道二人指示些参禅悟道的路径、明心见性的功夫，僧、道二人大笑道：“你原来是个痴人，儒、释、道三教名虽殊而理则一。释、道两家之明心见性，即儒教之克己复礼也；释、道两家之坐静参禅，即儒教之正心诚意也；释、道两家之定慧，即儒教之慎独也。”宝玉听了，恍然大悟道：“原来仙佛之道不用他求，只是正心诚意而已。”很明显，这是作者将原著佛道思想向儒家思想的扭转。所以后来才有宝玉的“洗心涤虑，力图上进”，并终于“官登极品，子孙蕃衍，世代簪缨不绝”。
总之，明清时期受宗教信仰影响的小说，大体呈现出三教融合的倾向。
二、世俗化
从宗教而言，“世俗”是“神圣”的对立面，“此岸世界”是“世俗”生活，“彼岸世界”是神圣生活，宗教就是神圣的信仰和事业。对于宗教的世俗化，我们一般理解为：宗教将关注的焦点由彼岸转向此岸，追求人间的世俗化享受。从世界范围来说，世俗化是宗教演变的趋势之一，中国宗教当然也不例外。宋元以后，宗教就走上了世俗化的道路，至明清时期则成为宗教文化的主要特点。
明清时期宗教文化的世俗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宗教的大众化。宗教采用通俗的方式，使教义流传于社会，深入于民心。当人们面临生活厄运或困境时，首先想到的就是吃斋、念佛、求菩萨神仙保佑。菩萨、神仙的功用涉及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子嗣、功名、富贵、姻缘、寿命、消灾免罪。凡是人力难及的事情都求助于神仙菩萨，甚至作恶之人亦是如此。其二，教徒和民众的宗教精神弱化，宗教情感淡化。不再是致力于探求义理，而是简朴的菩萨神仙信仰，并将这种信仰落实为各种具体的法事活动。宗教徒追求世俗的享乐，将宗教活动商品化；普通民众看重信仰的回报，将宗教活动娱乐化。对于佛教文化的这种大众化趋向，日本人镰田茂雄在《简明中国佛教史》中描述道：“明清以后的近代佛教虽被人们认为是中国佛教的衰落期，但中国人所接收的某些教义已经深入人心，化为血肉，佛教已不再是外来宗教，而是自己固有的宗教了。通过对观音的信仰、念佛会、放生会、受戒会、素食等实践活动，使佛教深深的渗透到人民之中，而且佛教还满足了人民‘有求必应’这个现世利益，佛教信仰同道教和民间信仰很协调，与人民生活密切联系起来了。”【59】镰田茂雄说的是佛教，但其他形式的宗教状况也大抵如此。其三，宗教权威不再是宗教徒，而是在家居士甚或是非宗教信徒，所谓“白衣说法染衣听”。
明代迅速发展的经济，对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念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宗教也不能置身事外。社会上涌现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思潮冲击寺院道观，和尚道士与世逐利，聚敛财富，兼并土地，增加地租，扩大财源，甚至从事经商活动，生产销售香烛神器等宗教用品，卜卦、法事、化缘、收徒等，成为和尚道士获取钱财的手段。在各种世俗欲望的刺激下，作为宗教实践者的和尚道士不再是清心寡欲的修行者，而是逐渐背离宗教教义，违反宗教戒律，与世逐利，腐化堕落的俗人。早在明初，朱元璋就感慨道：“今天下之僧，多与俗混淆，尤不如俗者甚多。”【60】宗教徒的素质普遍降低，圆澄分析僧人的队伍道：“故或为打劫事露而为僧者，或牢狱脱逃而为僧者，或悖逆父母而为僧者，或妻子斗气而为僧者，或负债无还而为僧者，或衣食所窘而为僧者，或妻为僧而夫戴发者，或夫为僧而妻戴发者，谓之‘双修’。或夫妻皆削发而共住庵庙，称为‘住持’者。或男女路遇而同住者。以至奸盗伪诈，技艺百工，皆有僧在焉！如此之辈，既不经于学问，则礼义廉耻皆不之顾，唯于人前装假善知识，说大妄语，哄诱男女，致生他事！”【61】可见，大部分僧人出家并非出于对宗教教义的追求，而是把它当做避难所。永乐十九年谕：“天下僧道多不守戒律，民间修斋诵经，辄较利厚薄，又无诚心。甚至饮酒食肉，游荡荒淫，略无顾忌。又有无知愚民妄称道人，一概蛊惑。男女杂处无别，败坏风化。”【62】以上说的是和尚，道士的情形也复如是。他们“去巧运机筹，鼓唱邪说，以攫良民财帛，为奸养之资”。【63】就连明末高僧智旭也感叹僧人的堕落与无耻：“今时丧心病狂无耻禅和，影响窃掠，听其言超佛祖之先，稽其行落狗彘之下。”【64】明代后期出现的“不交僧与道，便是好人家”谚语，形象地说明了民众对释道的负面评价。
明清以前，从事看相、算命、占卜等活动的术士，由于行业竞争激烈，往往把自己的技术视为“天机”、“秘藏”，“非亲不传，非故不授”，形成垄断之势，而他们服务的对象也以达官贵人为多。但自明代开始，随着各种方术典籍的大量刊行流播，这些所谓“技术”不再是秘密，一般民众通过自学，可以掌握甚至兼通数种方技之术。方术逐渐下移，走向世俗化。一些闺阁少妇、农夫村妪、渔夫樵子等普通百姓都懂方术。正因为方术在民众中得到了广泛普及，方术观念渗入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各个角落，其影响无所不在，深入人心。人们的一些日常用语，都经常使用这些话语，如称春风得意者为“福星高照”，坎坷淹蹇者为“难星临头”，诸事不顺则说运气不好、八字浅薄等等。另外，还有一些命相术语成了民间谚语，如“吉人自有天相”、“红鸾照命”、“白虎临宫”、“难星”等等，都反映了方术对民俗的影响。而且，随着商品经济的日益繁荣，方技之术也日益商业化。一些有名的术士一般都有绰号，这些绰号或由顾客赠送或为自诩，起着品牌或宣传的作用。他们或摆摊设馆，或坐寓经营，或摇铃鼓锣，游食四方。为了推销自己，招俫顾客，他们一般都要在摊前或闹市贴出广告。
宗教文化的世俗化对当时的文学创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小说中的和尚、道士、术士形象，宗教色彩淡化，人性色彩增强，人物性格不再是平面化的“神”，而是复杂化的“人”。通过这种变化，他们由“神”由“超人”演化为“社会化”和“平民化”的普通人，从而使宗教的影响力遍及社会的各个层面。
宗教最突出的表征本是神圣、庄严、崇高，不容置疑，更不能亵渎的。但在明清小说中，作者以夸张的描写，完全消解了宗教的这些特性。在许多小说中，和尚道士基本上都是负面的形象。他们无视严格的宗教戒律，贪财好色，杀生害命。作者对这些宗教人士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和无情的嘲弄，往往给他们安排以死亡的结局作为惩罚。
“酒色财气”是人类欲望的缩写，是修道者必须突破的四大关隘。明清小说中的宗教叙事，主要围绕和尚道士违反这四大戒律而进行描写。在民众印象中，僧人道徒是色中饿鬼，寺庙观堂成为藏污纳垢之地。《矢志终成智盟忠自得忠》（《型世言》卷八）中借主人公之口对这类僧人的面目作了辛辣嘲讽：“这些游方和尚，一些经典不识，有时住在寺里，刮佛面上的金子，盗常住的花息，换酒换食，有时坐在人家门前，看他路径，诱他妇女，非盗即奸。若只抄化，诓人钱财的，也还是上品。”《醋葫芦》作者借书中人物熊阴阳之口，尽数那些尼姑庙内种种不堪和****：“只怕那世间庵观俱是酒肉法门、贪淫法家。”
1．违反色戒
在明清小说中，和尚道士破坏色戒的描写十分丰富，“色”与“酒”往往联系在一起，所谓“酒为色之媒”，主要有如下几种：
（1）僧尼通奸。如《郝大卿遗恨鸳鸯绦》（《醒世恒言》卷十五）中和尚去非，勾搭极乐庵女尼了缘，做了“光头夫妻”，后来见到来极乐庵避难的女尼貌美，即思忖道：“我好造化！那里说起，天赐这几个妙人到此，少不得都刮上他，轮流儿取乐快活！”《许察院感梦擒僧王氏子因风获盗》（《二刻拍案惊奇》卷二十一）中尼姑真静，年少貌美，与邻寺和尚无尘素有私情。一日，真静与客边人王秀才两厢通好，无尘醋意大发，又贪王秀才钱财，于是潜入旅店，将王秀才杀死，掠走钱财。《醒世姻缘传》中的薛姑子，少年间曾嫁丈夫，却与寺里和尚通奸。后来丈夫得病亡，就做了姑子，为****偷情做牵引。刘夫人家的婢女青梅因羡慕尼姑私生活自由放纵，坚持要出家。作者甚至描述皇姑寺“莲花座上，高擎丈六金身；贝叶堂中，娇美三千粉黛。个个皆陈妙常道行，灌花调鹤，那知蚤晚参禅；人人是鱼玄机行藏，斗草闻莺，罔识晨昏念佛。满身纱罗段绢包缠，镇日酒肉鸡鱼豢养。惹得环佩朝来，千乘宝车珠箔卷；轮蹄晚去，万条银烛碧纱笼。名为清净道场，真是繁华世界”！
（2）骗奸信徒。和尚道士利用民众的信任和虔诚，引诱哄骗，勾搭成奸。在这些受害者中，有香客，如《闻人生野战翠浮庵静观尼昼锦黄沙珩》（《初刻拍案惊奇》卷三十四）中杭州翠浮庵老尼与徒弟常勾搭香客村夫，作些“不公不法的事”。《妙智****杀身徐行贪财受报》（《型世言》卷二十九）中和尚妙智、法明、圆静三人勾引来寺进香的民妇，将其藏在寺中取乐，同时与菩提庵尼姑保持着不正当的关系。有客户，如《水浒传》杨雄妻子潘巧云请报恩寺和尚裴如海做法事，追荐亡夫，两人趁机通奸，裴如海买通头陀胡道人替他望风。《西山观设度亡魂开封府备棺追活命》（《初刻拍案惊奇》卷十七）写少妇吴氏新寡，与儿子到本处西山观请道士做功果超度亡夫。道士黄妙修见其美丽，遂生不良之心，设计挑逗，勾搭成奸，两人竟在孝堂设床****，后来黄道士的徒弟也与吴氏有了奸情。有游客，如《郝大卿遗恨鸳鸯绦》中监生郝大卿，清明时出城外踏青，行至城外非空庵，被女尼留住，轮番取乐，不舍昼夜，以致最后油尽灯枯，丢了性命。有路人，如《夺风情村妇捐躯假天语幕僚断案》（《二刻拍案惊奇》卷二十六）写太平禅寺门首师徒二人勾搭上一个到寺门口避雨的村妇，将其藏在禅房内连同寻欢。村妇偏爱年少英俊的徒弟，不肯与老和尚同床。老和尚醋意大发，一怒之下将村妇杀死。
有些和尚道士，为了满足****，可谓费尽心机，机诈百端。如《简帖僧巧骗皇甫妻》（《喻世明言》卷三十五）中简帖和尚，偷了师傅二百两银器后逃走，来到开封府，见到良家妇人杨氏，贪慕其姿色，设计离间其夫妻关系，使杨氏被丈夫所休。在妇人穷途末路之时，简帖和尚即现身，设法娶了杨氏。后来杨氏得知真相，与简帖和尚争吵，竟被和尚坏了性命。同书卷三十九《汪大尹火焚宝莲寺》写宝莲寺僧人为贪图女色，在寺内修建“子孙堂”，内中巧设机关，有地道暗通。谎称不孕妇女在堂内过夜，向神灵求子，即可受孕。在妇女骗至堂中休憩后，半夜时分，众和尚从地道中进入“子孙堂”，轮流****妇女，使其受孕。受骗妇女往往顾及颜面，不敢声张。宝莲寺因而名声大震，僧人长年骗奸良妇，无人察觉。后事情败露，合寺僧人被收监。被拘入狱后又企图杀人越狱，险些酿成大乱。《禅真逸史》中妙相寺住持钟守净平素道貌岸然，其实内心龌龊。有次见到寺旁邻人沈全的妻子黎赛玉，竟心猿意马，思念成疾，伙同尼姑赵蜜嘴百般设计，勾搭上黎赛玉，私下偷情。为达到与黎赛玉长相厮守的目的，又央求尼姑设法骗走其丈夫，两人公然姘居。《何道士因术成奸周经历因奸破贼》（《初刻拍案惊奇》卷三十一）中寡妇唐赛儿，偶然得到一本“天书”，夜梦神灵托话，被隔壁道士何正寅听知。何道士冒充神灵，骗奸唐赛儿，两人“与夫妻一般”。
（3）强暴妇女。如《水浒传》第5回写占据瓦罐寺的和尚崔道成和道人邱小乙，掳来妇人****。第30回王道人杀害张太公一家，奸占他女儿。《欢喜冤家》第十一回《蔡玉奴避雨撞淫僧》写少妇蔡玉奴从娘家回家，途遇大雨，往一寺庙避雨，遇上两个壮年和尚，将她挟往偏房，强行奸污。后来蔡玉奴发现寺庙里已经藏有两个妇女，以供和尚****，均是“烧香时被和尚掳至此地”。据这两个妇女告知，还有两个被拐的妇女病亡，被葬在寺内。一日，寡妇田氏来寺拜佛，被和尚觉空骗到内室，饵以酒糕，使其沉醉，趁机奸之。《五色石》第三卷“朱履佛”之《去和尚偷开月下门来御史自鞫井中案》，写浙江桐乡县境内一少妇因与丈夫反目，赌气回娘家。路上遇见两个游方和尚，和尚见其孑身独行，顿起歹心，不由分说，拥入临近破庙中，强要****，不期被误入此间的书生撞破，和尚杀死妇人逃遁。
（4）嫖宿娼妓。《禅真逸史》第13回里道士杜子虚，竟公然声称朝廷设立教坊，就是为出家人“泄火”着想。还公然说因为剃发的缘故，道士嫖妓比和尚要方便许多。为了省却嫖资，道人多于床上逞能，或借用药物，欢承妓家，因此赢得“花罩魔王”的称号。他酒桌上猜枚掷色、行酒令，无不娴熟，引得妓女掩口笑：“原来是个酒场惯家。”《东游记》中写吕洞宾三嫖白牡丹，欲采阴补阳。
（5）喜好男风。由于禁欲太久，僧道在无法满足生理欲望的情况下，被迫转向同性。《禅真逸史》中道士杜子虚就对陈阿宝说：“那着实贫穷的道人，无力宿妓，即另开一条后路”——即淫狎少年徒弟，并称这是“道家源流，代代相传”。《西山观设度亡魂开封府备棺追活命》（《初刻拍案惊奇》卷十七）中道士黄妙修把两个徒弟当作泄欲的对象，后来勾引上寡妇吴氏，仍与徒弟保持着性关系。《夺风情村妇捐躯假天语幕僚断狱》（《初刻拍案惊奇》卷二十六）中太平禅寺门首的师徒二人，“夜夜做一床睡觉，淫亵不可名状”。后来见到官府派来打探案情的少年门子，师徒一起也勾引他进寺作乐。《金瓶梅》中的碧霞宫道士石伯才的两个少年徒弟，“明虽为师兄弟，实为师父大小老婆”。晏公庙道士金宗明，“常在娼楼包占乐妇，是个酒色之徒”。平日里把两个清洁的年小徒弟拿来泄欲使用。陈经济来庙后，他又试图玩弄陈经济。
（6）尼姑道婆****。《酒下酒赵尼媪迷花机中机贾秀才报怨》（《初刻拍案惊奇》卷六）里婺州观音庵的赵尼姑有个年二十的徒弟，“尽有姿容”，“陪人歇宿，得人钱财，只是瞒着人做”，与妓女无异。《许察院感梦擒僧王氏子因风获盗》（《二刻拍案惊奇》卷二十一）中写山东开河集处一尼庵内有一少年美貌尼姑，平时也看时机“做些勾当”，对路过庵堂的客人的挑逗，“由于是见多识广的，公然不拒”。收了客边人王爵的一锭银子，便留他在庵堂里恣意淫乐。《老残游记二集》中的少女逸云是泰山寺庙的尼姑，她和同伴们陪客人说话、饮酒行令甚至陪宿，更令人惊奇的是，逸云并不觉得怎么可耻。小说中的正面人物和尚赤龙子，“嫖赌吃着，无所不为；官商士庶，无所不交。同尘俗人处，他一样的尘俗；同高雅人处，他又一样的高雅”。他去泰山寺嫖宿逸云，自称自己“精神上有戒律，形骸上无戒律”。
（7）充当淫媒。僧人道士不但自己纵欲，而且贪图钱财，为人牵线搭桥，撮合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凌濛初在《初刻拍案惊奇》卷六开头即道：
话说三姑六婆，最是人家不可与他往来出入。盖是此辈功夫又闲，心计又巧，亦且走过千家万户，见识又多，路数又熟。不要说些不正气的妇女，十个着了九个儿，就是一些针缝也没有的，他会千方百计弄出机关……
凌濛初认为尼姑是“三姑六婆”中最狠毒者。他在《初刻拍案惊奇》卷六中又说：
其间一种最狠的，又是尼姑。他借着佛天为由，庵院为囤，可以引得内眷来烧香，可以引得子弟来游耍。见男人问讯称呼，礼数毫不异僧家，接对无妨。到内室念佛看经，体格终须是妇女，交搭更便。从来马泊六、撮合山，十桩事倒有九桩是尼姑做成，尼庵私会的。
可见，尼姑、道姑占据着“三姑六婆”中的首二位。她们在撮合男女之事时，往往勾画计谋，煞费苦心。如《酒下酒赵尼媪迷花机中机贾秀才抱怨》（《初刻拍案惊奇》卷六）中写贾秀才妻巫娘子供奉菩萨，与赵尼姑往来，无赖卜良艳羡巫娘子之美色，求赵尼姑帮忙。赵尼姑师徒本就与卜良有私，又收了钱财，便在拜菩萨的幌子下设局诱骗巫娘子，使巫娘子入其彀中：先是借观音菩萨生辰，街上迎会之际，邀巫娘子门首观看，使卜良有机看清巫娘子的模样。接着又以求子为名，将巫娘子骗至庵中。赵尼姑知巫娘子未用早餐，故意念经拖延时间，令其肚饥难耐，此后拿出事先用酒浆、药末混合蒸成的热糕，巫娘子不觉多吃了几块，又喝了热茶，药力发作醉倒过去。赵尼姑又打发巫娘子的贴身丫头出去玩，然后放卜良进来，趁巫娘子酒醉不知人事时奸污了她。《闲云庵阮三尝冤债》（《喻世明言》卷四）写陈太常的女儿与同巷少年阮三互相爱慕，苦于不能相见。阮三以银钱托付闲云庵尼姑为之谋划。尼姑便借口邀请小姐与母亲来观看佛像开光，中间避开其母，与阮三内室幽会。《江湖奇闻杜骗新书》》十八类“妇人骗”中“尼姑撒珠以诱奸”中浪子宁朝贤，以银托法华庵尼姑妙真设法诱奸良妇向氏。尼姑思量数日，想出一计，故意在向氏家门口将佛珠撒在地上，俯身去捡，向氏看见，好意叫她到房内用水清洗佛珠，两人因而渐渐熟稔。一天，尼姑邀向氏来庵饮宴，用酒将她灌醉，任宁朝贤奸之。《金瓶梅》中碧霞宫道士石伯才，平时的勾当就是为本州岛知府高廉的妻弟殷云锡引诱妇女，供其淫乐，以获得经济上的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