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美琦曾回忆她与钱穆的婚姻生活：“我们钻石山的那个家，仅有20余平米，就养了大大小小近百盆花草，摆满在窗框上柜子上书桌上茶几上阳台上。他用栽花赏花代替一部分书房运动。他永远保持着乐观心情，使家庭中朝气充沛。他喜欢接近大自然，我们在香港时，先后两个家都可以望月，可以观海。得了空闲，他喜欢自香港山顶看海上落日，看夜景，或是到九龙乡村漫游。他对于一年四季阴晴冷暖的变化，都觉得意味无穷。他喜欢饮下午茶，也喜欢围棋。但不喜欢和人对弈，他嫌那样费时伤神，所以更喜欢摆棋谱。在我觉得心情沉闷时，他常说，我来替你摆一盘棋吧。偶然也夫妻对下，他说：只有如此，胜也好，败也好，可以不伤神。
我最爱听他吹箫。我们住在九龙沙田的那一段日子，每逢有月亮的晚上，我喜欢关掉家中所有的灯，让月光照进我们整条的长廊，我盘膝坐在廊上，静听他在月光下吹箫，四周寂静，只听箫声在空中回荡，令人尘念顿消，满心舒畅。”
钱穆晚年著述甚多，这些都与胡美琦的细心照料分不开。弟子何泽恒说：“大凡到过素书楼的人，无不承认钱师母对宾四师的贡献。确切地说，没有师母，便没有宾四师的晚年。”
钱穆自己在写给他与张一贯的幼女钱辉的信中也表达了对胡美琦襄助照料的感激：“我此数年来，双目失明，但还能写稿，都由你后母先誊正再改定。若非她，我此两年亦不能再写此许多稿。”
抉择
抗战胜利后，傅斯年代理北大校长，钱穆未收到回北大的邀请函。当时国共矛盾日益加剧，而雅尔塔会议后，美国急求撤退，苏联则急求东进，国事蜩螗，方兴未艾。钱穆不愿卷入政治纠纷，他思忖：如“再返北平，遇国共双方有争议，学校师生有风潮，余既不能逃避一旁，则必尽日陷入于人事中。于时局国事固丝毫无补，而于一己志业则亏损实大。因此自戒，此下暂时绝不赴京沪平津四处各学校，而择一偏远地，犹得闭门埋首温其素习，以静待国事之渐定”。故仍留昆明的五华书院任教。
1949年春，在时局动荡不安之际，钱穆接到广州私立华侨大学的聘函，请他到广州讲学。经过考虑，钱穆决定南下广州暂避。当时江南大学创办人、无锡商人荣德生劝他不要走，钱基博双胞胎的弟弟钱基厚也劝钱穆不要离去，钱穆对钱基厚说：“吾叔日常好谈论古文辞，不知****先后文告，亦有丝毫开国气象否。”遂不顾各方挽留，仍决定南下。
离开无锡时，钱穆以春假旅行为托词，为了给大家留下去旅行的印象，他在江南大学的床铺、宿舍中的书籍都原封不动地放置着，到达广州后，再让学生帮他将书籍寄了过去。
路过上海时，钱穆在江南大学同事、无锡同乡许思远说：“你暂时去避一避也好，等到秋天时局稳定下来，我们再在这里相见。”然而，到广州后两个月，钱穆便随学校迁到香港，从此远离故土，再未相见。
钱穆在广州街头遇到老友张其昀，张告知准备到香港办一个学校，已经约了几人，也邀请钱同往。钱决定随行。离开广州前，钱穆曾邀一干老友同往，他曾去岭南大学拜访陈寅恪，因陈外出，未能晤面，之后得知陈决意留在大陆，遂未再往。此后，他又去广州乡间访熊十力，熊亦无离开大陆之意。他致函梁漱溟，劝梁来粤，梁未复函。再到中山大学见杨树达，杨决定返回湖南。于是，这年秋，钱穆随侨大迁至香港。
1949年8月，******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中，点名批判钱穆、胡適和傅斯年为“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所能控制的极少数人”。钱穆对此极为不理解，1950年秋，他在给学生郦家驹的信中说，抗战胜利后他的“足迹不到京、沪、平、津，不在公立学校教书”，“单枪匹马，一介书生”，“怎么找到我头上”？
痛楚
1921年，钱穆在无锡后宅镇第一小学任教时，曾向上海《时事新报》的副刊《学灯》投稿。钱第一次投稿，便被编辑以大一号字刊登在《学灯》首幅，此前有此礼遇的仅有《学灯》的主编李石岑一人。于是钱穆便再次投稿，报社又用大一号刊发，并在文章后刊载一启事，让钱穆告知他们通讯地址，主编李石岑要与他通信。钱穆第三次投稿时便准备写上地址为后宅镇第一小学，同事劝他不要附此地址，如要告知，也用学校附近的图书馆，让主编觉得他是一个宿儒。但钱穆并不听劝告，附去真实地址，结果他的第三篇文章便改成小号字体刊发在青年论坛中，而《学灯》也不曾寄信来。钱穆见该报如此势利，便不再投稿。
钱穆与钱锺书为同宗不同支，都出于无锡钱氏一族，不同支之间，遇年长则称叔，遇高年则称老长辈。故钱穆尊钱基博为叔，而钱锺书则称钱穆为叔。1927年，钱穆的《国学概论》一书出版时，特请钱基博为之作序，时年20岁的钱锺书代父执笔，文中“有所针砭”，钱基博读后一字未易，原文刊出，钱穆在《自序》中还特别向“子泉宗老”致谢。钱穆一直不知该序文为钱锺书所作，直到后来杨绛爆出此事，钱穆方才知晓。钱穆觉得钱氏父子看轻了自己，虽未明言，却在台北联经出版全集本《国学概论》中删去了这篇序文，一并将《自序》中感谢“子泉宗老”的话也删去了。
钱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捍卫者，他的主张长期受到主流史学派的批驳。因与主流史学派的矛盾，钱穆长期没有当选“中研院”院士；在大陆，钱穆是被******点名批评的对象，著作长期被禁；而许多研究者认为，即使是钱穆的拥趸，大多也并非他理想中的读者，因为钱穆毕生辛勤著述是为培养对中华传统文化抱有信仰的读者，但现实中中国大多数读者，离信仰中国文化还很遥远。所以，******说：“钱先生无疑是带着很深的失望离开这个世界的。”
1949年，钱穆离开大陆，从此远离故土，与妻儿离散。******回忆，钱穆初到香港时，曾经与余一家去观看了一场讲述亲子之情的电影，向来能够“以理驭情”的钱穆，想起在大陆的儿女，悄然泪下。
因为办学艰难，身边无人照顾，钱穆常常犯胃病。******回忆：“有一年的暑假，香港奇热，他又犯了严重的胃溃疡，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一间空教室的地上养病。我去看他，心里真感到为他难受。我问他，有什么事要我帮你做吗？他说：我想读王阳明的文集。我便去商务印书馆给他买了一部来。我回来的时候，他仍然是一个人躺在教室的地上，似乎新亚书院全是空的。”
钱穆为自己在外双溪的寓所取名“素书楼”，此名来源于钱穆在家乡无锡七房桥故居中第二大厅的名称。钱穆认为“素书”之名大概脱衍自《中庸》所记：“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钱穆为此楼起名，特为纪念母亲。因钱穆少时患伤寒，又服错药，性命怠危，全赖母亲日夜尽心看护，陪他在故居素书堂养病才得以痊愈。
离开大陆后，钱穆再也没有回到过家乡无锡。他在素书楼的庭院中种上苏州紫竹，寄托对家乡的思念。八十岁时，他在夫人胡美琦的陪同下南游，并在夫人的帮助下写成《八十忆双亲》、《亲友杂忆》两书，表达对故乡、父母、亲人、师友的追忆和无限眷恋。
离开大陆的40年间，钱穆与留在大陆的子女只相聚过四次，分别是1980年、1981年、1984年、1988年，每次长则月余，短则一周，地点均在香港。1980年夏，钱穆第一次与阔别三十二年之久的子女们（三子钱拙、钱行、钱逊，以及女儿钱辉）相见，欢聚一周。回到台湾后，有人质疑他返回大陆探亲，而一年半后，他的长子钱拙即因淋巴癌去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