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吴宓到法国拜访汉学家权威伯希和，伯氏初对吴宓颇冷谈，当吴宓谈起王国维和陈寅恪，又说起自己是《学衡》的主编时，才对吴宓“改容为礼”。
从留学时代起，傅斯年便推崇陈寅恪。1923年，毛子水在柏林甫一见傅斯年，傅便告诉他：“在柏林有两位中国留学生是我国最有希望的读书种子：一是陈寅恪，一是俞大维。”抗战期间，傅斯年到昆明后，住在陈寅恪楼下。当时陈寅恪右眼失明，左眼患疾，视力模糊，身体羸弱。每当日机轰炸昆明，空袭警报响起，众人纷纷跑向楼下，傅斯年却先冲上三楼，将陈寅恪搀扶下楼，一起躲进防空洞。
史语所成立后，该所的研究员们大都在北大、清华等高校兼课，以贴补家用。所长傅斯年怕兼课耽误研究工作，故规定凡史语所专职研究员不得在外兼课。陈寅恪当时仍住在清华园，并兼任清华中文、历史两系教授，对傅斯年的这条规定，陈寅恪表示拥护但不服从，赵元任对傅斯年的规定也置之不理。傅斯年对二人实在无可奈何，最后只好妥协。史语所研究员李方桂回忆说：“他（傅斯年）不得已，为了请到这两位杰出的人才，只好退让一步。说，好！只有你们两位可以在外兼课，别人都不许！为了顾及某些特殊人才的特殊情况，他也只好不坚持他的原则了。”
在西南联大，陈寅恪被刘文典誉为“国粹”。刘文典素日对自己的学问极为自负，寻常学者、教授从不放在眼里，但对陈寅恪却尊崇有加，公开宣称自己的学问不及陈先生之万一，并多次告诉学生们，他对陈先生的人格学问不是十分敬佩，而是“十二万分的敬佩”。刘曾经多次在课堂上竖起大拇指说：“这是陈先生！”然后，又翘起小拇指说：“这是刘某人！”他说：“陈先生连波斯文、突厥文都会，跟他比，我还差得远哩。”
一日，日机前来轰炸，空袭警报响起，西南联大的教授和学生们忙四下散开躲避。刘文典跑到半途，忽然想起他“十二万分”佩服的陈寅恪先生身体羸弱且目力衰竭，于是便带着几个学生折回来搀扶着陈往城外跑去。他强撑着不让学生扶他，大声叫嚷着：“保存国粹要紧！保存国粹要紧！”让学生们搀着陈先走。
每当听到有人说陈寅恪的不是时，刘文典一定要维护陈先生，破口大骂道：“没长眼睛的狗东西！陈先生是当之无愧的大学者，是‘教授中的教授’，闭着眼睛都能把你们撂倒，哪轮得到你们来教训他！”
冯友兰早年留学哈佛时，就对陈寅恪十分仰慕。在西南联大时，时任联大文学院院长的冯友兰已是声名远播的哲学家，但他对陈寅恪依旧尊敬。每次上“中国哲学史”课时，冯总是恭敬地跟着陈从教员休息室里出来，一边走一边听陈讲话，直至教室门口，才打个大躬，然后分开。
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后，本打算前往英国治疗眼疾并讲学的陈寅恪羁困香港，生活日益困难。一日，陈垣长子、史学家陈乐素带着一个孩子，背着一个布袋出现在陈家门前，布袋中装的全是米。陈乐素得悉陈家生活困难后，不惜冒着生命危险，扮成回乡的难民，绕路将米送到陈家。
岭南大学教授冼玉清听说陈寅恪被困香港后，托人送给陈四十元“军票”，陈婉拒。新中国成立前夕，陈寅恪到广州后，冼玉清一直照顾陈寅恪和其家人，陈家的大事小事，冼都极为关心，甚至连陈寅恪女儿的婚事，冼玉清都负责张罗。1956年春节，为表示对冼玉清的感谢，陈夫人唐筼曾手书陈寅恪撰的春联相赠：“春风桃李红争放，仙馆琅玕碧换新。”
1944年，陈寅恪双目失明后，住进成都存仁医院治疗，不久，唐筼因心脏病复发卧床。燕京大学的学生们自动组成看护队，女生值白班，男生值夜班，轮班照料老师，白天为陈寅恪读报纸、小说，晚上陪陈闲谈。陈寅恪很是感动，对前来探望的校长梅贻宝（梅贻琦之弟）说：“未料你们教会学校，倒还师道犹存。”晚年，梅贻宝说：“能请动陈公来成都燕京大学，是一杰作，而能得陈公这样一语评鉴，更是我从事教育五十年的最高奖饰。”
季羡林得知陈寅恪从英国治疗眼疾回国的消息后，立即前去清华园拜见。当时从北京城到清华园颇费周折，宛如一次短途旅行。沿途几十里路全是农田，秋天青纱帐起，还有绿林人士拦路抢劫。但是季羡林丝毫不以为意。季羡林知道陈寅恪最喜欢天主教外国神父亲手酿造的栅栏红葡萄酒，就到神父们的静修院的地下室中去买了几次栅栏红葡萄酒，长途跋涉送到陈先生手中，心里颇觉安慰。
陈寅恪晚年助手黄萱是印尼华侨首富黄奕住之女、周寿恺教授的夫人。自1952年开始，黄萱在陈寅恪身边工作了十四年，直到“****”爆发后被迫离开。陈寅恪晚年的著述《论再生缘》、《元白诗笺证稿》和《柳如是别传》等都由黄萱记录、整理。其间，因周寿恺工作调动，黄萱一度欲辞职。陈寅恪说：“你的工作干得不错，你去了，我要再找一个适当的助教也不容易，那我就不能再工作了。”黄萱心有不忍，又留了下来。
蒋天枢为陈寅恪早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学生，新中国成立后，二人十余年仅晤面两次，但陈寅恪以身后著作相托。而蒋天枢没有辜负先生所托，从1973年开始便悄悄整理先生遗著，历经数年，将先生的遗著整理出版。
蒋天枢到广州看望陈寅恪时，每天与老师晤谈。有一天，蒋天枢去时，陈夫人唐筼不在家中，陈寅恪忘记请其坐下，年近花甲的蒋就几个小时侍立在旁，而陈寅恪目盲，始终不知。
1958年，蒋天枢在其《履历表》“主要社会关系”一栏中写道：“陈寅恪，六十九岁，师生关系，无党派。生平最敬重之师长，常通信问业。此外，无重大社会关系，朋友很少，多久不通信。”
1981年，由蒋天枢编辑校订的300余万言的《陈寅恪文集》出版，同时，由他编撰的《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也出版。出版社给他3000元稿费，他分文不取，说道：“学生给老师整理遗稿，怎么可以拿钱呢。”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专门派人到广州看望陈寅恪。陈的腿摔断后，周曾亲自过问医院的治疗方案。陈寅恪之父陈三立的墓在杭州西湖边，后因扩路而要被迫搬迁，陈寅恪致函周总理，希望得到帮助。周让办公室通知杭州方面，不要移动陈三立的墓。后来杭州将路线做了少许改动，陈三立的墓才免于搬迁。“****”爆发后，******特地对从广州中山大学进京串联的造反派们说，“陈寅恪教授还是善于古为今用的”，意在对陈给予保护。
1949年，******访问苏联时，斯大林突然问起陈寅恪的行踪，原来斯大林所著的《中国革命问题》援引了陈寅恪著作中的很多材料。******嘱咐随行人员记下，回国后查找，后来得知陈寅恪在广州中山大学，便嘱咐广东当局要好好优待。
陈寅恪曾当选学部委员。对于陈的当选，张稼夫回忆说：“在这个工作中，矛盾最尖锐的是研究隋唐五代史的历史学家陈寅恪，他是这个学科的权威人士，不选进学部委员会不行，他下边一班人也会有意见。若选他进学部委员会，他却又一再申明他不信仰马克思主义。我们只好请示毛主席，毛主席批示：‘要选上。’这样，陈寅恪就进了哲学社会科学的学部委员会”。
胡乔木曾在清华大学历史系就读，听过陈寅恪的课。1962年，胡到广州拜访陈寅恪。他由陶铸陪同，以学生见老师的心态走到陈寅恪的跟前。陈频频发问，胡尽量委婉地解释。谈到国家近年经济形势时，陈寅恪问：“为何出现那么多的失误？”胡笑答：“就好比在一个客厅里将沙发、台椅不断地搬来搬去，目的是想找一个好的位置，所以就免不了产生搬来搬去的失误，就好比是经历一场地震一样。”当谈起自己的著作迟迟不能出版时，陈寅恪说：“盖棺有期，出版无日”。胡忙答道：“出版有期，盖棺尚远。”
广东********陶铸对陈寅恪极为关心，因陈目盲腿残，特专派三名护士照顾他的生活。由于陈残存的视力只能微弱地辨别白色，便为他在院子里特意修一条白色甬道，确保他在散步时不会因看不见脚下的路而跌倒。50年代末，陶铸关照中山大学为定位“中右”的陈寅恪摘帽。为了陈寅恪能欣赏戏曲，陶铸曾指示中山大学为陈配备一台好收音机，当时学校未予照办，陶铸生气地说：“学校不送我送”。随即给陈送去牡丹牌电唱机一台，唱片三十二张。
很多人无法理解陈寅恪何以享受如此待遇，彼时在中大流行的说法是：我们都没有饭吃，为什么要这样优待他。1963年7月中大党委副书记马肖云向陶铸汇报学校工作时，反映了“群情”，认为对陈寅恪的照顾太过分，三个半护士的照顾太特殊。陶铸大怒道：“你若像陈寅恪老这个样子，眼睛看不见，腿又断了，又在著书立说，又有这样的水平，亦一定给你三个护士。”
陶铸被打倒后，造反派曾统计出1966年6月到12月间，远在北京的陶铸先后三十八次用电话对广东省委做“遥控指示”，其中数次指示：“对陈寅恪的待遇要保持原状不变。”红卫兵质问陶铸为何庇护陈寅恪，陶答：“你们如果有陈寅恪的水平，我也那样对待你们。”
在中山大学时，陈寅恪早年清华国学院的学生、已过知天命之年的刘节时任中大历史系主任，每年春节照例去老师家中叩头行礼。“****”开始后，造反派要将已经目盲腿残的陈寅恪抬去批斗，刘节拦住他们说：“我是他的学生，他身上有的毒，我身上都有，斗我就行了！千万别斗他！”刘节于是自愿代陈寅恪受批斗。红卫兵问刘有何感想，刘答：“能替恩师受批斗，是我一生的光荣。”
“****”中，众人皆批陈寅恪，但季羡林始终不忍违心批斗老师，他晚年回忆：“我不愿意厚着面皮，充当事后的诸葛亮，我当时的认识也是十分模糊的。但是，我毕竟没有行动。现在时过境迁，在四十年之后，想到我没有出卖我的良心，差堪自慰，能够对得起老师在天之灵了。”
陈寅恪去世的消息传到台湾后，中央研究院立即举办了一场纪念会，俞大维（陈寅恪表弟、同学兼妹夫）发言时，声泪俱下。回家后，他口述发言内容，由其学生周乃菱记录在台湾大学绿格子的稿纸上，前后修改了不下二十次。每次只要变动一两个字就要重新誊写一遍，几周下来，《怀念陈寅恪先生》一文周乃菱几乎可以背得出来。
如今，陈寅恪故乡江西省修水县建有一座“五杰广场”，以纪念义宁陈氏“一门五杰”：陈宝箴、陈三立、陈衡恪、陈寅恪、陈封怀。
游学
1902年春，十三岁的陈寅恪便随长兄陈衡恪东渡日本，自费留学，这是陈寅恪第一次坐上轮船，见到苍茫的大海。从此，陈寅恪开始了陆续长达16年的海外游学生涯。
到日本后，陈寅恪进入东京弘文学院就读，与鲁迅成为同学。1904夏，暑假期间的陈寅恪回到国内，与五哥陈隆恪一起考取了官费留日生，并于秋天再度赴日留学。
在日本，陈寅恪亲睹了当时日本人对中国人的欺辱，心中颇为愤慨。他学习异常刻苦，除完成学校规定课程外，还注意浏览东洋文化科学知识。由于伙食甚差，每天带的便当仅有咸萝卜佐餐，少见新鲜菜蔬及豆类、肉类，偶尔有鱼，又腥又生，很难下咽，而陈此时正值生长发育年龄，故而营养不足，次年患上脚气病，医生建议易地疗养。于是，1906年春，陈寅恪回到国内，母亲不忍他再赴日本，陈遂插班考入上海复旦公学，学习英、德、法等多种语言，于1909年毕业。毕业后，在亲友的资助下，又自费赴德国柏林大学就读。
1911年秋，陈寅恪转入瑞士苏黎世大学就读，因学费筹措困难，于次年短期回国，在家中自修文史。1913年春，陈寅恪经西伯利亚再赴欧洲游学，进入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社会经济部就读。次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陈寅恪陷入经济困境。此时正好江西省教育司副司长符九铭以江西省留学官费为条件（注：此时的江西省教育司司长为陈冲恪，学界有人考证陈冲恪实为陈三立长子、陈寅恪长兄），请陈寅恪到南昌总览留德学生考卷，陈欣然同意，回到国内，为江西教育司阅卷三年。
1918年12月，陈寅恪获得江西省留学官费资助，再次东渡太平洋。他原本想重返德国柏林大学，但由于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还未结束，而在哈佛大学留学的表弟俞大维建议陈先到美国，于是，陈寅恪进入哈佛大学学习梵文与印度哲学，师从东方史学大师兰曼教授。
陈寅恪的侄子陈封雄回忆说：“寅恪叔学习外国文字的惊人能力并不是由于他有异于常人的头脑，而是凭他坚忍不拔的求知毅力。例如，1919年他在哈佛大学时开始学习梵文，他的表弟俞大维同时也选修这门课，但是学了半年便畏难而退了（这是俞大维亲口对我说的），先叔却一直继续学了二十多年，当他在清华大学任教时，仍经常到东交民巷向精通梵文的德国教授钢和泰求教。我幼时见过他在书房内朗诵梵文经典拓片。使我亲聆了‘梵音’，并问他在念什么咒语，引起他大笑。”
初到哈佛，陈寅恪就主张多购书籍。1919年8月18日《吴宓日记》载：“哈佛中国学生，读书最多者，当推陈君寅恪及其表弟俞君大维，两君读书多，而购书亦多。到此不及半载，而新购之书籍，已充橱盈笥，得数百卷。陈君及梅（光迪）君，皆屡劝宓购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