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诒让的《契文举例》一书早在1904年便写成，但一直没有刊行，直到1913年才被王国维发现。当时在上海的英籍犹太富商哈同，为投其夫人所好，搜购了很多甲骨文，并在哈同花园内兴办了一所仓圣明智大学。王国维为更好地研究甲骨文，便到该校任教。1917年，王国维以哈同花园大总管姬觉弥的名义，刊印了《戬寿堂所藏殷虚文字》一书，王在书中将罗振玉搜集的甲骨文资料拓印，并对每片的卜辞做了考释。
王国维通过考释甲骨文，印证了《史记·殷本纪》的记载，证明了司马迁是一个严肃的历史学家。王国维还根据甲骨文中的记载，将《史记·殷本纪》中记载的讹误一一加以订正。
王国维曾四读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他说自己还是不能弄懂，并说：“哲学的海洋深不可测。”
王国维论近世学人之弊有三：损益前言以申己说，一也；字句偶符者引为确据，而不顾篇章，不计全书之通，二也；务矜创获，坚持孤证，古训晦滞，蔑能剖析，三也。此三弊今人亦有。
王国维叹曰：“天才者，或数十年而一出，或数百年而一出，而又须济之以学问，帅之以德性，始能产生真正之大文学，此屈子、渊明、子美、子瞻等所以旷世而不一遇也。”
王国维说，“生百政治家，不如生一大文学家”，因为政治家只能谋求物质利益，文学家则可创造精神之利益，“夫精神之与物质二者孰重？物质上利益一时的也，精神上利益永久的也”。
司马迁20岁时，曾有过一次游历。王国维研究过司马迁的出游路线，发现司马迁游历的路线，与秦始皇南游东巡的路径，多有重合。
王国维说，人的精神每天是从朝气落到暮气，所以上午宜读经典考据书，午后宜读史传，晚间读诗词杂记等软性的东西。
在日常生活中，王国维处处严谨自持，不营生计，不图享受，潜心研究学问。他虽盛名满天下，却心无旁骛，专心向学，甘于清贫。1925年，他受清华之聘到国学研究院任导师，清华本希望他出任国学院院长，但王国维坚辞不就，因为他认为出任院长后必须“总理院中大小事宜”，要为行政事务分心，使他不能专心治学。故此后国学院院长由吴宓以办公室主任的名义兼理。
徐森玉对许姬传说：“王静安写书的方法有三个字：’博‘、’专‘、’细‘。一天，我去他家，静安正在写《宋元戏曲史》。桌上、书架上摆的都是有关这部书的资料，其中还有一部分是从日本收来的善本。我们聊天时，他总把话头引到这部书上来，听取我的意见。这时，另一位朋友来看他，他还是用此法谈话。有时候提出问题和我们研究。如有相反的意见，展开辩论，最后得出的结论，他都记在笔记里。
隔了一个时期，再到他家，问起《宋元戏曲史》的情况，静安说：’已看过校样，静等看最后的清样。‘这时，他的书房里，桌上、架上、凳子上有关哪本书的资料，全都收起，另换下一本书的资料，谈话的题目也变了。”
一次，清华开茶话会，王国维为学生们朗诵辛弃疾的《摸鱼儿》、《贺新郎》助兴。这两首词脍炙人口，但王仓促诵之，皆有遗脱。徐中舒说：“以此知先生不善强记，其谨严精深之学，殆皆由专一与勤苦得来。”
端穆
王国维四岁丧母，父亲在他十一岁之前一直在外谋生，只能依赖姑祖母和伯祖母抚养，由年长他九岁的姐姐王蕴玉照应，故而童年颇为孤寂。其弟王国华对他年幼时的印象，就是“寡言笑”。
王国维之父王乃誉出身贫寒，靠自学而诗、书、画皆通，然因自身际遇而未成大才。于是他将希望寄托于儿子身上，督导甚严。1882年10月17日，王乃誉在日记中记载时年仅五岁的王国维的学习情况道：“可恨静儿之不才，学既不进，不肯下问于人。而作事言谈，从不见如此畏缩拖沓。少年毫无英锐不羁，将来安望有成！……不患吾身之死，而患吾身之后子孙继起不如吾。……盖求才难，而欲子弟才过其父为尤难！”而甚至王国维十六岁中秀才，他也在日记中说，亲友“赞静儿不去口，余不以为然”。
王乃誉曾有《岁暮蕴零用册示儿辈》之诗，云：“粗衣淡饭苦难全，莫为奢华体而牵。试看几多炊爨绝，何如守我旧青毡。”父亲质朴的生活态度，也深深地影响了王国维。
少年王国维喜考据，日与朋辈高谈阔论，指斥前辈文章中的疑误，考查古书注释中的纰缪。父亲王乃誉对此颇不以为然，并且严厉地批评王国维：“名为高，实则懒；名为有学，不苟且，实则无作为耳！”
王国维有道德洁癖，他总是将文章与人格相联系。他说：“三代以下之诗人，无过于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若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之文章者，殆未之有也。”
王国维自陈：“余之性质，欲为哲学家则感情苦多而知为苦寡，欲为诗人则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哲学上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余知真理，而余又爱其谬误”。
对自己的词作，王国维颇为自负：“余之于词，虽所作尚不及百阕，然自南宋以后，除一二人外，尚未有能及余者，则平日之所自信也。”他曾对吴宓说：“自谓视梅村《圆圆曲》过之。”
王国维对柯劭忞（字凤荪）所著《新元史》一书不以为然，但却极力称赞他的旧体诗：“今世之诗，当推柯凤老为第一，应以其为宗。”
王国维经济一直不甚宽裕，故即使不喜，他在仓圣明智大学任教时，也时与姬觉弥往来酬酢。其长子王潜明刚到天津海关工作时，因海关循惯例每月扣款以备“储金养老”，而颇有牢骚，王国维开导道：“观此即见谋事之难，视汝辈如登天矣。海关储金养老办法，并非不善，此事汝可随多数人进退，不必自作主见。”王潜明与罗振玉之女罗孝纯结婚后，住在天津罗家，王国维几次叮嘱儿子要向罗家支付生活费。王潜明冬天只穿夹袄，不穿棉袄，罗家人劝告，但王潜明并不听从。罗振玉将此事告知王国维，王立即写信规劝儿子，并说：“汝意亦不差，然人家好意，亦须委曲之。”
在哈同花园时，姬觉弥每每要和王国维探讨一个字的字义时，王国维但笑不语，或借机走开。李恩绩认为王是“感到和这位’小学大师‘学问的途径有点不同，所以不肯多所非难，引起无聊的误会”。
有人请王国维鉴定一件古铜器，他认为是假的，便说“靠不住的”，来人再请他仔细看看，说这件古器色泽如何古雅，清绿得如何莹彻，文字如何精致，什么书上有类似的著录，并将这些提供给他做参考，请无论如何再仔细看一下。他看了后，依然只是说：“靠不住的。”既不附和，也不驳难。
日本人本田成之读谭献的著作，问王国维对谭的看法，王说：“他是个疯子，不过遣词巧妙。”接着本田又问如何给词断句，《万氏词律》如何，王说：“那种东西不行。”本田再问什么是好的，王国维说：“对中国人来说，这类规则性的东西没有也罢。”
青木正儿对王国维说，自己打算研究明以后的戏曲，因为元代以前的已经有王国维的大作了。王国维听罢，谦称：“我的著作没什么意思。”接着又生硬地说：“可是明以后的戏曲没有味道。元曲是活的，明以后的戏曲，死去了。”
一次，一位日本人去拜访王国维，说他想研究中国的中古史，王国维听罢极不高兴，一声不吭。后来桥川时雄问他为什么，他说根本不知道那人所说的中国中古史是什么玩意儿。
王国维自吸香烟而不知敬客。罗振玉的弟弟罗振常觉得他极为傲慢，于是每次王国维来访，他必倒茶、拿烟，但王似无所感。罗振常之女罗守巽说：“意观堂并非惜一支烟，实疏于酬应，其诗有’强颜入世苦支离‘之句。”
辛亥革命后，王国维转向研究经学，聊天的时候，狩野直喜与他谈及西洋哲学，王国维便苦笑着说他不懂，避而不谈。他晚年亦闭口不提自己会外文。
一次，王国维送给铃木虎雄一本《寐叟乙稿》，铃木回去翻看，觉得文辞不算难懂，但诗中交游诸家的称呼都是别号，铃木便告诉王国维，王国维恳切细致地一一为他加注原名。
王国维不善书，没有所请，他一概拒绝。一次，有人请王国维为一位福寿双全的老太太题像赞，他当面拒绝说：“这是应酬，我没工夫。”还有一次，他的近邻想请他写一幅小屏，怕被拒绝，故先找到王夫人，王夫人说：“你把格子打好，交给我，我逼他写就是。”王国维这才同意了。
蔡元培几次找人请王国维到北京任教，但王国维忠于清廷，认为不能为民国做事，五次拒绝。蔡元培只好想了个变通的办法，让他做通信导师，虽为北大学生讲课，但名义上并不是北大的教师。王国维指导半年后，蔡派张嘉甫送去200元工资，王国维拒不接受，去函道：“窃以导师本无常职，弟又在千里之外，丝毫不能有所贡献，无事而食，深所不安；况大学又在邸屋之际，任字诸公尚不能无所空匮，弟以何劳敢贪此赐，故已将脩金托交张君带还，伏祈代缴，并请以鄙意达当事诸公，实为至幸。”最后由北大研究生国学门主任沈兼士出主意，说北大正筹办《国学季刊》，需要王国维指导之处甚多，这二百元不是束脩，而是邮资，王国维这才收下这笔款项。
北大曾邀请王国维到校参观，为显示对王的尊重，北大预先布置好师生们开欢迎会，王国维一口回绝，他说欢迎者中有各式人等，免不了有与其道不相同话不投机者，他不能接受这些人的欢迎。蔡元培听罢一笑了之，随即把欢迎仪式改成茶话会，只是邀请与王有共同研究兴趣的教授们参加。
王国维性情僻冷，埋头治学，常长久枯坐，默然无言。平日里，除了清华的几位同事如陈寅恪、吴宓及学生们，旁人概不接触。他曾填《浣溪沙》词一首：“掩卷平生有百端，饱更忧患转冥顽，偶听啼鴂怨春残。坐觉无何消白日，更缘随例弄铅丹。闲愁无分况清欢。”
王国维曾坦然对学生们说自己愚暗，对于《尚书》大约有十分之五还读不懂，对于《诗经》也有十分之一二读不懂。学生听罢大为震动。
一次，北大的学生皖峰、何子星等人前往王国维处问学。对于金石学、小学、学术史、文学史的问题，王国维均一一解答，何子君提到李邕书叶国重碑，据所见本：一为“江夏李邕撰书”，一为“括州李邕文并书”，不知孰真孰伪？王国维沉思片刻，答：“不甚清楚。”皖峰说：“即此可见先生研学态度的忠实。”
王东明在《先父王公国维自沉前后》中回忆父亲：“先父生性内向耿介，待人诚信不贰，甚至被人利用，亦不置疑。在他眼中，似乎没有坏人。因此对朋友，对初入仕途所侍奉的长官和元首，一经投入，终生不渝。他不是政治家，更非政客。他所效忠的只是他心中的偶像。”
一次，清华教职员在工字厅聚餐，毕树棠当时正夹起一块海参往嘴里送，忽然听邻座某君喊道：“看！王国维！”他筷中所夹海参顿时滑落在地，随之看到校长曹云祥对面坐着一位清瘦而微须的四十多岁的老头儿，红顶小帽，青马褂，身后垂着小辫子和玄色扎腰，谦恭而谨静地坐在那里。满室的人都在喧闹笑谈，似乎唯有他是安静沉默的，除偶尔动一动筷子，他什么都不甚理会。曹的态度倒很周到，话很多，每一句话都必问到老先生。但王只是微笑，点头，没有太多回答。饭后，照例有余兴，但早已不见了王国维的身影。
毕树棠回忆王国维：“他的态度老是那么沉静而枯独，却又含着和蔼，每当夕阳衔山的时候，常见他在西院大路上散步，相遇必点头微笑，缓缓而去，总是那么淡淡的，而和他朋友见面时，又往往好问时事，却又不大看报纸，似乎是模模糊糊的，教人瞧不透。”
毕树棠回忆说，他没有见过王国维大笑，只记得一次他曾经笑过，那是在一家的晚饭席上，王国维亦在座，还是老样子，只是呆坐，没话，只吃菜，不喝酒。席间毕树棠与他人的一番对话，竟然逗的王国维笑出声来。
王国维每天在书房看书、著述，对于家务，不闻不问，他身上从不带钱，每月的薪水由家人到学校为其代领，领回后也由夫人负责用度。他埋头读书，家里人也不去打搅他，大家各安其事。
一次姜亮夫填了一首词，想请王国维指正。他晚上七点半到王家，王国维看过后说：“你过去想做诗人，你这个人理性东西多，感情少，词是复杂情感的产物，这首词还可以。”王国维便帮他修改，一改改了近两个小时。在他改词之时，姜顺手翻看两本书，其中一本是德文版的《资本论》，姜见书中用好几种颜色的笔打了记号。王国维对他解释说：“此书是十多年前读德国人作品时读的。”姜亮夫立时感到先生不仅学问广博，思想也非常超前。晚上九点多，姜亮夫告辞，王国维要家人点着灯笼跟他一起送姜，一直送到清华大礼堂后面的流水桥，等姜过桥后他才回去，他对姜说：“你的眼睛太坏，过了桥，路便好走了。”闻此语，姜几乎落泪，此后一生难忘。
王东明回忆道：“父亲的一生中，可能没有娱乐这两个字，那时收音机尚不普遍，北京虽有广播，顶多有一个小盒子样的矿石收音机，戴耳机听听，就算不错了。举凡现代的音响视听之娱，非当时梦想所能及。他对中国戏曲曾有过很深的研究，却从来没有见他去看过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