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虎符》是在抗战时期，国民党反动政府第二次反共高潮——新四军事件之后，那时候******反动派已经很露骨地表现出“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罪恶行为。我不否认，我写那个剧本是有些暗射的用意的。因为当时的现实与魏安厘王的“消极抗秦，积极反信陵君”，是多少有点相似。但仅止于相似而已，历史上决没有完全相同的事。但就因为有那一点相似，那个剧本是受到了严格的检查的，在重庆演出过一次也没有得到多大的自由，而且在一次演出之后便再也不能重演了。
那个剧本近来经过各地的改编，如上海越剧的《信陵公子》，北京京剧的《窃符救赵》，再加上福州闽剧的《信陵公子》，据我所知道的已经有三种了。这些改编的剧本我都没有看过，演出我也没有看过，我不能够说什么话。但各地的改编者和演出者似乎都有一个共同的倾向，便是把信陵君的“抗秦救赵”比拟今天的“抗美援朝”，我认为这是不妥当的。我们的“抗美援朝”是全国一致的空前未有的爱国运动，怎么可以把信陵君当时的“抗秦救赵”拿来比拟呢？假如可以比拟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质问：今天的“安厘王”是谁？还是******吗？他在今天已经不配和安厘王相比了。因此，这一比拟，的确是不伦不类，是反历史主义的做法，是值得我们加以批评的。
至于信陵君和如姬那样的历史人物，是不是值得称颂呢？我认为在关于“窃符救赵”这一件事上是值得称颂的。这在当时是不失为一种爱国行动。譬如荀子便很称赞信陵君，称之为“拂臣”。他说“能抗君之命，窃君之重，反君之事，以安国之危，除君之辱，功伐足以成国之大利，谓之拂”（《臣道篇》）。信陵君，在战国四公子中要算是最好的一个，最坏的是孟尝君。他们虽然先后齐名，但本质悬殊，不能相比。信陵君是有著作的人，和“鸡鸣狗盗之雄”毕竟不同。《汉书·艺文志》兵家里面有“《魏公子》二十一篇，图十卷，名无忌”，属于“兵形势”类。什么叫“形势”呢？班固的解释是：“雷动风举，后发而先至，离合背响，变化无常，以轻疾（急）制敌者也。”看来信陵君倒可能是一位优秀的战术家，可惜他这书失传了。就从他的带兵作战的实际来看，他也不同凡响。例如，他把晋鄙的十万人夺到手里之后，便“下令军中曰：父子俱在军中，父归；兄弟俱在军中，兄归；独子无兄弟，归养。”这样得到了精兵八万人，便一举把秦国优势的兵力打破了。这正显出了他的所以能打胜仗的原因，因为他能获得军心，也就是能获得民心；他能鼓舞士气，也就是能鼓舞民气。这是不可蔑视的。他在赵国亡命十年，后来为了“秦攻魏，魏急”，他才得到魏安厘王的请求回到了祖国。他一回到了祖国，便遣使遍告诸侯，诸侯一听到他回国便派兵来帮忙。他“率五国之兵破秦军于河外，走蒙骜，遂乘胜逐秦军至函谷关，抑秦兵，秦兵不敢出”。这可看出他的号召力多么大，带兵的本领多么强。这不是偶然的侥幸可以办得到的。司马迁说到他纂述《魏公子兵法》的来由：“当是时，公子威振天下，诸侯之客进兵法，公子皆名之，故世俗称《魏公子兵法》。”足见这位人物是相当民主的，别人肯向他提供意见，他也肯采纳别人的意见，而且尊重别人的意见，把别人的姓名都列举出来，没有像《吕氏春秋》和《淮南鸿烈》那样掠他人之美。可惜魏安厘王那位宝贝，他始终是“消极抗秦，积极反信陵君”的，等秦人一行反间计，他又把信陵君废免了。十几年后终于亡国。
信陵君是不是也有值得批评的地方呢？有的。但不是因为他是“公子”便值得批评，也不是因为他在救赵之后，曾一时“骄矜而有自功之色”值得批评，更不是因为他阻挠了秦国的统一大业而值得批评；他的值得批评的地方是他“抗君之命”抗得不彻底，“反君之事”反得不彻底。他的革命性不够强，他没有大胆一点索性把魏安厘王干掉。以他的得民心，得军心，得关东诸侯之心，他是有能力而且有理由把安厘王干掉的。安厘王就始终害怕他出这一手，但他也始终不肯出这一手。他的始终不肯出这一手，也就表明了他的革命性不够强。而且他更以“醇酒妇人”来残害了自己的身体，执行了消极自杀。这真是他值得大批评而特批评的地方。
我们今天站在历史唯物主义者的立场，是应该对历史人物作公正的批评的，是能够对历史人物作公正的批评的。秦始皇的统一了中国是他对于历史有贡献的地方，但我们不能因此而肯定秦始皇的一切，更不能因此而把秦始皇统一以前的一切抗秦者都认为是历史的罪人。那同样是反历史主义的观点。秦始皇的统一中国，并不是秦始皇一个人的力量。由秦国来说，那是自孝公以来，特别是自商鞅变法以来，六世的政绩的积累。从中国范围来说，那更是自春秋以来的各国政绩的积累。由春秋的十二诸侯归并为战国的七雄，更归并为嬴秦的一统，各国的先进者或多或少对于历史都有过贡献，而尤其不可抹杀的是人民大众的力量。先进者能得人民大众的支持，故各能促进中国的统一。如果得不到人民大众支持，那是任何事业都不能完成的，幸而完成了也不能巩固的。秦始皇统一了中国之后就因为失掉了人民大众的支持，故仅仅十三年秦朝便垮台了。假使我们不从全面来看问题，不从发展来看问题，不从本质来看问题，看到秦始皇的统一中国便肯定他的一切，甚至连信陵君的抗秦救赵都认为是阻挠中国统一的罪恶行为，那末陈涉、吴广的革命也可以指斥为是破坏中国统一的罪恶行为了。这样的看法是同样不妥当的。
真正从历史主义来看问题时，嬴秦统一中国以前，战国七雄都可以有统一中国的资格。由春秋发展而为战国，韩、赵、魏的三家分晋，田氏的夺取齐国，是采取的革命手段；秦、楚、燕倒是采取的改良主义。秦的改良主义之所以得到一时的成功，是因为商鞅的政策符合秦国人民的利益，被一贯地执行了下来，而其他的国家或因失掉了革命性，或因改良得不彻底，腐化因循，故终至于失败。因而秦的成功也可以说是六国的凑成。从这里，我们可以多少看出信陵君反抗魏安厘王的意义。我们可以相信，信陵君之所以“接岩穴隐者，不耻下交”是可能有振兴魏国的心事的。魏国假如照着他的意念兴盛了起来，秦国既可以统一中国，难道魏国就不可以统一中国了吗？问题是要看他想怎样来统一中国。秦国的统一办法并不高明，请看秦国破赵于长平，阬赵降卒四十万人于长平一事就可以明白了。当时的人民诚然希望中国的统一，这是自春秋以来历史发展的趋势，但不一定欢迎秦国式的统一。信陵君的办法可能两样得一点，可惜魏安厘王始终不听信他，更可惜他自己的革命性不够强，放弃了领导人民大众，放弃了领导关东六国的责任，荒废了十几年的工夫，可终于使秦始皇收到了统一中国的大功。秦始皇实在可以说是一位幸运儿。但这幸运又有好久呢？仅仅十三年！这就可以看出人民的严格的批判。今天我们对于秦始皇是应该有一个公平合理的批判的看法的，不可全面来否定，也不可全面来肯定。假使要全面来肯定的话，那不是历史唯物主义，而是个人英雄主义了。
秦前历史的批判，在今天还是一个悬案，我在这里不想多说。关于古代的问题，在今天也不是那么急切的问题。我希望大家多多用些精力来研究现代吧，研究近百年的历史吧。
但在这里，我想附带着说一点悲剧的意义。一般的说来，悲剧的教育意义比喜剧的更强。促进社会发展的方生力量尚未足够壮大，而拖延社会发展的将死力量也尚未十分衰弱，在这时侯便有悲剧的诞生。悲剧的戏剧价值不是在单纯的使人悲，而是在具体地激发起人们把悲愤情绪化而为力量，以拥护方生的成分而抗斗将死的成分。故在今天的苏联，古典的悲剧作品，例如莎土比亚的《汉姆雷特》、《奥赛罗》，普希金的《青铜骑士》、《泪泉》等，依然在照常演出，而且受着欢迎。我们今天中国的革命是胜利了，但我们不能说，以后的戏剧便不要演悲剧了，而一律要演喜剧，要在舞台上场场大团圆。因此，有的朋友认为悲剧的结束“容易使人感到正气下降，邪气上升”，我觉得这种看法是一种杞优。事实是相反的，人们看到悲剧的结束正容易激起满腔的正气以镇压邪气。从前有过这样的故事：看戏的人看到戏中的奸恶者万分可恶，跳上舞台去把那演奸恶者的演员打了一顿。这虽然是笑话，但正表示了悲剧的真正作用。故问题不是在戏剧成分的是否悲剧，而是在这悲剧成分究竟写得怎样。请联想到我们当前所选用的代《国歌》吧，歌辞里面悲剧的情绪也很浓重，有好些朋友就不大同意那“最危险的时候”和“最后的吼声”等辞句。但正是这样警惕的辞句可以经常激发我们的悲壮的斗争精神。悲剧的精神就是这种精神。它的目的是号召斗争，号召悲壮的斗争。它的作用是鼓舞方生的力量克服种种的困难，以争取胜利并巩固胜利。
一九五一年七月二十五日
注释
[1]原载1951年8月4日《福建日报》，又载同年《戏剧报》第5卷第2期。1952年6月收入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奴隶制时代》。1963年2月编入《沫若文集》第17卷。现据文集本编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