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访王静安先生（国维），谈了一点多钟。他说戴东原之哲学，他的弟子都不懂得，几乎及身而绝。此言是也。戴氏弟子如段玉裁可谓佼佼者了。然而他在《年谱》里恭维戴氏的古文和八股，而不及他的哲学，何其陋也！
静安先生问我，小说《薛家将》写薛丁山弑父，樊梨花弑父，有没有特别意义？我竟不曾想过这个问题。希腊古代悲剧中常有这一类的事。
他又说，西洋人太提倡欲望，过了一定限期，必至破坏毁灭。我对此事却不悲观。即使悲观，我们在今日势不能跟西洋人向这条路上走去。他也以为然。我以为西洋今日之大患不在欲望的发展，而在理智的进步不曾赶上物质文明的进步。
他举美国一家公司制一影片，费钱六百万元，用地千余亩，说这种办法是不能持久的。我说，制一影片而费如许资本工夫，正如我们考据一个字而费几许精力，寻无数版本，同是一种作事必求完备尽善的精神，正未可厚非也。”
王国维所说的前两件事都是胡適不曾注意到的，所以他从王宅出来后，便到马幼渔处借得戴震后学焦循的《雕菰楼集》一部。当晚，他便开始着手研究戴震，作短文一篇，题为《述东原在思想史上的位置》，此后，又成了《戴东原的哲学》一书。
胡適拜访王国维的第二日，王出于礼节，到胡適府上回访。晚年胡適对助手胡颂平说，王国维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他少年时用德国叔本华的哲学来解释《红楼梦》，他后来的成就，完全是罗振玉给他训练成功的，当然也要靠他自己的天分和功力。又说：“他的人很丑，小辫子，样子真难看，但光读他的诗和词，以为他是个风流才子呢！”
1924年，清华学校欲改为大学，设国学研究院。校长曹云祥原准备请胡適担任筹建中的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胡適推辞不就，建议曹，国学院应采用宋、元书院的导师制，同时推荐了四位导师人选：梁启超、王国维、章太炎、赵元任。后因章太炎坚拒清华之聘，而由吴宓推荐留学归国的陈寅恪担任导师。
王国维时任逊帝溥仪的南书房行走，校长曹云祥亲往敦请，王国维婉辞。1925年，胡適代清华前去请王国维出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王仍婉拒。胡適便找到溥仪的英文老师庄士敦，托庄请溥仪出面帮忙劝说。溥仪便命师傅们代写了一道诏书，令王国维到清华任教。王国维不好再推辞，答应下来。
王国维决定亲自到清华去看一看。胡適知道后，当即用自己的车子接上王国维，陪同他到清华园考察了一番后，再将王国维送回。王国维看后表示满意。
此后，清华国学院主任吴宓带着聘书去王国维家中敦请。《吴宓日记》记载：“宓持清华曹云祥校长聘书，恭谒王国维（静安）先生，在厅堂向上行三鞠躬礼。王先生事后语人，彼以为来者必系西服革履，握手对坐之少年。至是乃知不同，乃决就聘。”王国维到职后，对吴宓说：“我本不愿意到清华任教，但见你执礼甚恭，大受感动，所以才受聘。”
王国维自沉昆明湖后，陈寅恪在《王观堂先生挽词》中提到了胡適协助清华聘请王之事，陈诗云：“鲁连黄鹞绩溪胡，独为神州惜大儒”（胡適为安徽绩溪人）。而陈寅恪此后一直对胡適敬重有加，大概原因也有胡適敬重他所敬重的王国维先生，并力促王国维成为清华国学院导师。
讲学
早在1906年，王国维就将美育列为教育宗旨之一，他主张：“教育之事亦分为三部：智育、德育（即意志）、美育（即情育）是也。”
王国维在犹太富商哈同夫妇创办的仓圣明智大学任教时，向该校校长姬觉弥提出的就聘条件为：将上课时间安排在上午，并备车迎送。但时髦的学生们对于这位拖着小辫子的先生，并不大欢迎。王国维不会高谈阔论，做不出什么噱头来，再加上学生们的国学功底浅薄，对王亦不了解，所以对他就更引不起兴趣了。
蒋君章回忆王国维讲课：“我曾在窗前静听他的讲学，但见他嘴唇上下翕动，声音细小，咫尺之间也听不清楚，这也许我当时程度太低，听不懂他的话的关系吧。”
清华国学院学生戴家祥回忆说：“清华国学研究院的教学大纲是王国维先生起草的，采取了中国书院和英国牛津大学两者相结合的办法教学。教授有赵元任、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李济是青年讲师。他们教学也各有特点，和王国维在一起，他不讲，只听学生讲，讲到他满意的地方，他就点点头说’还可以‘；和梁启超在一起，只听他讲，不给学生讲话的机会；和陈寅恪在一起，他讲一半学生讲一半。”
王国维不会说国语，一直是一口海宁土话。刚到清华时，王国维用海宁土话讲课，学生们不知所云。吴其昌回忆：“先生满口海宁土白，当年同学诸君中，能完全把先生的话听懂的，只有我一人。这因为我也是海宁人。”
一次课后，谢国桢问吴其昌：“王先生讲课常说’呒啥‘，这’呒啥‘是什么意思？”吴其昌答：“没什么。”谢又问：“’呒啥‘怎么讲？”吴其昌仍答：“没什么。”最后谢急了：“我问的是’呒啥‘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吴其昌笑了：“’呒啥‘就是’没什么‘。”
周传儒回忆，王国维上课从不迟到早退，风雨无阻。讲课时“不说废话，以说明题旨为度。他人已说过的东西，从来不抄袭，不掠美，不诋毁，说话负责，做事负责”。学生们住的地方，他从来不去，去就是为了上课，上完就走。学生去请益，他有问必答，遇有不知道的事情，他就说“弗晓得格”（不知道），没有一次掩饰。
王国维讲话不利落，还有些口吃。毕树棠回忆，一次，北京历史学会请他去演讲，听的人都几乎睡着。因为他讲的题材太专业，干枯，加上他口才又笨，听者提不起劲儿，又不能干瞪着眼，只好睡觉了。
在清华就读时，徐中舒常去向王国维请益。徐回忆，王国维“谈话雅尚质朴，毫无华饰”，他话极少，“非有所问，不轻发言。有时或至默坐相对，爇卷烟以自遣，片刻可尽数支；有时或欲有所发挥，亦仅略举大意，数言而止；遇有疑难问题不能解者，先生即称不知，故先生谈话，除与学术有关者外，可记者绝少也。”
王国维性情僻冷，但一谈到学术问题时就显示出热情的一面。1926年12月3日，王国维五十岁生日，学生们纷纷来家中向他祝寿。7日后，他在清华工字厅设宴答谢学生们。席间，他向学生们展示他所藏历代石经拓本。学生们竞相发问，他辩答如流，欣悦异常。
课堂上，王国维从不要求学生死记硬背，学生有疑问，他必回答，不厌其烦。王的学生徐中舒回忆：连续发问一个星期，王先生可以连续讲一个星期，分析得很透彻。
王国维上课不大抬头看学生，但他讲课非常细腻、细致。王国维在清华讲《说文》，用的材料许多是甲骨金文，用三体石经和隶书做比较。王国维要解决一个问题，先要把有关这问题的所有材料找齐全，才下第一步结论，把结论再和有关问题相对照，阅看再三，然后才对此问题下结论。
卫聚贤在研究和写作中，早先总是作翻案文章，罗列各家学说，进行排比，予以逐条辩驳，然后再说出自己的主张。到清华研究院学习后，王国维对他说：“你只管说你自己的，何必去管别人的？”卫回答说：“不把别人的学说驳倒，我自己的就站不起来。”王说：“只要你自己的说对了，相比之下，别人不驳自倒。”卫遂遵循这一教诲，在其后的著作中，就很少去辩驳他人，只是将自己的意见写出，也不轻率地作批评别人的文章，只是你说你的，我说我的，听不听，信不信由你，别人自会鉴别，历史自会做出结论。
治学
王国维自幼在父亲王乃誉的指导下习读四书五经，他聪颖好学，其弟王国华在《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写道：“时先兄才十一耳，诗文时艺，早洛洛成诵。”
王乃誉曾在日记中记载对王国维的培养计划：读经书、考秀才、中进士，经世致用，光宗耀祖。王国维天资聪颖，在父亲的教育下，十六岁考中了秀才后，便到杭州崇文书院就读，准备应考。
王国维自小便喜爱读书，他说，家中的藏书有五六箧，除不喜欢的《十三经注疏》外，均已读遍。他对八股文并不热衷，而喜研经史。到杭州后，见友人读《汉书》，王遂用自幼攒下的零用钱买了四史的前四册：《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他称此为“平生读书之始”。
1894年，王国维到杭州应乡试未中，与他同去应试的友人陈守谦回忆道：“君于学不沾沾于章句，尤不屑就时文绳墨，故癸巳大比，虽相偕入闱，不终场而归，以是知君之无意科名也。”三年后，王国维再试未中，此后遂绝迹科场。
中日甲午战争打响，新思潮也迅速地涌入。王乃誉不仅敏感地察觉到社会思潮的变化，而且也及时地将这种变化传达给儿子们。王国维之弟王国华回忆：“中日之战，变攻议起，先君以康梁疏论示先兄，先兄于是弃帖括而不为。”王乃誉在致族叔的信中也说：“大儿……性讷钝，好谈时务，嗜古籍而不喜于帖括……以期通达中西要务以自立。”
王国维早年专心学习外文，他精通英文、日文，能够阅读德文原版哲学著作，是最早研究康德、叔本华、尼采等西方哲学的中国人。他还将中西学说融会贯通，用西方哲学思想对《红楼梦》中的人物进行性格分析。他按照叔本华的哲学去解读《红楼梦》，认为《红楼梦》是彻头彻尾的悲剧。
王国维认为，《红楼梦》中的“玉”即欲，他认为《红楼梦》为解脱之书，他的《红楼梦评论》先用大篇幅谈人欲，然后将整部《红楼梦》看作是宝玉还玉（欲）过程：“所谓’玉‘者，不过生活之欲之代表而已矣。”“生活之相质何？’欲‘而已矣……此可知生活之欲之先人生而存在，而人生不过此欲之发现也。此可知吾人之堕落由吾人之所欲而意志自由之罪恶也。夫顽钝者既不幸而为此石矣，又幸而不见用，则何不游于广莫之野，无何有之乡，以自适其适，而必欲入此忧患劳苦之世界？不可谓非此石之大误也。由此一念之误，而遂造出十九年之历史与百二十回之事实……而解脱之道，存于出世，而不存于自杀。”研究者认为，按照王国维的理论，“宝玉”似乎当谐音“饱欲”，“黛玉”当谐“待欲”。
早年，王国维致力于哲学研究，但日后却转向文学研究。他在而立之年写的两篇自序中谈到转变的原因是由于“疲于哲学”，因为“哲学上之说，大部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余知真理，而今又爱其谬误”；而观世界近二十年的学问，建立新的理论体系的学者极少，希望自创一新哲学者，“非愚则狂也”，他不愿意只是做一个搜集、整理材料的二流学者。他说：“以余之力，加之于学问，以研究哲学史，或可操成功之券。然为哲学家，则不能，为哲学史，则又不喜，此亦疲于哲学之一原因也。”因为近年来填词，他的爱好慢慢偏向文学，他说：“近年嗜好之移于文学，亦有由焉，则填词之成功是也。”他分析道：“要之，余之性质欲为哲学家则感情苦多而知力苦寡，欲为诗人则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诗歌乎？哲学乎？他日以何者终吾身所不敢知，抑在二者之间乎？”日后，他的《人间词话》、《中国戏曲史》正是诗歌与哲学二者之间的学问。
《人间词话》是王国维文学批评的著述中影响最为深远的一部，他在本书中运用西方美学理论，对中国旧文学作出评论，但同时又摆脱了西方理论束缚，以自己的思想见解，尝试将某些西方美学理论中的重要概念融入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学批评之中。
《人间词话》中最广为人知的三个境界理论：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此等语皆非大词人不能道。然遽以此意解释诸词，恐为晏、欧诸公所不许也。
王国维又致力于美学研究，他在《去毒篇》中谈到自己为何致力于美学：“古人之疾饮酒、田猎，今人之疾鸦片、赌博。西人之疾在酒，中人之疾鸦片。……前者强国的疾病，后者亡国的疾病也。前者欲望的疾病，后者空虚的疾病也。”他认为，“自国家之方面言之，必其政治之不修也，教育之不溥及也。自国民之方面言之，必其苦痛及空虚之感深于他国民，而除鸦片外别无所以慰藉之术也。此二者中，后者尤其最要之原因。”“此空虚之感，尤人生所难堪，人所以图种种遣日之方法者无非欲接此感而已。”那解决之道何在？“则宗教与美术二者是，前者适于下流社会，后者适于上等社会，前者所以鼓国民之希望，后者所以供国民之慰藉，兹二者尤我国今日所最缺乏，亦其所最需要者也。”
王国维试着用学术揭示人生的目的与意义，将传统的学术研究与科学的考据方法结合起来。他提出的“学无新旧”、“二重证据法”、“中西化合”等学术研究方法，对构建中国现代的学术思想乃至推动民族文化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陈鸿祥称王国维“以学术为性命，而又以性命殉了学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