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对朱熹“出则有山水之兴，居则有卜筑之趣”的生活方式极为欣赏，他治学著述便喜欢选择环境清幽、景色绝佳的地方。
在集美学校任教时，钱穆每天掌握好海潮的时间，在涨潮前到达海滩，在大石上迎潮而坐，潮迫身而退。一位同校的音乐图画教师，也每日前来迎潮，经常对钱穆讲其师弘一法师的言行，纤毫备叙。钱穆听闻此等言语，真如在世外，而非人间，令人神往。
在北大时，钱穆常到太庙备课，在古柏旁草坪上，“或漫步，或偃卧，发思古幽情”。第一年开中国通史课时，钱穆上课前，“必于先一日下午去太庙，预备翌日下午上课内容。……除遇风雨外，一年之内，几于全在太庙古柏荫下，提纲挈领，分门别类，逐条逐款，定其取舍。终能于一年内成其初志”。
钱穆在师友杂忆中记载一次他和熊十力、蒙文通、汤用彤四人在清华的一处农场中，此处多白杨，四人夜坐大厅上，“厅内无灯光，厅外即白杨，叶声萧萧，凄凉动人”。钱穆晚年追忆此夜，谓：“诚不失为平生难得之夜。”
1936年夏，钱穆到庐山游玩，住在汤用彤在牯岭的一处宅院中。钱穆尤爱三叠泉瀑布，下有三潭，潭水清洁，他曾裸身卧一潭中大石上半日，及起，懒不能堪。
抗战期间，钱穆曾在四川宜良县的岩泉寺闭门著书。去寺庙八里有一处温泉，每逢周日，钱穆便手持《陶渊明诗集》，一路吟诵而至。浴后，钱穆赤身坐在石阶上晒太阳，边饮茶边吟陶诗，尽兴而归。归途中至宜良县城吃午饭，宜良产鸭，钱穆到酒楼要一只烤鸭，外加烧饼，饱啖而去。
1943年，钱穆在遵义讲学期间，每天都要出去散步一个小时。学生李埏曾回忆道：“先生很喜欢散步。每晨早餐后，由我陪从，沿着湘江西岸顺流南行；大约走一小时，再沿着去时的岸边小道回老城。这样的散步，除天雨外，没有一天间断过。先生总是提着一根棕竹手杖，边走边谈。先生说，他很爱山水，尤爱流水，因为流水活泼，水声悦耳，可以清思虑，除烦恼，怡情养性。”李埏对钱穆感叹道：“不意先生之好游，乃更为我辈所不及。今日始识先生生活之又一面。”钱穆则说：“读书当一意在书，游山水当一意在山水。乘兴所至，心无旁及。……读书游山，用功皆在一心。”
在成都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任教期间，钱穆住在成都北郊赖家园。赖家园园中有池，池边柳树依依，池中荷叶田田。每当风和日丽之时，钱穆便坐在池边的“消夏亭”中读书。其学生严耕望在《钱穆宾四先生与我》一文中回忆道：“消夏亭长方形，占地约八九百平方尺，中间置大型长桌，供集会之用；前端临池，横置小型长桌，即先生平日读书、写文之处。四周空阔，夏日清风徐来，荷叶飘香，有些山林习读之趣。研读既久，就提了手杖，到田野蹊径间漫步走一圈。”
在无锡江南大学时，钱穆常一人泛舟于太湖之上，小船任其所往，常两三个小时方归；在遵义浙江大学讲学时，钱喜在阳春时节，漫步于草地花茵之上，听溪水喧闹，观群燕翔天，“流连不忍去”。
修身
钱穆少时顽劣轻狂。因成绩优秀，钱穆连跳两级，到后来只比长兄钱挚低一个年级。三年级时，钱穆奉师命和四年级的兄长一起去投考常州府中学。考国文时，钱穆交卷，一人略一阅看，抚着钱穆的肩说：“此儿当可取。”不料，四年级去投考的八名学生全部被录取，仅钱穆一人未取。是夜，钱穆拥被大哭，翌日发奋苦读，准备下次雪耻。过了十几日，钱挚准备出发去常州读书的前一晚，老师钱伯圭前来通知钱穆，县署补发通知，钱穆亦被录取，让他准备行李，明日一起出发。钱穆大喜，次日一早仍极为兴奋，在船上畅述新读到的演绎归纳法，指着各位同学说：“凡人皆有死，你们皆是人，皆当有死。这是西洋名学家言，汝曹何辞以答。”护送他们前去的华某在旁聆听，大为激赏，说钱穆年幼，已能谈西洋思想，他年必可有大前途，慎自勉之。入学后，钱穆才知当日说“此儿当可取”之人是常州府中学的创办人屠元博。
当时学生以和舍监作对为荣，钱穆私下也仰慕此种行为。某晚熄灯后，钱穆和同学夜谈。舍监陈士辛手持小电筒来寝室巡视，听见后喝道：“爱说话的到舍监室和我说。”钱穆即披衣悄悄起身，尾随陈下楼。陈走近舍监室才察觉有人尾随，回头问钱穆为何下楼。钱答：“听老师训诫前来谈话。”陈斥道：“速去睡去，速去睡。”此后，陈特别在意钱穆，年终操行只给钱二十五分。钱穆同班一位同学，以及下一级两名同学，也各得二十五分，合计一百分。同学遂引四人为荣。
陈士辛教修身课，屡屡说：“士尚行，不尚言。朴讷不语非即小人，多语擅文非即君子。”一日月考，同学约好捉弄陈，每答一题，不得超二十字，答语不得修辞费时，限三十分钟内全部交卷。钱穆坐教室前排第一位，陈士辛刚在黑板上写出四道题，钱穆便交了卷。其他同学也陆续交卷，鱼贯出了教室，返回自修室后，群聚哄笑。有两名同学被旁坐告发，答一题时超过两行，众人皆说要罚。两人到小食品摊买来两笼蒸馒头，热气熏蒸而上，众人围蒸笼争食。陈士辛尾随而至，见他们如此，无法斥责，悻悻然而去。
在常州府中学读书时，钱穆的体操课老师刘伯能在操场呼立正，即曰：“须白刃交于前，泰山崩于后，亦凛然不动，始得为立正。”如遇烈日强风或阵雨，即曰：“汝辈非糖人，何怕日。非纸人，何怕风。非泥人，何怕雨。怕这怕那，何时能立。”后钱穆在小学教体操课，每引刘伯能之语。日后，钱穆也将此语作为人生立身大训。
南京钟英中学放暑假时，钱穆从南京返回无锡，途经常州，与常州府中学的同学小聚。当时钱正读曾国藩《求阙斋记》，要求自己应当自求己阙。钱穆认为自己有时少决断，因此每日晨起，必预立一意，竟日不违，以修炼自己。这****去常州府中学，立意与旧同学约谈，但不留宿。他到时已是晚餐过后，同学留宿，说：“今晚周末，宿舍多空床。”但钱穆坚辞不留。其时风雨骤来，钱穆也不初衷。出了校门，钱穆抄旷野小径，风狂雨骤，伞不能撑，灯亦熄灭，而风益横，雨亦厉，钱穆浑身尽湿，淋漓不已。此时离校门尚不远，钱穆本想折回，但转念一想，清晨立志不可违，于是坚定意志向前而行。脚下草径已辨认不清，石块树根遍布脚下，危险万状，钱穆只能伏地爬行，摸索爬到石板路上。进入市区，钱穆找了一家旅店住下，急作一柬，嘱咐旅店派人去同学费子彬家借衣服，自己则拥被卧床以待。这晚虽然吃尽苦头，但钱穆心志愈坚，日后每做决定动摇之时，想起此夜之事，便不再轻易转变。
钱穆自上小学便开始吸烟，日后染上烟瘾。到梅村四小任教后，课本中有劝人戒烟的文章，钱穆告诫学生：“我已染此习，已无奈何。诸生年幼，当力戒。”课后，他暗自思忖：以无奈何自诿，他日何以教诲诸生。遂决心戒烟，以后三十年不再吸烟。友人夸赞他：“能提得起，放得下，洒落自在，不为物累。”
钱穆立誓每天必写日记，记下每日所读之书，不许一日停辍。结婚之日，远近亲戚蜂拥贺仪，钱穆一上午竟没有时间读一字。下午钱穆又继续忙乱于人情，心里惦念着今日日记之事，颇为沮丧，正好理发师前来为他理发，钱穆赶紧利用这个时间默然成诗两首，心中方才释然，自觉今天的日记，终可勉强交卷。
北伐胜利后，与钱穆同在常州府中学作为五代表与校长谈判的同学屠平叔，到苏州拜访钱穆。屠问钱：“兄往年多言好辩，今沉默少言不与人争，俨然两人矣。何以得此？”钱穆答：“我不自知有此异，亦不知何故。”
钱穆晚年，在香港做了一次精彩的演讲，名为“人生的三步骤”，其中着重提及了修身。他讲到，人们往往听到修身二字就顿生反感，认为它是一种束缚人的旧道德旧规矩，其实中国人所谓的修身并非如此。人必有所不为，而后可以有为，修身是一种最大的自由。
端方
1922年秋，钱穆到无锡县立第一高等小学任教。到校未满一月，钱穆收到厦门集美学校聘书，聘请他到该校任中学教员，月薪八十元。而钱穆此时的薪水只有二十四元，故他准备前往厦门，遂向校长辞职。校长力加挽留，钱穆考虑到学校一时未找到人接替自己，岂可遽然离去，心中颇忐忑，仍照常上课。一天晚上，某同事到钱穆寝室，诧异地问：“听说你已经收到集美的聘书，向校长辞职了，怎么还留在学校上课不走啊？”钱穆告以校长挽留，不便遽离。同事笑道：“此乃校长对你的礼貌，听说他已经找好人接替你了。你不走，反而使校长为难。你只管向校长请辞便是。”钱穆闻言，这才放下心来。
在苏州省立中学任教时，一日，班上的学生告诉钱穆：“学校以前欠薪时，被学生尊仰的任课老师必告假缺席，不赴校上课，依然上堂授课的老师必然被同学鄙视。先生授课极受同学尊祟，而最近学校欠发薪水，先生独上堂不辍，同学都很诧异，不知何故。”钱穆闻言，诧异道：“学校欠发薪水，是暂时之事。诸生课业，有关诸生之前途，岂可随时停止。诸生惟安心上课，勿以此等事自扰。”诸生闻言，各默然相对，无语而退。
在北大任教时，钱玄同之子也在钱穆班上。一次，钱穆上古史课时讽刺钱玄同的“疑古玄同”之名，说道：“事有可疑，不专在古，上古也有很多不可疑之处。如某姓钱，此钱姓便属古，无可疑。……近来有人不姓钱，改姓’疑古‘，此何理！”有人告诉他钱玄同的公子就在班上，让他讲课时稍加注意，以免引起麻烦，但他说：“余任上古史课，若亦疑古，将无可言。”
钱玄同之子非常喜欢钱穆讲课，笔记记得极为认真，一字不遗，钱穆讽刺其父之言亦记之于笔记。不久，钱穆和钱玄同在一个宴会上偶遇，二人正好比邻而坐，钱玄同告诉钱穆他看过其子的笔记，钱穆一时不知如何作答，幸好钱玄同并未继续这个话题，而说：“我儿子很相信你的话，不听我的！”钱穆遂释然。
钱穆的学生吴沛澜回忆，他在大学一年级时上了钱穆的《中国通史》，也读了顾颉刚《古史辩》七册。比较而言，他更赞同顾的观点，便就此写了一篇长文。钱穆看后，“加以批评，态度严肃，声色俱厉，历时亦长”。
长沙临大学生集会，欢送两名学生奔赴延安，邀请钱穆与冯友兰前去演讲。冯先发言，对赴延安两生倍加赞许。钱继之，力劝在校诸生须安心读书。散会后，钱穆回到寝室，冯友兰即来拜访，说：“君劝诸生留校安心读书，其言则是。但不该对赴延安两生加以责备。”钱穆言道：“如君奖许两生赴延安，又焉得劝诸生留校安心读书。有此两条路，摆在前面，此是则彼非，彼是则此非。如君两可之见，岂不仍待诸生之选择。余决不以为然。”二人力辩，冯最终不欢而去。但此后冯仍携其新成未刊稿前来请钱穆提建议，钱亦欢迎如故。
钱穆的《国史大纲·引论》一文在《中央日报》发表后，昆明的报纸零售摊上的《中央日报》一早便被联大史学系师生争购一空。一些没有买到的学生只能借来抄录。一时，此文成为联大师生热议的话题。一天，钱穆对学生李埏说：“一篇文章引起如此轩然大波，是大佳事。若人们不屑一顾，无所可否，那就不好了。至于爱誉，我从来不问。孔子说得好：不如其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说到毁誉，不妨取王荆公《与杜醇书》一读。”李埏便到图书馆借阅王临川集，见《与杜醇书》中有如下几句话：“夫谤与誉，非君子所卹也，适于义而已矣。不日适于义，而唯谤之卹，是薄世终无君子也。唯先生图之！”李由是而知：“在对待毁誉问题上，先生与荆公虽悬隔千载，却是很相契合的。”
《国史大纲》完成后，国民政府要求钱穆将书中所提及的“洪杨之乱”修改为“太平天国”，否则不允许他出版。但钱穆坚持不改，以致拖了半年之久，此书方得付梓。
1941年夏，钱穆回乡省亲期间，应老师吕思勉之邀回母校常州第五中学讲演，时钱已名扬天下，但对吕仍极为恭敬，字字句句仍以学生自居。他在演讲中说：“此为学校四十年前一老师长，带领其四十年前一老学生，命其在此演讲。房屋建筑物质方面已大变，而人事方面，四十年前一对老师生，则情绪如昨，照样在诸君之目前。此诚在学校历史上一稀遘难遇之事。今日此一四十年前老学生之讲辞，乃不啻如其四十年前老师长之口中吐出。今日余之讲辞，深望在场四十年后之新学生记取，亦渴望在场四十年之老师长教正。学校百年树人，其精神即在此。”
钱穆希望在乱世中找一方清静之地，能让他潜心读书研究。故而他离开了风潮迭起的西南联大。钱穆离开后，与钱素有往来的闻一多在报端公开骂钱穆“冥顽不灵”。陈寅恪到成都，与钱晤面时，告知钱此事，并说：“君倘在滇，当可以诽谤罪讼之法庭。”钱说：“此乃一时思想问题。凡联大****诸教授，几无不视余为公敌。一多直率，遂以形之笔墨而已。此等事又岂法堂所能判。”二人相与唏嘘。后闻一多遇刺身亡，钱穆到昆明时，赴其身亡处凭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