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国民政府下令将中国通史作为大学必修课，北大准备请多位史学家分讲该课程，当时钱穆也是北大拟请的担任该课程的史学家之一。但钱穆却对分讲很有意见，他在课堂上对学生说：“乃有人谓，通史一课固不当分别由多人担任，但求一人独任，事也非易。或由钱某任其前半部，陈寅恪任其后半部，由彼两人合任，乃庶有当。余谓，余自问一人可独任全部，不待与别人分任。”
1933年暑假，文学院院长胡適拜访钱穆，与钱商量关于不续聘蒙文通之事。理由是学生听不懂蒙文通讲话。钱对胡的决定很不满，他说：“文通所任，乃魏晋南北朝及隋唐两时期之断代史。余敢言，以余所知，蒙文通离职，至少在三年内，当物色不到一继任人选。其他余无可言。”研究者认为，此番话虽是针对蒙文通所说，但却暗示了钱对陈寅恪研究的不认同，因为当时研治晋至唐史的人选，史学界公认陈寅恪最佳。
1960年，钱穆在给******的信中，曾论及近代学者之文章，他对章太炎、王国维、梁启超、胡適、陈垣，均是褒多于贬，但论及陈寅恪时，钱穆却说：“又如陈寅恪，则文不如王（王国维），冗沓而多枝节，每一篇若能删去其十之三四方可成诵，且多临深为高，故作摇曳，此大非论学文字所宜。”
1929年，胡適应邀到苏州女子师范、苏州中学做演讲。胡適友人在其行前，写信告知：君来苏州不可忘两事，一当购长洲江湜叔《伏敔堂集》一书……其二，则莫忘一见苏州中学之钱某。胡適遂借此机会拜访钱穆。钱穆时正撰写《先秦诸子系年》一书，有两本讨论《史记·六国年表》的著作始终找不到。二人甫见面，钱穆便出口询问，胡適无以对。演讲完毕后的晚宴，胡適以“忘带刮胡子刀”、“积习非此常用刀不可”为借口匆匆返回上海。临走时，胡適给钱穆留下了他在上海的地址，曰，“来上海，可到此相晤。若通讯，亦照此地址”。这是此次苏州之行中胡適与钱穆唯一的正式交谈。八十岁时，钱穆对此仍耿耿于怀，说：“倘以此行匆匆不克长谈，可于返沪后来一函，告以无缘得尽意。余之得此，感动于心者，当何似。颜斶见齐王，王曰斶前，斶曰王前，终不前。此后余亦终不与适之相通问。”
钱穆回忆，一次，他得知胡適藏有潘用微的《求仁录》一书，“向之借阅。彼在别室中开保险柜取书，邀余同往。或恐余携书去有不慎，又不便坦言故尔。……余移寓南池子锡予家，一日傍晚，一人偶游东四牌楼附近一小书摊，忽睹此书，亦仅数毛钱购得。”
钱穆一向反对新文化运动，他在谈论新文化运动时说，“凡中国固有必遭排斥”，“厚诬古人，武断已甚”，“谴责古人往事过偏过激”。对于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胡適，钱也毫不客气地批评说：“当时中病实在一辈高级知识分子身上。而犹如新文化运动诸巨子，乃群据大学中当教授，即以大学为根据地大本营。”他亦表明自己的立场：“时余已逐月看《新青年》，新思想新潮流至涌来。而余已决心重温旧书，乃不为时代潮流挟卷而去。及今思之，亦余当年一大幸运也。”
早年，钱穆称赞胡適“介绍西洋新史学家之方法来治国故，其影响于学术前途者甚大”。在将胡適与梁启超进行比较时，钱穆更赞赏胡適，他说虽然梁的著作“精美详备”，“惟其指陈途径，开辟新蹊，则似较胡氏为逊”。但他又说：“要之其书（胡適《中国哲学史大纲》）足以指示学者以一种明确新鲜之方法，则其功亦非细矣。”
钱、胡二人在老子问题上观点迥异，胡认为老子的生卒年代早至春秋晚年，略早于孔子，并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将神仙化的“老子”还原为哲学化的老子。而钱穆在《关于老子成书年代之一种考察》一文中主张，老子晚到战国，晚于孔子，略早于韩非。为此二人时有争辩。胡適虽对钱穆的《刘向歆父子年谱》一书颇为赞赏，但在课堂让却不遗余力地批评钱穆关于老子和《老子》一书成书年代的结论；而钱穆亦不因胡对其的提携之恩就赞同胡的观点，课堂上，他常不客气地批评道：“这一点胡先生又考证错了。”
当时有传闻说胡適因此对钱穆有成见，胡一次便在课堂上说：“老子又不是我的老子，我哪会有什么成见呢？”一位同学问他钱先生的说法和他不同，究竟哪一个对时，胡適答道：“在大学里，各位教授将各种学说介绍给大家，同学应当自己去选择，看哪一个合乎真理。”
张中行在《红楼点滴》一文中记载二人的争论趣事：“胡书早出，自然按兵不动，于是钱起兵而攻之，胡不举白旗，钱很气愤，一次相遇于教授会，钱说：’胡先生，老子年代晚，证据确凿，你不要再坚持了。‘胡答：’钱先生，你举的证据还不能使我心服，如果能使我心服，我连我的老子也不要了。‘”
钱穆称：“余自入北大，即如入了一是非场中。”钱穆和胡適上课均吸引了众多的学生，原因之一便是他们的观点的鲜明对立，钱称“大凡余在当时北大上课，几如登辩论场”。据说，当时北大教授的夫人们常去听钱穆讲课，听罢后又去旁听胡適的课，回去后作为谈资。
一次，商务印书馆想请胡適编一本中学国文教材，胡適知道钱穆有多年中学教书经验，便请钱合编，但钱却婉言谢绝，他认为两人的中国文学观点大相径庭，一起编不合适，最好每人编一本，让读者比较阅读。
钱穆认为胡適“世俗之名既大，世俗之事亦扰困之无穷，不愿增其困扰者，则亦远避为是”。胡適患病住院，钱穆未去探望。有人责问他：“适之尊君有加。今病，访者盈户，君宁可不去？”钱穆答曰：“此显属两事，君并合言之，将教余何以为人！”
钱穆居北平七八年，钱、胡交往并不多，胡適仅为蒙文通解聘一事到钱家拜访过一次。当时钱穆对解聘蒙一事表示不满，据理反驳，胡適两次“语终不已”，“两人终不欢而散”。钱穆为此对胡颇有微词，他在北平购书5万余册，尝对友人开玩笑说：“一旦学校解聘，可摆一书摊，不愁生活。”
任继愈回忆，有一年历史系系主任陈受颐休假，有人提议系主任是否由钱先生接替。胡適说：“钱先生刚来北大时是副教授，现在已是教授了。”没有往下说，这个建议也就搁浅了。
钱穆治史重考据，初到北平时，被史料考证派的傅斯年视为同道中人，二人交往颇多。傅经常邀请钱到史语所做客，宴请贵客如法国汉学家伯希和等人，亦经常邀钱作陪，并让钱坐于贵客身旁，向客人郑重介绍钱。后来，由于学术观点的分歧，二人关系逐渐恶化。钱穆的《国史大纲》出版后，张其昀询问傅斯年对此书的看法，傅说：“向不读钱某书文一字。彼亦屡言及西方欧美，其知识尽从读《东方杂志》得来。”张问道：“君既不读彼书文一字，又从何知此之详。”傅无言以对。
40年代初，傅斯年公开宣称：“钱某著作，我不曾寓目一字。”钱穆亦不甘示弱，说道：“彼之深斥于我，特以我《国史大纲》，于我国家民族历史传统多说了几句公平话。彼之意气激昂，锋铓峻锐有如此，亦使我警悚之至。”钱穆对史料考证派不遗余力的批判也导致了他在胡適、傅斯年有生之年始终受到主流史学派的排挤，他在致徐复观的信中也说：“胡氏（胡適）之害在意见，傅氏（傅斯年）之害则在途辙。”
1958年4月，胡適赴台接任中研院长，不少钱穆的学生质疑中研院院士独少钱穆，欠缺代表性。钱一度极为气愤，1966年，有人主张提名钱穆，但被他断然拒绝。钱穆愤然诘问，早在1948年，中研院就提名八十多名院士，他难道不该入列？！
1960年，钱穆应哈佛燕京学社的邀请，到哈佛做题为“人与学”的讲演，由杨联陞担任翻译。李济也去听讲。据******说，这位“平时喜作青白眼”的考古学家对钱穆的演讲不以为然，当时的反应是“白眼时多，青眼时少”。第二天，李济见到杨联陛时，称赞其翻译功底，竟能将钱穆演讲中的“语病”都掩盖过去。
抗战期间，顾颉刚在成都齐鲁大学设立国学研究所，希望钱穆出任主任一职。为报顾的知遇之恩，钱穆于1940年离开联大，到成都助顾办学。钱穆离开西南联大的原因，虽主要是因为顾颉刚的邀约，但也与他不喜联大的激进气氛有关。钱穆说：“自余离开联大以后，****思想日益嚣张，师生互为唱和。闻一多尤为跋扈，公开在报纸骂余为冥顽不灵。……凡联大****诸教授，几无不视余为公敌。”
宗主
钱穆说：“当我幼年，在前清时代，就听有人说，’中国不亡，是无天理。‘在我幼小的心灵里，不禁起了一番反抗之心。”
钱穆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就在儒学，他主张现代中国人必读九本传统经典：《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老子》、《庄子》、《六祖坛经》、朱熹《近思录》，以及王阳明《传习录》。只有读了这九本书，才能领略古人先贤的文化抱负。
泰伯市下扇扇董邹茂如因辖下区域赌风甚炽，问计于钱穆，钱穆对曰：“其惟导之使读书乎。”于是，邹即请钱穆筹设泰伯市图书馆。
钱穆反对胡適的“全盘西化论”的主张，曾评论道：“这是借尸还魂，纵使活转过来，也不真是我们自己了。”
燕京大学是教会学校，校务由监督司徒雷登主持。一日，司徒雷登设宴招待新来的教师，席间他问大家到校印象如何。钱穆直抒己见：“初闻燕大乃中国教会大学中最中国化者，心窃慕之。及来，乃感大不然。入校门即见’M‘楼、’S‘楼，此何义？所谓中国文化者又何在？此宜与此中国名称始是。”燕大为此召开校务会议，会上通过了钱穆的提议，将“M”楼改为“穆”楼，“S”楼改为“适”楼，“贝公”楼改为“办公”楼，其他建筑也一律以中文命名。校内有一湖，因所有提名都未得到认可，一时无名，遂命名为“未名湖”。有人向钱穆开玩笑说：“你提个意见，得了一楼，与胡適分占一楼，诚君之大荣也。”
燕大通用的语言为英文，连水电费的缴费通知亦如是。一次，钱穆接到一份水电费缴费通知，见上面全是英文，极为不满，索性不缴。到年底，学校派人来问他收到通知没有，他说收到了。来人又问：“为何不按月缴费？”钱穆气愤答道：“吾乃学校所聘一国文教师，不必要识英文，何以在中国学校必发英文通知？”来人大怒，说：“我特来收费，其他学校的事情我一概不知。”
钱穆对留学生中鄙视中国文化之人，极为反感，说这种人一登洋船，面目全非。他对外国人用对待殖民地的那一套，施之于中国，也异常反感，曾说：“中国人自己的铁路，为什么车站站牌上，中国字下面偏要注上英文拼音？汪伪汉奸政府将它一律取消，这一点却做得痛快。只是他们将来会不会再注上日文，这可难说了。”
钱穆对洋节日也极反感，他在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时，因齐鲁大学是教会学校，每逢圣诞节要放假，钱穆便贴出一张布告，上面只写：“十二月二十五日，全所循例放假一天。”美国教会派人来调查研究所情况，由钱穆接待。钱介绍说：民国某年研究所情况如何如何，某年又如何如何。美国人问：那是一九多少年？钱穆严肃地说：“我不知道。”
冯友兰至成都，华西大学教授开茶话会欢迎冯，钱穆亦在座。席间，钱穆说道：“吾侪今日当勉做一中国人。”冯正色说：“今日当做一世界人，何拘拘于中国人为。”钱反驳道：“欲为世界人，仍当先做一中国人，否则或为日本人美国人均可，奈今日恨尚无一无国籍之世界人，君奈之何。”冯友兰无言以对。
抗战期间，钱穆花费一年时间写就《国史大纲》，他说要将“我国家民族已往文化演进之真相，明白示人，为一般有志认识中国已往政治社会文化思想种种演变者所必要之智识”，作为修撰新通史的必备条件。
钱穆的《国史大纲》，提倡“国民当知国史”，确信知“国史”方能建“信仰”。他说：“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二、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三、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本国已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四、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具备上列诸条件者比数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
钱穆说，“中国为世界上历史最完备之国家”，表现有三：一“悠久”，二“无间断”，三“详密”。
钱穆极力维护中国文化，他说：“若一民族文化之评价，与其历史之悠久博大成正比，则我华夏文化，于并世固当首屈一指。”
钱穆一直致力于增强国人对传统文化的自信，他认为，中国人对中国文化失去信心是中国文化的最大危机，学校教育偏重于自然科学，崇洋蔑己，全盘西化，是中国文化的重大隐忧。他认为，中国从无侵略他国的文化传统，向来推崇“不嗜杀人者能一之”，这才是真正的世界性和平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