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邻居”。1985年，一场里氏8.1级的毁灭性地震袭击了超级大都市墨西哥城，800幢建筑坍塌，1万余人丧生，5万余人受伤，25万人无家可归。在震后重建的过程中，一个自称“超级邻居”的蒙面人出现在墨西哥城。他身穿佐罗式的斗篷，头戴红黄两色的摔跤手面具，组织贫民窟社区的民众自救，为浩劫后的无家可归者代言，出面抗议政府救灾政策的不公。并自此成了墨西哥城深孚众望的民间政治家，活跃在众多的社会场域之中。相当有趣的是，1994年8月，萨帕塔人在拉坎顿丛林中召开民族民主大会之时，“超级邻居”也出席了大会，并且在会上将作为他身份标志的红黄两色的摔跤面具作为礼物赠送给马科斯。一如墨裔美国学者伊兰·斯塔文斯所言：
“早在前哥伦比亚时期，墨西哥人便迷恋面具。一道自我与世界之间的墙，它如同一张盾牌和一处隐蔽所。在墨西哥，面具无所不在。”“在那些大众文化英雄、所有那些穷苦人的辩护人中，蒙面的战士以其无言的面孔呈现着无数面孔。”41
然而，我在这里所要强调的是，从时光的这一端回望过去，我们间或“自然”地将副司令马科斯、面具、蒙面军逻辑地联系在一起，似乎这一切出自一次预先完成的天才设计。但回溯光阴的彼端并再度顺流而下，我们会发现，包括面具在内，萨帕塔运动、作为其战略家的马科斯最为突出的特征，便是不断因势利导、见招拆招；或者，我更愿意颠倒马科斯对新自由主义政府的尖锐批判“愚蠢的即兴创作”，将萨帕塔人的战略称为“智慧的即兴创作”。这无疑是无选之选，是萨帕塔运动充满原创性的缘由；它因此成了千年之交，全球反抗力量的灵感来源，成了反全球化运动的“晴雨表和导火索”。尽管无疑有着极为丰富的拉丁美洲革命传统，但经历了20世纪末的“大失败”，大部分的模式清晰显露了其缺憾、匮乏与弊端，几世纪累积的、革命的思想与实践资源都遭到了自我玷污或胜利者的妖魔化。反叛者重新开始的地方并非一无所有的荒原，而是一片狼藉的废墟。而且这不可能是单纯的力的角逐——因为强弱对比是如此分明，冷战的终结，只是令强者更强，弱者愈弱。所以它必然是、也只能是智慧的较量。
马科斯在许多场合多次坦诚地告知，1994年元旦萨帕塔运动起义之时，不论是作为领导人还是参与者都非常清楚，这次行动全无胜算可言。那不是在对客观情势、力量对比做出了理性的、有利的考量之后的决定，而是在宣战、呼喊、在社会的目击下战死，和在遗忘、沉默中死去之间的选择。事实上，那一年，整个萨帕塔社区放弃了播种，整个组织：原住民秘密革命委员会、萨帕塔民族解放军司令部都准备了一、二梯队。在除夕之夜奔赴圣克利斯托瓦尔的队伍不是去开启一次战斗、征服、胜利之旅，而是自觉踏上了不归之路。死亡，但首先被看到、被倾听。因为已别无选择，只有武装起义，才能让整个遭受到文明灭绝的印第安原住民的苦境闯入主流社会的视野。但马科斯拒绝将其“翻译”为“自杀行动”。
“我们想活下去，但我们深知我们得做点什么让其他人能活着。为了让其他人能活下去，这是必冒的风险。也许我们会死在奋斗的过程之中，那是可能性极大的。但是，我们不是要执行一次自杀任务。我们准备去死，但我们不想死。”42似乎人类自然生命逻辑“向死而生”的反转：这是向生而死。或许这便是所谓拉丁美洲浪漫主义革命传统的一部：人们自觉把自己的生命接续在一长串死者之后，一长串为了正义和自由而死的先驱；而正是那些死者辉耀我们的生命。而在拉丁美洲的原住民文化中，生与死原本是生命的不同状态。以马科斯别具一格的说法，便是：“这多少像将我们的血投入股市，指望能增值。”起义的第一周中，马科斯曾回答美国记者说：如果说生死一线间，那么，自起义的那个黎明起，他便踏在那条线上。每一天、每一刻都可能是生命的终了。这令马科斯的生命力如灿烂的喷泉般地奔涌。
起义的第一天，并非所有人都带着面具。面具，显然并非有意为之的萨帕塔人的标志。大部分战士带着滑雪帽，那间或是为了尽可能不在第一时刻被指认，成为准确消灭的目标；也可能仅仅是为了对抗一月份恰帕斯的寒冷。当记者们就滑雪帽提问时，马科斯给出的，或是调侃式的回答：
“因为我们个个都是美男子，一旦我们摘下面具，墨西哥的男人们将无地自容。”43或是严肃的“说词”：指挥官头戴滑雪帽，是为了削弱其特权特征。在诸多的有关萨帕塔运动的报道和专论之中，我注意到了一个有趣的细节。起义的最初几周中，一次当马科斯为众多记者所包围时，其中一位高声喊道：“摘下面具来！只有罪犯才遮住他们的脸！”对此的回应是，马科斯伸手准备摘去滑雪帽。但与此同时，周围的记者和人群一片呐喊：“不..！”面具留在了那里44。而马科斯因此而创造了关于面具、关于无面之人、关于遮住面孔方获得注视、关于面具是一面镜等诸多萨帕塔运动最重要的修辞，由此打开了一处巨大的社会参与与实践的空间。
当伊兰·斯塔文斯指出，面具是“一道自我与世界之间的墙，它如同一张盾牌和一处掩体”之时，他仅仅说出面具之于萨帕塔运动的一半意义。凡墙必有门。当面具成了自我与世界间的一道墙，成了萨帕塔人与外部世界的一道墙之时，它同时是一扇门；凭借这扇门，蒙面的浪漫游侠骑士马科斯从一个拉丁美洲司空见惯的有机知识分子的自我中脱颖而出；经由这扇门，整个墨西哥社会得以进入并介入萨帕塔运动。同样，它是盾牌和掩体，也是长矛和聚光灯；它遮掩了面具背后的“真身”，同时照亮了反叛者的形象，并迫使人们去正视。
墙与门，入与出，正是萨帕塔人“智慧的即兴创作”的重心之一。事实上，起义伊始，已出现了萨帕塔人不曾预料的局面：既非全线扑来的政府军将区区数千起义者撕成碎片，亦非——马科斯所谓万分之一的可能——墨西哥各地揭竿而起响应起义；相反，与政府军同时，甚至更早，如潮水般涌来的是数万名志愿者、新闻记者与NGO组织。换言之，接踵登场的，是墨西哥的市民社会。然而，这显然并非萨帕塔运动预期借重的政治力量。似乎毋庸赘言，相对于国家而存在的市民社会，原本是现代社会权力结构的组成部分。而对马科斯说来，浓重而富丽的后现代色彩，仍难于完全掩住其历史唯物主义基底，他原本不可能将市民社会纳入其政治规划与考量；况且在任何情况下，市民社会始终是难于驾驭的无形力量。显然，玛雅原住民的起义、萨帕塔人迫使人们去正视的、原住民的苦难和灭绝，呼唤出了市民社会良知的力量。因为玛雅原住民、乃至整个美洲原住民并非是想当然的市民社会的内在组成部分。
这在500年间被杀戮、被掠夺、被奴役的人们，昔日美洲大陆的主人，是现代美洲“种姓制度”中的化外之民，他们根本不具有所谓市民/公民的资格与身份。因此，在萨帕塔运动12年的历史中，出演着举足轻重之角色的市民社会，事实上是马科斯智慧的即兴创作的重要空间与对象。如果说，市民社会在不期然间加入了萨帕塔人的斗争，那么此后则是马科斯在主动呼唤与形构着“她”的存在形式。萨帕塔人以倔强但吁请的姿态面对着墨西哥市民社会：“墨西哥，不要再没有我们”，“我们知道，我们并不孤独。我们知道，我们不会被出卖”。1995年2月萨帕塔人在政府军面前不发一枪、大步后撤的同时，著名的女指挥官安娜—玛丽娅向传媒送出了一卷录像带。录像带上，被传媒昵称为“小个儿中最小”的、身患癌症的女司令拉莫娜面对着镜头：“请不要抛弃我们..”45在其公开信中，马科斯将市民社会戏称为“夫人”，这固然是因为市民社会在西语中是阴性名词，但这同时是马科斯多少带有性别定见嫌疑地将其戏拟为一位深受爱戴、却喜怒无常、难于捉摸的妇人。
1994年6月，当萨帕塔社区公决否定了政府全面收买式的和平提议之后，萨帕塔人发表了《第二丛林宣言》：“今日我们宣称：不！我们决不投降！”在这份宣言中，萨帕塔人倡议墨西哥社会各界召开全国性的民族民主大会，共同商议墨西哥社会的问题和未来。萨帕塔人主动提出作为东道主，邀请大家前来拉坎顿丛林。因此，出现了又一次智慧的即兴创作，一个游击战史、社会运动史、或许也是建筑史上的奇观：在热带丛林深处，短短的28天之内，由玛雅原住民设计、施工建成了一座可接待、容纳8,000名与会者的巨型会场和建筑群。这会场被命名为阿瓜斯卡连特斯——墨西哥革命中农民领袖萨帕塔召开第一次立宪会议的地点。8月，近6,000名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深入丛林，出席了这次奇特的大会。（1995年2月，数千名政府军占领了阿瓜斯卡连特斯/瓜达卢佩台培亚村，用了近一个月的时间，将这巨大的“丛林歌剧院”夷为平地，将其变成了军事要塞。作为回应，萨帕塔人在群山深处建立了另外五座阿瓜斯卡连特斯，均举行过大型国内、国际会议。）市民社会再次被呼唤和赋予了具体而有力的形象，而政府军的封锁线事实上被冲破。这是入，也是出。
也是在阿瓜斯卡连特斯，马科斯第一次引出了海螺——这一在玛雅文化中充满了象征与哲思的意象和萨帕塔运动的重要理念和修辞。那是一个蜷曲进去或舒展开来的形象；那是一环环带领你进入，又引导你走出的螺纹；那是朝向内心的探究，也是面向外界的凝视；那是大海涛声的贮藏所，也是传播号角的扬声器。入，也是出。
继而，1995年8月，在数万政府军的铁壁合围之间，萨帕塔人通过互联网，就萨帕塔运动的政治前景展开马科斯戏称为“星际的”、世界范围内的“民意调查”，超过100万人参与了投票，绝大多数人拥护萨帕塔民族解放军转化为墨西哥的政治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