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因中外形势，云南大学学生经常****。每每****，都是由学生发一通知，校方不加过问。一次，****多日后，几个学生来钱穆寓所请钱去复课。钱穆对学生说：“余之来校授课，乃受学校之聘。今****复课，皆由诸君主动，诸君在学校中究是何等地位。余前日非遵诸君****令不到学校上课，乃因去至讲堂空无听者，不能对壁授课，因此不往。今日余亦不愿遵诸君复课令即去上课。诸君既不像一学生，余亦竟不能做像一教师。甚愧甚愧。”学生赶紧谴责自己，表示认罪，卑辞坚恳。接着，陆陆续续又来了一些学生，站满了钱穆的寓所。钱穆无奈，最终还是随学生去上课了。
钱穆操一口无锡腔，几十年不曾改变。钱穆自己从来不觉得无锡话有什么不好，50年代，他在新亚学院演讲时，香港学生反映听不大懂，有人问他需不需要翻译，意思是将他的话翻译成粤语，他反问道：“要译成英语吗？中国人怎么会听不懂中国话呢？”
1960年1月，钱穆应美国耶鲁大学东方学系邀请到耶鲁讲学半年，期间，耶鲁大学为其颁赠了名誉博士学位。钱穆出席颁赠典礼时，不愿穿戴礼服方帽，而坚持穿着普通衣服出席，他以此强调他是以普通人的身份接受荣誉学位头衔。
钱穆曾应台湾孔孟学会之请作《孔子传述》一书，他在书中说《周易》并非孔子所著。孔孟学会对此极为不满，几次要求钱穆易稿，否则拒绝出版。钱穆坚持自己的学术观点，双方僵持不下。后钱穆将稿件交其他出版单位出版。
1985年，江苏古籍出版社准备出版钱穆全集，但遭到钱穆的拒绝。钱拒绝的原因，一是不赞同以简体字出版他的学术作品；二是该出版社未将他手边未发表或即将发表的新作纳入出版计划；三是钱穆拒绝删除他的文中关于两岸对峙的政治言论。
在清华读书的钱穆之孙钱松到香港看望祖父时，未经祖父同意，向香港的先生们打听出国留学之事。钱穆得知后，严肃地对钱松说：“我是不会托人帮你们其中哪一个出国的，你们出国要靠自己努力。”钱松听从祖父的教导，后来考取了南京大学研究生，不久由校方派去美国访问学习一年。
雅趣
钱穆好藏书，他在北平居住八年，购书5万册。他在回忆文章中说：“先三年生活稍定，后五年乃一意购藏旧籍……余前后五年购书逾5万册，当在20万卷左右。历年薪水所得，节衣缩食，尽耗在此。”钱穆经常到琉璃厂、隆福寺两处的旧书店闲逛，与两处书店的老板都熟识。他想要某书，便给两处各打一个电话，如果这家没有，书店便代其询问同街其他书店；如有，书店便将书送至钱宅。每到周日，钱家便像一个小型书市，有十多家书店送书过来（大都为成套书中的头一两册）供他挑选。如果他选中了，店家便在下个周日将全套书送来。
钱穆晚年回忆：“北平如一书海，游其中，诚亦人生一乐事。至少自明清以来，游此书海者，已不知若干人。今则此海已湮，亦更无人能游而知其乐趣者。言念及此，岂胜惘然。”
钱穆曾回忆他买到梁启超未出版的近三百年学术史讲义之事：“余决开近三百年学术史。此一课程，梁任公曾在清华研究所已开过，其讲义余曾在杂志上读之。任公卒后，某书肆印此书，梁家以此书乃任公未定稿，版权所属，不准书肆发行。余求其书不得。或人告余，可赴东安市场，在某一街道中，有一书估（按：同”书贾“）坐一柜上，柜前一小桌，可迳授与八毛钱，彼即在其所坐柜内取出一纸包授汝，可勿问，亦勿展视，即任公此书也。余果如得之。”
钱穆好昆曲，他年少时在常州府中学堂曾跟随童伯章学过昆曲。他说：“余自嗜昆曲，移好平剧，兼好各处地方戏，如河南梆子、苏州滩簧、绍兴戏、凤阳花鼓、大鼓书一一兼好。”
钱穆亦好箫笛，曾述：“好吹箫，遇孤寂，辄以箫自遣，其声乌乌然，如别有一境，离躯壳游霄壤间，实为生平一大乐事。”他少时学唱昆曲，所以在吹箫笛上曾下过极大的功夫。冬天下雪时，他便在户外当风练习，吹奏时将一腿抬起，做金鸡独立状，慢慢蹲下再站起来，一直练到蹲下起来时箫笛声音不断不变为止。
钱穆喜欢下棋，他在《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一书中写道：“余在府中学堂时，即好围棋，先兄亦然……广罗晚明以下各种围棋谱，课余在此对弈，或摆谱……几乎每日必对弈一局。”
******也曾回忆老师喜爱对弈：“钱先生那时偶然还有下围棋的兴趣，陈伯庄先生是他的老对手，因为两人棋力相等。我偶然也被他让几个子，指导一盘，好像我从来没有赢过。”
逸事
钱穆记忆力极佳，去私塾上学的第二天，“日读生字二十，忽增为三十”，“能强记不忘，又增为四十。如是递增，日读生字至七八十，皆强勉记之”。
钱穆在果育小学读书时，一日，国文老师顾子重带了一本大字木刻的《水浒传》到校，学生们说，诸同学因言，校中有位年幼的同学钱穆，勤读《水浒传》，每清晨上课前，诸同学每环听其讲述。顾子重让人找来钱穆，问：“你能读《水浒》吗？”钱答能。顾随口问《水浒传》中之事，钱应对无滞。顾说：“你读《水浒》，只看大字，不看小字，故所知仅如此。”钱穆闻言大惊，觉得先生如何能知他的隐私。于是回去重读，自首迄尾一字不遗，这才知道小字是金圣叹批语，细读不忍释手，竟将全书反复读了六七遍。此后读其他小说，皆觉远逊《水浒传》，于是不再读其他小说。
一日钱穆读到同学的一本《曾文正公家训》，第二天一早，书店刚开始卸门板，他便自门板缝中侧身窜入，急问店家有没有《曾文正公家训》。买完书后，他正要回去，店主人拉住他，问他从何处来，他答府中学堂。店主人便留他用早餐，并说：“汝年尚幼，能知读曾文正家训，此大佳事。此后可常来，店中书可任意翻阅，并可借汝携返校阅后归回。”此后，钱穆便常去这家书店，店主常向他推荐一些书，如果钱穆身边没有钱，店主便让他带回去先看，看了想买再付钱，不想买可以还回店里。
18岁时，钱穆到三兼小学任教，宿舍所在的楼外是一个荒园，有老树两百株，枝叶蔽天。学校中的寄宿生滕德奎告诉钱穆，园中有狐魅作怪，说得绘声绘色，如在目前。一次，钱穆深夜起床小解，打开电灯，忽见地上鞋子只剩一只，而寝室门窗紧闭。第二天清晨遍寻不见，最后在帐子顶上找到了那只鞋。这类事情连续发生了几次。钱穆对滕德奎说：“我二人讲狐魅并未开罪于他，但他却来作弄，我要写一文，责狐不是。”于是让滕德奎买来纸锭锡箔，用黄纸朱笔恭敬写下此文，在园中焚烧。此后这类事情再未发生。
钱穆与蒙文通、汤用彤交好。1933年，北大聘请蒙文通到历史系任教。蒙文通刚到北平，便一头扎进汤用彤家中，与汤、钱二人秉烛夜谈通宵。天刚拂晓，三人意犹未尽，一起到公园共进早餐，接着又找了一家茶楼，边饮茶边聊天，时至中午，三人方散去，前后畅谈竟达二十小时之久。
在宜良岩泉寺著书时，钱穆觉得寺中一切甚好，唯独伙食极差，难以下咽，方丈建议他自己请人做些荤菜，并代他物色了一位女佣。某日，钱穆请的女佣为钱穆煮了一只鸡，饭后，钱穆正好要出门，路过厨房，见方丈坐在门侧，手持一鸡腿大嚼特嚼，钱穆极为诧异，问道：“和尚亦食鸡腿？”答曰：“和尚不食鸡腿将何食？”原来，这是方丈特地安排，女佣为钱穆所做荤菜，日日方丈都要共享。此后，钱穆又得知此和尚在附近村中还公然置有家室，不时往返。
抗战时期，钱穆到浙江大学讲学。那时滇、川、黔之间没有火车，达官贵人和富商巨贾有专用小轿车，一般旅客只能乘“木炭车”（以烧木炭为动力的客车或货车）。木炭车极慢，又易“抛锚”，一天的路程常常要走几天。而邮政车烧汽油，速度较快，邮局出售司机旁的座位票，价虽较高，但极难购得。钱穆在一位北大毕业生的帮助下购得一张“邮政车”车票。到后，学生李埏问他途中劳顿否？钱穆莞尔笑答道：“我是乘驴子车来的，还好。”李埏不解其意，问：“何谓驴子车？”钱答：“你知道’人骑骏马我骑驴‘那首打油诗吗？我坐的是邮政车，虽不如轿车之佳，但胜木炭车多矣，故我称之为驴子车。”在座诸人听罢皆大笑。
婚姻
钱穆少时，家中曾为他定下一门亲事。未婚妻是当地一名沈姓乡村医生的女儿。沈翁对钱穆的父兄极为敬佩，对钱穆也颇为欣赏，主动将女儿许配给钱。钱穆在南京钟英中学读书时，曾得伤寒急症，沈翁得知后，说：“我必先至婿家。”幸得沈翁及时诊治，钱穆才无性命之虞。但他的未婚妻却不幸过早夭亡。
1917年秋，钱穆娶邹氏为妻。1928年，邹氏产下一子。不久，邹氏及新生婴儿相继去世。钱穆的长兄钱挚赶回家中帮助钱穆料理后事，却因劳累伤心过度，旧患胃疾突发，不幸病逝。钱穆在两月之内，连遭三丧，心中悲痛不已。他在《先秦诸子系年·跋》一书中写道：“儿殇妻殁，兄亦继亡，百日之内，哭骨肉之痛者三焉。椎心碎骨，几无人趣。”
妻子去世后，金松岑曾先后两次为钱穆做媒。他先将自己同族的侄女金小姐介绍给钱穆。金小姐长相甚美，号称东吴大学校花。钱穆与她曾通过几封信，又在金松岑的安排下见面相亲。见面后，金小姐说：“钱先生做老师很合适，做丈夫却不合适。”此次做媒未成功，金松岑又准备将自己的一个女学生介绍给钱穆，这位女学生对钱穆也极不感兴趣，回信给金说：“钱君生肖属羊，彼属虎。羊入虎口，不宜婚配。”虽然媒未做成，钱穆对金还是十分感激，后来他与第二任妻子张一贯结婚时，请金担任介绍人。
1929年春，钱穆与张一贯结婚。张一贯曾担任一所小学的校长。二人婚后聚少离多。1930年，钱穆只身来到北平，先是到燕大任教，一年后辞职。后由顾颉刚推荐，又到北大任教。直到工作稳定后，他才将妻子接到北平团聚。1937年，抗战爆发后，钱穆只身随北大南迁，而张一贯带着孩子留在北平。直到1939年夏，钱穆回到苏州侍母时，张一贯才携子女回到苏州，一家得以短暂团聚。一年后，钱穆返回西南联大，此后又辗转于后方的各大学，而张一贯则留在苏州。1949年，钱穆离开大陆只身赴香港，从此便与张一贯天各一方，再未相见。钱穆与张一贯生有三子一女，钱穆离开大陆后，几个子女都是由张一贯抚养长大。
到香港后，钱穆生活清苦，加上无人照顾，生活缺乏规律，致使时常胃病发作。1952年4月16日，钱穆在台湾淡江文理学院的“惊声堂”演讲唐宋史。演讲完毕后回答听众提问之际，讲台前的屋顶突然掉下大水泥块，将在第一排听演讲的“立委”柴春霖当场砸死，钱穆头部也遭到石块重击昏厥。众人从碎石堆中将他救出，送往台北中心医院急救。******、张群、何应钦等人闻讯后，均赶到医院探望。幸好钱穆无性命之忧，但头部受伤，醒来后竟不记得被砸伤之事，记忆还停留在演讲之前，行动亦不便，他只能在台中养伤四个月。
这次意外让钱穆遇到了他一生的第三位妻子胡美琦。胡美琦是江西南昌人，父亲是国民政府时期的江西省主席胡家凤，与钱穆本是旧识，1950年由港赴台任国策顾问。胡美琦曾在新亚书院读书，后随父亲到台湾，在台中师范学院图书馆任职。听说钱穆受伤后，她便常常前来看护照顾老师。她每天下午下班后前来，晚饭后离开，周末则陪他到公园散步，或到台中各地游览，协助他搜集藏书研究。随着相互了解的加深，两人渐生感情。
两年后，师范大学毕业的胡美琦来到香港，时常和钱穆见面。一次钱穆胃病复发，久治不愈，照顾之际，钱穆向她求婚，胡美琦应允。
胡美琦曾说，她和钱穆之间并非浪漫的爱情，她因景仰钱穆人格学养，愿意委身下嫁，照料不时为胃疾困扰的钱穆。而钱穆亦说明他对胡美琦的希望：“不希望她是一个只懂管理家务的主妇，希望她做一个懂得他、了解他的知己。”
1956年春，62岁的钱穆与比他小35岁的胡美琦在九龙亚皆老街更生俱乐部举行了简单的婚礼，仅邀新亚书院同事及二人眷属等十余人参加。新婚洞房设在九龙钻石山一个贫民窟租的一套两室一厅中。虽然条件简陋，钱穆却十分高兴，亲自撰写了一副对联：“劲草不为风偃去，枯桐欣有凤来仪。”
钱穆与胡美琦结婚，始有安定生活。胡美琦对钱穆的起居饮食照料得体贴入微。二人生活虽然清苦，但却饶富情趣，夫妇俩每天必然携手散步。金庸曾亲眼见到钱穆夫妇婚后的幸福生活，所以他在其小说《神雕侠侣》修订版的后记中，专门提及钱胡的这段“师生恋”，说他们的结合当时虽受到某些香港文人的批判，但是他却对二人深为敬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