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假结束不久，社科院雷新宇研究员又一次来到河阳。这一次，他是应河阳市委书记高前的邀请前来的。高前书记以很隆重的仪式接待了他，他不仅亲自主持宴请，还真诚地向他“讨教一些问题”。高前说，我们搞发展、搞建设，不仅要靠班子的集体智慧，还要善于借助“外脑”，言下之意很明白，雷新宇研究员就是河阳所要借助的“外脑”之一，他这话让雷新宇有受宠若惊的感觉。在和高前会谈后，他再一次感到，河阳市的班子成员素质很高，非同小可。尹凡自不用说，高前书记无论是知识面、思维敏捷程度还是对局面的掌控能力（这点他是从酒宴上，高前安排指挥河阳班子成员向自己敬酒的过程当中看出来的），也都表现得很是出色，可谓游刃有余。这让雷新宇对河阳市的党政官员形成了一个全新的认识。作为省内颇有名气的学者，他常常被媒体邀请去作专题讲座和社会问题点评，在镁光灯的聚焦下，很为自己即兴发挥的一些论点所打动。加上过去接触过一些官员，见过他们语言干瘪、僵化，书本知识极少，谈论政事，只知背诵官样文章而毫无个人创见的样子，因此觉得自己颇有不遇伯乐的遗憾。这回和高前接触才终于发现，类似尹凡这种水平的官员已经逐渐登上本省的政治舞台，他们既有理性知识又有实践阅历，既有政治经验又有个人魅力，自己这种纯粹的学者和他们比较而言，竟有相形见绌的惭愧了。
按照高前的请求（其实也可以说是安排），雷新宇在河阳市扎扎实实搞了几天调研，听了河阳市工作的全面介绍，然后又有选择地下到一些地方了解详情。
市里给他推介了几大工作亮点，包括整顿政风、招商引资、工业园区和农业开发项目等等。高前的意思表达得很明白，就是要雷教授“披沙拣金”、“去粗取精”，看“有无可取之处以供省委领导决策参考之用”。
因为事先知道有“任务”，雷新宇这次并非一个人来，而是带了两个助手。
这两个人一个是《省情览要》编辑部的编辑，一个是社会学研究所的助理研究员。编辑叫李丹，是中山大学的硕士研究生；助理研究员叫王辰星，正在读上海师大的博士。两个人也是很少下基层的，所以这次接到这个“任务”很是兴奋，特别是他们第一次与一个市的领导班子如此近距离接触，又受到市委书记的隆重接待，心里是既激动又感动。既然要对河阳市的社会经济发展进行一番考察，他们俩很是认真。白天听汇报、搞调查、走村串户，晚上看资料、做摘录、整理笔记……几天当中，连轴不歇地忙。高前指示专门给他们配一辆车，让市政府副秘书长齐欢提供工作所需的所有便利并一路陪同。当着雷新宇的面，高书记是这样交代的：我们把雷教授请来搞调研，就不能光看好的不看差的，光看优点不看缺点，光看正面不看反面。要把河阳的工作，方方面面全面展示给他们，让他们能真正了解我们的工作，这样才能写出有说服力的文章嘛。
齐欢当然领会高书记的意思。对于雷新宇他们的调研，两办（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事先已经制订了一个详细的计划，包括带他们去哪儿参观、调研和走访，看什么项目，与哪些人访谈，访谈对象主要介绍哪些工作以及他们讲话的尺度和调子等等，都有预先的安排。齐欢严格按照这个安排，领他们一个点一个点地跑。
在这些点上，几个人确实为其间的所见所闻所打动，他们觉得，从这些点上看见了河阳乃至整个中国大地上近些年已经和正在发生的巨大变化，这些地方所展示的特征几乎可称为K省一道浓缩的风景。李丹和王辰星一路感慨：想不到河阳作为一个地理、交通位置相对不那么便利的区域，竟然也能够有这么多让人意想不到的亮点，这说明地方党委和政府所做的工作确实成效显著呢！
调查和资料搜集工作进行得差不多了，雷新宇和两位助手一起商量，河阳的工作当中哪些具有切实的代表性，可以在《省情览要》上加以反映并引起省委领导的重视。他们把所搜集到的情况全面分析了一下，最终觉得，河阳的社会经济发展虽然做得不错，很有成效，但是与全省和全国相较，共性的方面较多，比如招商引资啦，工业园区建设啦，农业项目开发啦等等。整顿政风这项工作尽管被央视所报道，但类似的行为在全国一些地方并不罕见，而且总是由于种种原因未能持久，这类做法也每每带有地域性和阶段性，难以形成一项可供借鉴并推行的制度，作为新闻固然是一条好的内容，但要提炼出结论性的意见，尚无充分依据。
至此，雷新宇和两位助手才感到有些麻头了。在接受市里接待的时候，他们为高书记的热情所感染，已经表达了要竭诚为河阳的建设和发展尽力宣传的意思；后面在一系列的调查采访过程中，也当着齐欢等领导的面，不断赞扬河阳的全新面貌。怎么到了该总结的时候，就无法概括出具有特色和价值的东西呢？为此，三个人思虑不已，却一直没能想出合适的角度。陪同他们的齐欢看出了他们的为难之处，便凭着自己熟悉情况的优势，也帮着他们出主意、想角度，但齐欢只能从本地立场出发作纵横向的考虑，他提出的意见基本没有多少价值，倒是他在闲聊的时候讲的一些东西给了雷新宇以提示。
一次，四个人一桌在宾馆的餐厅里吃饭，恰好中央电视台的午间新闻里播放某省土地撂荒的新闻。农村出来的王辰星说，这些土地没人种，荒在那里多可惜呀！李丹就问，那他们为什么不转让给别人种？这样既不会荒废良田，又能获得收益。雷新宇毕竟对社会上的事物熟悉一些，说道，这不是他们愿意不愿意的问题，这里面的情况复杂了。这里有政策方面的问题，也有收益分配方面的问题，还有其他一些问题，不是那么好办的。齐欢就说，这些问题这些年在农村一直都存在，即使我们这相对落后的地区，也有这样的局部现象。主要产生的原因就是一些农民外出打工，家里没有人料理田地，把土地交给别人种，在许多环节上又不放心。反正不就是交点农业税吗？从打工挣的钱里拿出一点交税，就好比一些国营企事业单位职员停薪留职交保编费一样。你要是不缴纳村里收取的税费，村里就有理由把你的土地收回去。因此，外出务工人员这样做是为了万一将来回来，可以有个退路。
但是，有农民在外面发展得很好，一直不回来怎么办？
这个，这个，现在各级政府都还没来得及考虑这方面的问题，毕竟比这大的事太多了。土地撂荒固然可惜，但毕竟现在还没形成大的问题嘛。
雷新宇到底是研究社会学的，对这个话题马上产生了兴趣：现在不是个大的问题，能不能保证以后不成为问题？按照目前这个趋势，以后脱离土地的农民只会越来越多呢。
齐欢说，这倒很有可能。
那么，能不能找到一个合适的办法，把土地适度集中起来耕种呢？
怕是不容易。齐欢说完这句话，忽然想起河东县柏树乡的港阳绿色蔬菜有限责任公司把当地农民土地集中起来的做法，又说，也许，到了必要的时候，办法还是想得到的。比如我们农业局一位科长在柏树乡采取的做法就很成功。
河东县的绿色蔬菜项目，雷新宇他们已经去看过了，但只是了解了项目本身，没有人给他们介绍土地集中使用这一块，他们当时也没想到这个问题，现在经齐欢提起，雷新宇立即觉得这里有文章可做。他又问了齐欢几个情况，齐欢的回答尽管不够详细，但已经让他感到一篇有价值的调查报告的胚胎正在心中孕育。
饭后，雷新宇提出再去河东县跑一下，齐欢悄悄向市长请示，得到首肯后，带上农业局的农技科长高升和他们一块儿去。
高升对河东县土地集中使用的过程当然是如数家珍，他以自己挂点的何家屋村为例，满怀感情地向雷新宇他们介绍当初要搞这个开发项目，村镇的农民们是如何想出了一个完善的土地流转办法的。对于农民们参与时的热情和认真，高升发了一句感叹：嗨，有人总是说农民素质低，喜欢事事替他们拿主意，讲是讲要让他们自己管理自己，可是真正实行起来不是这里不放心就是那里不放心，总要给他们戴上一顶金箍。其实，当年共产党打天下，不就是靠农民的觉悟和主动吗？怎么改革开放都二十多年了，一些干部反而对农民的觉悟和自我管理能力不那么相信了呢？
在何家屋村，雷新宇和村书记何明亮以及村里的干部、村民开了座谈会，还分别对接受土地和转让土地的农户都做了访谈，两个助手除了偶尔参与发问，几乎头也不抬地做着笔记，厚厚的本子写得密密麻麻，把所有认为必要的素材尽量记录在案。
调查工作完成后，雷新宇一行准备返程了，市委书记高前再次邀集在家的几位常委宴请他们。高前对他们调研的整个过程全部了如指掌，但是他故意做出不甚清楚的样子问道，怎么样啊，教授？我们河阳这个地方，可是面子里子都翻给你们看了—他转脸问正起身给自己倒酒的齐欢，你都带他们看过了吧，没有把什么不好见光的东西藏着掖着吧？
齐欢在书记面前显得腼腆地说，没有没有，该去的地方都去看了。
哦，这就好，这就好，这样雷教授他们了解情况就全面些，不至于光看高楼大厦、车水马龙，弄得以偏概全，一俊遮百丑了，呵呵。
高书记轻松一笑，大家都跟着笑起来，李丹和王辰星两个年轻人在众多领导面前的拘谨也放松了。尤其是李丹，觉得高前书记这个人确实具有幽默感，很具有亲和力，丝毫不像平常听说的那样，说这一级干部威严庄重、架子哄哄。高书记讲话的感染力甚至比省社科院的领导还更强些呢。
虽然是告别宴会，但这次高前不调度大家给雷新宇他们灌酒，宴席气氛便显得轻松多了，大家一边喝酒一边聊天，话题当然主要按照高前的兴趣和思路运行。高前说，河阳这个地方啊，区位优势比不过我当初所在的地方，资源优势也没有多少，但从景色看，倒是一片田园好风光。听说上回雷教授去了栖凤岭，那儿怎么样？不比什么庐山呀衡山呀景致差吧？只是开发不够，宣传不够，这些呀，都得靠我们在座的（他指着市里的各位领导们）去做工作，当然也包括雷教授你们这些理论家、宣传家将来给我们宣传。
这次你们两位年轻人，呵，你叫李丹是不是啊？旁边这位小伙子，听说在读博士，跟我们尹市长一样，属于高学历知识分子嘛，你叫……叫—（李丹在一旁说，他叫王辰星），哦，好名字，比李丹这个名字有特点—雷教授上次去过栖凤岭，就不领你们去了，这我都有意见，不能尽让年轻人工作，既然出来了，就让他们玩一玩，开开眼界是不是呀？
李丹说，这次出来搞调查，时间实在太紧，雷老师也是身先士卒，替我们做表率呢。
当然当然，雷老师这样做也不错。不过下次来，工作一定不能安排得这么紧了。我们这儿除了栖凤岭，还有玉笏山，在省内也算得上一座宗教名山呢！算不算呀，老余？
余子言说，从玉笏山的历史看，它是佛教南传途中的一个据点，应该是有相当地位的。
就是就是，它也是值得宣传、值得一看的。下次你们来，余部长有空亲自陪他们去登登山，呼吸呼吸新鲜空气嘛。
余子言嘿嘿一笑：我倒是巴不得书记有这么个指示，免得一天到晚尽坐在办公室里，不是开会就是看文件，腿脚都有些麻木了。
李丹平时基本不喝酒，这次尽管没怎么劝酒，也喝了小半杯红酒，脸上略略起了红晕。她见高前说话很和蔼，很轻松自然，便把自己想到的一句话说出来：
现在国际上十分重视自然和生态保护，河阳青山绿水，也许这正是这儿的后发优势所在。
听李丹这么说，高前很是高兴：看，到底是社科院的才女，看问题眼界就是不一样。什么叫旁观者清、当局者迷？过去说下车伊始不能随便发表议论，不然有班门弄斧之嫌，我看李丹这句话就可以否定这个论调，这倒给了我们一个提示，我们的优势到底在哪里，就在这青山绿水中呵。来，李丹，我敬你一杯酒！
他起初宣布了这次大家不敬酒，可是一高兴，又端起了酒杯。李丹扭捏着想拒绝，桌上其他的人便帮着书记起哄。高前见她模样真的不像能喝的样子，便“放她一马”，说，这样吧，我喝一杯满的，你就减半。再不喝，可就是看不起我们河阳人民了。
见书记把话说得这么严重，李丹只得闭着眼睛将酒灌了下去，顿时，她的脸上就像燃起了火烧云一样，红彤彤的，两眼竟有些迷离，让人看了油然起怜爱之心。
酒席上向来是这样，没有人喝醉似乎便不能过瘾，而一旦有个把人喝到了位，众人也就差不多心满意足了。李丹才喝那么一点酒就几乎要醉，高前便不再劝酒，他放下筷子，低声和坐在自己身旁的雷新宇讲话。其余人知道宴席到了接近尾声的时候，大家也基本吃饱了，便各自与邻座聊起天来。
高前和雷新宇聊的话题主要是关于这次社会调查的，高前当然想知道雷新宇对于完成这篇调查报告有些什么想法。雷新宇实事求是地说，高书记，我们这次来，尽管时间比较紧，也算走马观花看了一些亮点，见识了河阳市委在发展经济和推进社会进步方面的大手笔。不过，这些方面的成绩虽然很能鼓舞人心，但要从特色上面看，却难以和外地一些经验相比，比如温州模式、苏南模式，因为毕竟是发达地区都已经做过的事情。在我们省里那些离省城较近、发展较快的地方也都是这样走过来的。这些东西写成新闻都是好新闻，但是要写出能供领导决策作参考用的调查报告，就必须能有人所没有却对各地发展有所借鉴的东西。我看了你们河东县柏树乡为搞绿色蔬菜基地而推行的土地集中经营的做法，我觉得这对于省内乃至全国农村今后的发展变迁都有某种引导意义。不如就这个问题做点文章，虽然它不能展示工作政绩和亮点，却能体现一种为政的智慧。我个人认为，这是一种带有前瞻性的模式，不知高书记的看法如何？
雷新宇说的这些话，是他内心的真实想法。高书记把自己请来，接待如此热情，他的用意很明显，当然是希望通过《省情览要》将河阳的特色工作展示出去。《省情览要》这份刊物中的稿件是直接送给省委领导看的，领导也不时会在上面作些批示，批示内容以前社科院也不知道，后来是院长专门向省委提出请求，说如果把领导批示的内容告诉院里，让有关编辑人员知道领导的关注重点所在，好针对性地编好这份刊物，这才有了将领导批示复印给社科院的做法。至于批示之后的结果，社科院的人就不知道了。
由于经常看到批示，雷新宇有了启发，就是但凡内容既新鲜又有特点的，才会获得批示，否则文采再好，逻辑再严密，内容再丰富，也难引起重视。作为一个老资格的刊物编辑，他知道什么样的稿件才能引起阅读对象的兴趣，因此把自己的想法这样向高前托出。
高前点点头：嗯，这方面你是专家，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面面俱到不如突出重点。在这个改革创新的时代，无论哪个地方能为改革、为省里的发展贡献一个方面的即使很小的一点点经验也就不错了。河东县的做法到底如何，值不值得借鉴，我们不敢保证，实践是一个方面，理性的升华、理论的总结是更加重要的一个方面，河阳的做法能否引起上面重视，这个就仰仗你的生花妙笔了，呵呵。
雷新宇见高前把话说得这么客气又这么认真，心里既高兴，同时也感到压力。他说，我回去和小李、王辰星两个人再好好琢磨琢磨，一定要让这篇稿子有反响—他不敢打包票说要让领导有批示，只说要有反响，这是留有余地。万一刊登出来后送给领导，领导没认真看或看过后对这种做法不以为然而不作任何表示，那他也没有办法，只能再设法通过朋友到别的媒体上做点文章，宣传宣传河阳的政绩。尽管这有以劣充好、掉包糊弄之嫌，好歹也算给河阳一个交代。
但是，事情的结果最终却超出了高前和雷新宇的期待与想象。
新一期的《省情览要》印出来后，雷新宇从来没有像这次这样，渴望着省里领导看过之后作出回应。也许正应了“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这句话，以前从来没有期盼过领导批示，偏偏会看到省委书记、省长等在上面用铅笔写下各式各样长短不一的话。这次，他有意把河阳土地流转的做法放在版面的重要位置，却在看到孙岳副省长对《览要》后面一篇关于省城工业开发区构建服务型园区的调查有一句简短批示后，没有任何反馈回来，心情不免有些焦急。他知道高前书记一定也在等待，他怕高书记会打电话来询问，他预先想好了应对办法，就说尽管领导没有批示，但媒体已经注意到了，它们会在报刊上做些介绍。
可是高前却好像把这事给忘了，在他把专门给高前邮寄的本期《览要》发出一两个星期后，也一直没有来电话。
大约一个月后，高前本人却接到一个电话，这个电话是省委书记宋远征亲自打来的，宋书记打电话的地点，是在西南的大城市成都。宋书记电话指示，让他即刻乘飞机赶往成都，参加正在那儿举行的国务院农村工作座谈会，给他交代的任务是向国务院领导汇报河阳市有关农村土地流转的做法。
原来，国务院在成都召开的这个由部分粮食主产区省份主要负责同志参加的座谈会，重心是研究当前农村、农业和农民面临的主要问题。会上，央视前些时候曝光的某些地方土地撂荒的问题成为大家议论的重点话题之一。对于为何会形成这个问题，各个产粮省的省委书记们各有看法，他们看来多多少少都做过一些调研（或者从相关文件和资料上注意到这个问题），讲到其原因，无非与打工潮、粮价低迷、农民负担重、农业生产成本上扬等等有关。主持会议的国务院领导对这个问题非常重视，他说，土地撂荒问题，目前看起来还只是一个苗头，但这个苗头不引起重视，很可能会逐步扩展为大问题。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人口占世界的四分之一，必须始终把农业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上来考虑、来重视、来抓落实。古人说，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土地撂荒问题目前虽然只是苗头，农村存在的众多问题中，它目前造成的影响还不算大，但是，对于今后国家的粮食安全问题、农民增收问题和农村稳定问题，它的潜在影响我们不能忽略。所以要未雨绸缪，要思虑在先，要尽早谋划解决办法。国务院领导讲这些话，语气并不严峻，甚至像他的一贯风格那样显得亲切，但他的神色却很凝重；显然，在他的意识里，是始终把农业放在国家经济发展的基础地位上的，一谈到农村问题，他的内心便不甚轻松。谈了现象，谈了问题，他要求大家对如何妥善解决这个问题提点建议。
谈问题好谈，谈办法往往就不那么简单，这似乎是许多会议共有的状况。因为问题明显，就像摆在秃子头上的虱子，而要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则因形成问题的原因多元化、地域差别大，难以一概而论，特别是土地撂荒问题刚刚才引起注意，还没有哪儿真正采取了主动而有效的解决措施。于是乎，出席会议的省委书记们只能硬着头皮汇报，他们谈的多半不是具体办法，只是一些较为抽象的设想。每个人的发言，国务院领导都认真听，对他们讲到的一些内容也亲自做着笔记，皱着的眉头却一直没有展开。
宋远征发言比较靠后，在听取别的省委书记汇报当中，他一直注意观察国务院领导的表情，心里也同时考虑自己该说些什么。等快轮到自己的时候，他忽然想起，就在几天前，他看到省委办公厅委托社科院主办的一份刊物《省情览要》
上有一篇调查报告，谈的是河阳市某县在发展农业产业项目时实行农民土地集中经营的做法。当时看后，觉得不错，有些创新。文章中说，河阳市的做法对以后农村土地流转会有启示意义。这句话因为牵涉国家政策问题，自己没有考虑过，不好表态，也就没在上面签署什么意见。这次会上虽然谈的是土地撂荒的治理问题，刚才有几位书记发言中都讲到它将来必须涉及土地流转的政策，而河阳的做法尽管事先没有政策依据，却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做法，取得的效果，调查报告上反映说也很不错，那么把它移植到土地撂荒治理上是否可行？能不能借鉴？想到这里，他发言时，便把河阳的做法作了汇报，没想到却引起了极大的关注。
国务院领导眉毛扬了起来，问：你说的那个地方，有没有土地撂荒现象？
宋远征回答：我们省内目前这种状况还不明显，要有也是极个别乡村的极个别农户。
领导点点头说，即使是极个别农村，也是一种苗头，要时刻关注，不可掉以轻心。土地转包、土地集中经营，对于规模型的农业开发项目很有益，看来这比征收农民土地来搞更能让农民得实惠，也更受农民欢迎。这种做法值得提倡。他又面向全体与会人员说，另外，土地撂荒的现象，你们大家也可琢磨一下，能不能借鉴K省在农业项目开发上搞集中经营的做法呢？我看可以。土地撂荒和土地集中开发，这是一个问题的两面，解决好了土地集中经营的问题，就解决了土地撂荒的问题，这对于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推动农村产业升级，维护农业生产和农村形势的稳定，是有很积极的意义的，你们说呢？
南方某个土地撂荒现象比较突出的省的省委书记说，宋远征刚才介绍的做法，看起来不错。不管是农业开发也好，农民外出打工也好，都涉及土地不能由原先的承包户耕种的问题，所以嫁接他们的经验也许可行。只是远征同志介绍的情况过于简略，不知他们在操作过程中遇没遇到什么问题，比如农户之间的相互信任啦，他们当中的利益如何分配啦，还有承包经营权的处分问题啦，等等。据过去的经验，有些看来很好的做法，在推广时会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困难，关键是操作程序和细节，一定要可行，要有可参照和可借鉴性。
因为他这句话，国务院领导要宋远征把情况跟大家说得再详细点。宋远征只好说，这个嘛，比较详细的情况，最好把河阳的书记请来，经验是他们那里出的，如果由他来介绍，相信事例会更丰富，对大家更具有说服力。
宋远征的请求得到首肯后，他给高前挂了电话。高前接到这样一个任务，既兴奋又有些犹豫，毕竟具体操作的是农业局与柏树乡的干部，他其实也不了解细节。
他向宋书记请示能否带一位工作人员前往，宋书记说，行，就一块儿来吧，免得到时候有些情况还是说不清楚。于是，高前带着农业局的高升一起飞往成都。
当高升把自己亲身经历的推行农民土地流转的做法向会议作了详细汇报后，与会人员都产生了兴趣，尤其是主持会议的国务院领导很是兴奋，说，中国的农民当中蕴藏着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只要给他们适当的条件，他们就能在改革的事业中发挥积极的作用，从安徽小岗村和温州、苏南农民的经验已经可以看出这一点。看来，相信农民、相信群众这一条，我们始终不能丢哇。土地撂荒现象，不仅涉及目前农民种粮亏损问题，它实际上还折射出中国农村正处在一个转型期，这个转型期会给农村和农业带来巨大的变化，我们对此要有充分的预见才行。河阳市的做法虽然只是局部的和偶然发生的，却反映出农业将来要走的路，必然与以往不同。农业要发展，农村要走现代化、城镇化道路，单门独户的小农经济肯定是不能适应的。我们这次这个会只是个研讨性质的座谈会，不作任何具体的决策，但却要为农村下一步发展、为下一次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供有价值的参考意见。我觉得，河阳的做法可以作为会议成果中的一条，写进会议纪要里面去。有些做法也许现在不宜报道、不宜推广，因为政策上有限制，等到时机成熟以后，该调整的政策是可以依照发展的需要而调整的。大家回去以后，还要就这个问题多思考、多调研、多摸索一些经验。无论如何，中国要发展，要进步，基础始终还是在农业。我们要牢牢记住这一条，农村问题不彻底解决，中国许多社会问题也就无法根本解决。我希望同志们能和中央保持一致的认识，共同努力，把中国的事情办好，把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彻底解决好！
国务院领导说这番话的时候，很有感情，口气恳切，语重心长，让全体与会者心有所动。尤其是以高前秘书身份列席这最后一场会议的高升，听了以后眼泪止不住往下掉。为了掩饰自己内心的激动，他不得不装出揉眼睛的动作，硬是用纸巾把泪水给擦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