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1877-1927），字伯隅、静安，号观堂、永观，浙江海宁人。近代中国著名学者，杰出的古文字、古器物、古史地学家、诗人、文艺理论学家、哲学家、国学大师。
关键词：
独立、守阙、辫发、对话、讲学、治学、端穆、悲郁、婚姻、嗜好、逸事、恩怨、黯淡、沉湖、逝因、誉美
独立
王国维向往一种无功利、纯粹的学问。他毕生笃志于追求学术独立。1905年，王国维发现，自严复翻译《天演论》后，中国的学者开始逐渐接受西方学说，但是康有为等人并未从形而上的层面真正理解西方学术的价值，而只是将其作为谋求政治的一种手段。因此，王国维提出：“故欲学术之发达，必视学术为目的，而不视为手段而后可。”
1914年，王国维在《〈国学丛刊〉序》中说道：“学之义，不明于天下久矣！今之言学者，有新旧之争，有中西之争，又有用之学与无用之学之争。余正告天下曰：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凡立此名者，均不学之徒，即学焉而未尝知学也。”
自1917年开始，北大的马衡、张嘉甫曾先后五次邀请王国维到北大任教，王国维均婉辞。之后，王终于答应担任北大的通信导师，但两年后便请辞。他在给好友蒋汝藻的信中曾说明自己不愿去北大任教的原因：“弟以绝无党派之人，与此事则可不愿有所濡染，故一切置诸不问……观北大与研究系均有包揽之意，亦互相恶，弟不欲与任何方面有所接近。”
1925年，王国维接受清华的聘书出任国学研究院导师时，在给好友蒋汝藻的信中坦言应清华之聘的原因：“数月以来，忧惶忙迫。直至上月，始得休息。现主人（指溥仪）在津，进退绰绰，所不足者钱耳。然穷困至此，而中间派别意见排挤倾轧，乃与承平时无异。故弟于上月中已决就清华学校之聘，全家亦拟迁往清华园。离此人海，计亦良得。数月不亲书卷，直觉心思散漫，会须受召魂魄，重理旧业耳。”蒋复函表示赞成，说得更加直白，认为王国维“从此脱离鬼蜮，垂入清平，为天地间多留数篇有用文字，即为吾人应尽之义务”。
守阙
王国维遵守传统的君臣纲纪思想，据学生蒋息岑回忆，王国维1904年左右在苏州江苏师范学堂任教，他常对学生们讲授修身、伦理，出入于封建名教纲常之领域。
1898年，王国维第二次乡试落第后，想去国外留学，但因家中无力负担求学费用，便到上海谋生，边工作边在东文学社学习新学及日语。在此过程中，他接触了西方哲学，以后一直醉心于尼采、叔本华等西方哲学，却始终在情感上对中国传统文化难以割舍。
辛亥革命后，王国维避居日本5年。在日本时，他曾作《送日本狩野博士游欧洲》诗，其中有“庙堂已见纲纪弛，城阙还看士风变”、“汉土由来贵忠节，而今文谢安在哉”之句，表达他对纲纪忠节的呼唤和对现实状况的不满。
从日本回国后，王国维发现社会风气日见败坏，他将此归结于君主的废除，他在《论政时疏》说：“先王知民不能自治也，故立君以治之，君不能独治也，故设官以佐之，而又虑君与官吏之病民也，故立法以防制之。”
1917年，王国维的《殷周制度论》撰写后，被新旧史学家奉为“圭臬”。王国维在文中指出，从表面上看，殷、周的变革，不过一姓一家之兴亡与都邑之转移，与后世帝王朝代的更替无异；但从本质上来看，实际为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周公制礼为万世治安之大计。他在给罗振玉的信中评价此文“于考据之中，寓经世之意，可几亭林先生”。
1917年，张勋复辟，拥立废帝溥仪，王国维对张寄予很大希望，但希望很快就破灭了。1923年，张勋病逝，王国维代溥仪为张勋起草碑文，他在碑文中写道：“此运之移既莫之至而至，忠义之至乃无所为而为，虽质文有殊尚之时，而名节无或刊之日。”
王国维曾在犹太富商哈同创办的仓圣明智大学任教。该校一切遵循旧俗，开学定在阴历正月，而不是阳历九月；休息日不是星期日，而是一旬休息一日。王国维还为该校起草了一份《仓圣明智大学章程序》，其中有云：“举世竞言新，独我学校以旧名于天下。有以质余者，余对曰：余不知新旧，余但知是非而已；余焉知是与非，余但知利害而已；余焉知利害，余但知不以小利易大利，不以大害易小害而已夫。”
五四运动爆发后，王国维的儿子们书信往来，均对五四表示支持。王国维对此表示反对，他认为不平等条约并不见得损害中国利益，1921年，他写信对长子王潜明道：“津地闹事情形如何？其实以后各国皆将自顾不暇，外交上不致吃亏之事。彼等鼓噪，其里面实为过激运动，其附合者皆不自知。汝等前此主张，皆系为虎作伥，助其声势。前见汝与汝弟书似知一二，汝须知我之观察不误也。”
1922年，在升允的推荐下，王国维成为清逊帝溥仪之师，王将之视为一生莫大的荣誉。次年，王国维任溥仪“南书房行走”，溥仪赏他“五品衔并赏食五品俸”，其后又赏他在紫禁城骑马。王仅为秀才出身，能进入清廷南书房，属于溥仪特恩直拔，故他对溥仪十分感激，他记下了每次溥仪赏赐的日期，并将“圣旨”的内容记录下来，妥善保存。在溥仪赏他紫禁城骑马后，他高兴地向友人汇报说：“维于初二日与杨、景同拜朝马之赏。此事在康熙间乃时有之……然此后则内廷虽至二品亦有不得者，辛亥以后，此恩稍滥，若以承平时制度言之，在杨、景已为特恩，若维则特之又特矣。”
1924年，冯玉祥率军“逼宫”，王国维陪侍溥仪左右，顷刻不离。溥仪先藏于日本公馆，后又移居天津张园。而王国维对于冯玉祥撕毁民国优待皇室的约定异常愤怒，引为奇耻大辱，曾约罗振玉、柯劭忞同沉神武门御河自尽，以示抗议。后因其家人极力阻拦，严密看守而未果。
溥仪被驱逐出紫禁城后，办理清室善后委员会整理故宫文物，在坤宁宫检得王莽嘉量一件，上面的容量斛、斗、升、合、龠具与《汉书·律历志》所载相同。马衡告知王国维此事，并告知自己据此作刘歆铜斛尺，并欲推作《隋志》十五种尺。王国维对此虽感兴趣，但却致函友人蒋谷孙，说他“不忍往观”。
1924年，北京大学考古学会发表《保存大宫山古迹宣言》，批判清朝皇室出卖大宫山产业。王国维见此文后，极为生气，他致函马衡、沈兼士，为清皇室辩护，称清皇室财物是“私产”，且原民国订立的“优待条件载，民国人民待大清皇帝以外国君主之礼，今《宣言》中指斥御名至于再三，不审世界何国对外国君主用此礼也”。信后又附“再启者”，辞去北大通信导师一职：“弟近来身体孱弱，又心绪甚为恶劣，所有二兄前所属研究生至敝寓咨询一事，乞饬知停止。又研究所国学门导师名义，亦乞取消。又前胡君适之索取弟所作《书戴校水经注后》一篇，又容君常白钞去金石文跋尾若干篇，均拟登大学《国学季刊》，此数文弟尚拟修正，乞饬主者停止排印，至为感荷。”
周光午回忆，某日他到王国维家中拜访，王外出未归，他在王书房的案头看见一封王国维写给钱玄同的信，周记得，大意是因当时钱玄同曾写文章对溥仪大肆讥评，其中对溥仪不称呼宣统而直呼其名，故王国维对其“指斥御名，至再至三”，深致愤慨，责其不应有此态度。王在信中说，中华民智未开，如实行西洋近代民主政治，徒为野心家所利用，而召祸乱，故其主张君主立宪之制。
王国维认为一战后欧洲社会混乱、时局动荡，是西方人一味追求财富的结果，他在致罗振玉的信中说：“时局如此，乃西人数百年讲求富强之结果，恐我辈之言将验。若世界人民将来尚有孑遗，则非采用东方之道德及政治不可也。”
王国维在《论政学疏》中贬低西学，盛赞中国传统文化，他写道：“原西学之所以风靡一世者，以其国家之富强也。然自欧战以后，欧洲诸强国情见势绌，道德堕落……而中国此十年中，纪纲扫地，争夺频仍，财政穷蹙，国几不国者，其源亦半出于此……盖与民休息之术，莫尚于黄、老；而长治久安之道，莫备于周、孔。”
辫发
学生蒋君章回忆在仓圣明智学校的开学典礼上看见王国维时的情景：“他是短短的身体，嘴唇上蓄着八字胡须，瓜皮小帽，缀有红帽结，后面拖着一根长辫子，这是他的特别表记，十足的清廷遗老，最引起同学们的注意。”
王国维在日本时便已声名日隆，常有日本学者慕名来访。一次，日本学者青木正儿前来拜谒，一位中国女佣应声而出。青木说明来意后，只听对方向二楼大叫一声，接着，一个“垂着辫子、相貌丑陋的乡下人”出现在门口，他就是王国维。青木正儿对王国维的辫子实在感到震惊，他说：“曾经接触过西方新文明的先生，在壮年时还顽固地留了发辫，即便是我也不能不感觉到有一点滑稽。”
青木正儿与王国维聊天之时，正好有人来找王，王对青木说声失陪便走出书斋，他的“辫子猪尾巴似的在腰带上摇来摇去”，“灰色长袍上系着带，打扮得就像蒙古人那样古式”。
李恩绩描写王国维：“一个不很高大的身材，面孔也瘦小，牙齿有点獠在外面。常穿着当时通行的及法布袍子，罗缎短袖马褂，后面拖了一条短辫子。冬天他戴上一个瓜皮帽子，或者穿上羊皮袍子。但他没有比羊皮更高贵的皮衣。他的衣式不很时式，也不很古板，但很整洁。他的近视眼镜是新式的。他也会抽香烟。总之他的物质生活，是很随随便便，决没有一点遗老或者名流的气味。看上去有点像旧式商店里的小伙计。”
徐中舒回忆王国维：“先生体质瘦弱，身着不合时宜之朴素衣服，面部苍黄，鼻架玳瑁眼镜，骤视之几若六七十许老人，态度冷静，动作从容，一望而知为修养深厚之大师也。……先生口操浙江音之普通话，声调虽低而清晰简明可辨。当先生每向黑板上指示殷墟文字时，其脑后所垂纤细之辫发，完全映于吾人视线之前，令人感不可磨灭之印象焉。”
周传儒记述王国维道：“不知底细的人，但看衣饰相貌，很可能错误判断把他当作乡下佬。头戴红顶瓜皮帽，背后拖着不长不大的小辫，青马褂，蓝长衫、布裤，扎着腿头，布鞋布袜，面黄肌瘦，行动迟缓，说话满口宁波腔。”
吴其昌回忆王国维：“中年以后的先生，肤色黧黑，颌上留两撇八字胡须，秃顶，脑后拖着一条小辫发，说话时露出长长的两个门牙，其余的牙齿脱掉很多，经常穿一件长袍，外面套上马褂。……我没有入清华以前，在上海哈同花园第一次见到先生，过后有人问起我印象如何，我譬喻他如一古鼎。”
王国维的辫子成为清华园一道独特的风景，清华从师生到校工都知道王先生的辫子。采菊轩主人记载：“余每访先生于清华园，校仆必肃然低语曰，彼留辫之先生，是此校第一学者也。敬导而入。”
一次，日本学者桥川时雄到清华园拜访王国维，留着辫子的门房问桥川找谁，桥川告之后，门房立刻很恭敬地对他说：“你真了不起！”桥川很是奇怪，问为什么，门房答：“拜访那位留辫子的先生的人，都很了不起！”
王国维之女王东明回忆，在清华时，“每天早晨漱洗完毕，母亲就替他梳头，有次母亲事情忙了，或有什么事烦心，就嘀咕他说，人家的辫子全都剪了，你留着做什么？他的回答，既然留了，又何必剪呢？”
王国维的亲友学生都劝他剪辫，但他却始终不肯。一次，日本京都大学的小川琢治前来拜访，他没有到小川的住处回访，告诉小川不出门的理由是因为辫子，小川当即劝他剪去这“障碍物”。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以后便拟简出，恐遭意外之侮辱也。前小川博士见访未能往答，因告以不出之由，彼言此甚不便，何不出此障碍物？殊可笑也。”
殷南认为，王国维的辫子是形式的，他的精神上没有辫子。如他说：“大王之立王季也，文王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也，周公之继武王而摄政王也，自殷制言之皆正也。”殷南和王国维曾谈及多尔衮娶顺治之母之事，王国维表示首肯，如果是清朝的遗老，因礼教的关系一定替他们讳言。所以，殷据此认为王国维并非卫道的遗老。
对话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胡適对王国维这位传统文化的代表人物殊为佩服。1917年，胡適从美国留学归国，他在《归国杂感》中写道：近几年的学术界，“文学书内，只有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是很好的”。
1922年4月15日，胡適在日记中写道：“读王国维先生译的法国伯希和一文，为他加上标点。此文甚好。”8月28日，他再一次在日记中写道：“现今的中国学术界真凋敝零落极了。旧式学者只剩王国维、罗振玉、叶德辉、章炳麟四人；其次则半新半旧的过渡学者，也只有梁启超和我们几个人。内中章炳麟是在学术上已半僵化了，罗与叶没有条理系统，只有王国维最有希望。”
而王国维并不因为胡適是新文化运动的代表就对胡表示排斥，1922年，他在致顾颉刚信中说道：“顷阅胡君适之《水浒》、《红楼》二卷，犁然有当于心，其提倡白话诗文，则所未敢赞同也。”他也曾对日本学者桥川时雄说，胡適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物。
顾颉刚将王国维对胡適之评语告知胡適，胡適便去拜访王国维。胡適在1923年12月16日的日记中记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