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生头的讲解员站在代文的背后给一群游客讲述革命前辈的光辉事迹，她神情肃穆却巧舌如簧，用一根指挥棒指点着他背上的伤疤，一个一个地细数来历。
新近来兴安村驻点的干部是位一看就知道比禾机更具学识和实干精神的中年男子。他叫陈武德，面目和善，作风干练。人们很快就发现这位文质彬彬的好干部具有菩萨才有的心肠和魔力。因为他能使超生者绝育，让不孕者生产，还格外同情弱势群体，提拔南冲哑巴李夯当了大队干部和劳动模范，并邀请李夯在群众大会上报告他的先进事迹。兴安人又一次大开了眼界，虽然他们什么也没听到。
不过，陈武德刚来兴安村推行计划生育政策时并不顺利，兴安人无论男女都担心此举将损害他们生育和娱乐的权利。陈干部为这项国策的推行没少费口舌，可仍有许多妇女宁愿吃蚂蚁灰绝育也不愿做结扎手术，因为兴安人祖祖辈辈都是随心所欲又毫无计划地自然生育。但是，有限的土地和食物，还有疾病、战争甚至老虎有效控制了村里的人口，这里从来就没有超过五百人。最终，还是骚产疫鬼的鬼点子给陈干部解了围。许多平素窝囊无能的男子在关键时刻一个个神情悲壮、自告奋勇走向手术台把自己给扎了，以便让妻子获得合法超生的权利。兴安村的人口从此有了大幅增长，陈武德含笑默认了这种具有兴安特色的计划生育对策。
陈武德的确是位体察民情的实在人，而且对民间文化有着异乎寻常的兴趣。他以语言学家的专业耳朵认真地聆听男女老少各色人等的兴安方言时，仿佛听到了某位知名女艺人的叫床声：语速急促，音节短钝却包含着元音、辅音和合音。可以肯定，一万年前，在那危险而艰难的生存环境中，伏羲和女娲就是用这种古老的珍贵语种互诉衷肠。特别是妙龄少女操一口地道的兴安土语，不可避免地会让男人产生异样的联想甚至幻觉。他的观点间接地解释了杨水皮的死因：因出现幻觉而失足跌入巴足塘时额头撞击塘岸边的石头导致了意外溺水身亡。
陈武德的实业精神差点改变了兴安村的命运。为了响应改革开放的号召，他很乐意把兴安村当成一个经济体制转型时期的试验基地，以便取得某些意料之外的政绩。他深入群众，不放过任何倾听的机会，经过三个月扎实认真的调研，他得出的结论是：兴安人头脑简单，能吃苦耐劳又不挑食，力大无穷且痛感迟钝是绝佳的劳动力。因此，他多次跑县城，申请政府立项在兴安村兴建一家劳动密集型加工类企业。不久，他便成功地争取到了一笔不小的启动资金把钟鼓山猪场改建成了一家皮鞋厂。兴安村的一部分人因为好奇，另一部分人则完全是出于凑热闹的天性进厂做了工人，但不到半年，工厂就停产倒闭了。因为村民懒散惯了，祖祖辈辈习惯了农忙时下田劳作，农闲时上山狩猎，谁也不愿意为一点糊口的工资就被长期关在车间里活受罪。如果为了提高生活水平而失去自由，他们声言宁愿退回到茹毛饮血的蛮荒时代。
陈武德因拥有了办厂失败的宝贵经验被破格提拔调去了急需先锋型经济人才的安平镇之后，谭永兵在背后说他的风凉话：“你瞧陈干部看我们的眼神吧，就跟我们看不足月的婴儿似的。难不成他上吊（调）了，我们就会穷死了去？我看不见得！”
谭永兵像极了饥饿而冷静的鳄鱼，耐心地蛰伏在贫穷的泥沼中静静地等待机会。在陈武德失败的创业尝试中，他隐约嗅到了经济大潮即将汹涌而至的微弱气息。各种迹象都显示出当权的改革者对自由市场理论给予了革命性的信任。摇铃铛的杂货郎又渐渐多了起来，在晒谷坪里高声叫卖他们刚从废品收购站趸来的垃圾。细心的兴安人总能从中淘到有用的东西，许多旧货都似曾相识，感觉格外亲切。由于怀旧，有些人不得不把先前贱价变卖的废品当成文物或纪念品加价赎回。不过他们把账算在了岁月头上，因此并不懊悔。
一些温州的流动商贩带来了大批崭新的锡器和铁制鼎罐。他们财大气粗，经常走累了就把货物往晒谷坪里一撂，讲个价，即使赊账也无所谓，收张白条就掉头走了。可兴安人都不敢接手，他们怕万一这些粗心的外乡人找不着回头路，那正当的欠账将变成孽债，下辈子要变牛变马去偿还。只有永兵例外，他来者不拒，在李璐苦口婆心的劝诫和李秀绵绵不绝的咒骂声中，他像有钱人家的纨绔子弟那样漫不经心地一批又一批高价赊进，然后拉到关王庙低价转手套取现金。他自己也记不清到底打出了多少欠条。他从不斤斤计较，跟人讨价还价也总是凭良心开口，预留合适的余地，因此成了关王庙一带口碑最好的生意人。慕名而至的外地商贩排着队要把货物赊给他，不到半年，他手中已积攒了一笔可观的资金。不过，离他计划中创办企业的本钱还差一大截。也没有什么别的好办法，他只有等待更多送货上门的慷慨者。对于长辈们的斥责，他表示理解，也尊重她们的声音，但毫不影响他的收购计划。他认为自己不会与女人一般见识。
尽管代文常住黄洞仙，他仍然是这个没落家族的顶梁柱，他正直与孤独的天性赢得了世人的尊敬，却拉开了与亲人间的距离。李秀生气时总埋怨是打仗把他的脑子打坏了，可家里遇有什么伤脑筋的事情却会第一个想到他。永兵不计后果的投机倒把使得李璐焦心如焚。她抬不起头向别人去诉说心中的苦闷，时常在暗处默默垂泪，既自责又无奈。李秀一次又一次当众责骂谭永兵是一颗歪种的话语就像郎中手上的银针一根又一根扎进她胸口。
其实，李秀跟媳妇同样苦恼，她几乎老成了一具活着的木乃伊，早过了有资格无所事事整天晒太阳的年龄，可近百年忙碌生涯蓄积起来的惯性使她无法打住。她的嘴巴仍动个不停，却声如蚊蝇，如今已没有几个身边人会安静下来听听她的唠叨，谁也不在意她在说什么。不过，她那亲切而神秘的低频次声却穿越了无数山川和海洋，搅得远在美国的谭菜和台湾的代武心烦意乱，夜不安寝。不屈的老太婆与谭氏家族的劣根性斗争了一辈子，她以亲情和道德作武器，老早就投入了这一场没有阴谋也没有荣誉却注定要失败的战争。只要还有一口气，她就不会放弃，她发誓绝不能让儿子们的悲剧在孙子辈上重演。于是，她吩嘱李璐：“赶紧去黄洞仙，看看菩萨和他大伯要怎么收拾他吧。”
代文像一块老朽的木头，面对李璐的哭诉，他脸上没有显示出任何活人的表情变化。李璐进洞上香祷告时在佛面上见到过同样的麻木。她暗自揣测：兴许这大伯子已经病得认不出自己了。但就在她起身下山时，代文开口说道：“这生意上的事情还是让永兵写信去问问台湾的那个大伯吧，毕竟人家是在资本主义的染缸里泡着啊。况且，按理也该轮到他来为这个家的烦心事操点心了。”
这时候，李璐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个老糊涂比菩萨还清醒呀。特别是他给永兵的恶行定性为“生意上的事情”等同于从道德和政治层面卸去了她心头的重负。
谭永兵的机灵再次派上了用场。在写给代武的信中，他先是描绘了兴安村的风貌和家族的近况，然后用大篇幅追忆了伯父在抗日战争中建立的不朽功勋以及建设家乡，修筑钟鼓山水坝的善举。只是在末尾数行，永兵才稍稍流露出自己身为谭氏子弟，为了不辱没门庭而要创业图强改变家乡面貌却缺乏原始资本的苦恼。
代武从侄子的来信中首次获知在家乡人们的心目中自己和同胞兄弟一样也是“伟大的民族英雄和家族的骄傲”，那一刻，他脸上自四九年起淤积了几十年的晦气荡然无存了，油然生起一种惬意豪迈的光彩。他眼中泛着泪光，拿信的双手微微颤抖，仿佛接到了一张迟来的胜诉判决书，他认为这是自己一生中获得的任何一枚勋章都无法比拟的殊荣。他真想即刻动身跑步回家去趴在母亲的膝盖上好好地哭一场，然后静静地死去。很奇怪，他又想起了小时候见过的那个马戏团里会变戏法的圆脸姑娘，猜测她是否还在人间的某个角落健康地活着。
谭永兵那永乐江般丰沛的想象力并没有因长年脚踏实地的体力活的磨蹭而枯竭，他创业致富的计划全是些令菩萨也会见笑的胡思乱想，但代武毫不怀疑它们的可行性。他把自己毕生的积蓄兑换成美金，悉数寄给了永兵。这些钱对他来说只是一串数字，早就失去了实际意义，这回正好派上用场，而且他认为任何经济上的顾虑或盘算都是对亲情的玷污和伤害。
一张来自台湾的汇款单在兴安村引发了一场地震，连安仁县城的官员也觉察到了强烈的震感，赶来兴安村向谭永兵道贺，给李秀请安。这笔飞来横财数目之大让谭永兵三天三夜没合眼，他只需瞄一眼那单子上的数字就浑身发软，感觉未来与过去从各不相同的方向挤压过来，空气被压缩得稠如稀泥，想吸口氧透透气也成了一件费劲的难事。即便上帝允许永兵的想象力可以穷尽一切真理，他也不会想到亲情竟这么值钱。他永远记住了这个日子：农历五月二十日。直到后来他在莫名的车祸中身亡，他每年都改在这一天庆祝自己的生日。
李秀对于大家为一张薄薄的汇款单高兴成那样感到不可理喻。永兵就跟她解释：“奶奶，如果你想吃肉的话，这笔钱可以买一万头肥猪。”李秀这才大吃一惊，随即就表示了对儿子的埋怨，指责他做事太轻率，竟然把这么多的钱信手写在一张破纸片上就托人捎来了。她想一想就感到后怕，连连庆幸这张比金子还贵的单子没在漂洋过海时被风刮走、掉进水中，没有失火烧毁或者被贪心的经手人调包换走。她一个劲地催促永兵赶紧把一万头猪买回来关到钟鼓山猪场里。她自言自语说：“这下子，兴安人真的可以不用打猎也能天天吃肉了。”
谭永兵没打算仓促投资，在他思考如何向慷慨的大伯表达谢意时，有关部门的三位官员正围着他团团转。他们的工作做到了家，不出两天就撺掇好兴安村民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把钟鼓山水坝改名为代文水坝，还准备集资在村口为代文竖一座六开的功德牌坊。永兵那些即将创建的宏图大业还停留在脑海中打转，但“优秀企业家”的称号和许多有势无权的政治名分已经由各级部门迫不及待地挂到了他的头上。他半推半就却也沾沾自喜地接受各种荣誉，就如同他先前打白条趸进温州人的货物那样神色自若。这位“一把手”什么都还没干，也来不及为国家创造一分钱税收，却不得不成为了声名远播的“经济能人”和“身残志坚的青年楷模”。
谭永兵实实在在地体会到时代真的变了，当年人民深恶痛绝的反动派和资本家如今全成了最可爱可敬的人。他无暇去思量到底是人民变节了还是反动派和资本家从良了，因为他想起了代超当年酿制的千日醉酒，他相信这种代超亲手用佛井水和五谷酿造并在故土里埋了几十年的陈年佳酿一定能让漂泊在外的游子品尝到浓浓的乡情。
李璐好心地提醒儿子：那些酒很可能早进了土匪的肚子。她记得谭琴在仙人洞里出生后的第三天，丈夫与众匪欢庆时就是被这种传说中的千日醉酒灌醉的，一醉醉了三日才醒。永兵并不死心，跑去向奶奶打探，任凭他把嘴巴凑到奶奶耳旁大喊大叫好说歹说，李秀就是因为耳背听不清孙子的央求。后来被他纠缠得烦了才说道：“这个家里有那么多的男人做了那么多的荒唐事，我这个蠢脑壳能记得过来吗？”
不过，得知永兵急于找到那酒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自我陶醉而是想要寄一坛到台湾去时，李秀立刻恢复了记忆。她指点永兵说：“代超埋酒时，谁也没在场见过，不过你去屋后山脚下找找吧，八九不离十，就在那几个藏红薯的地窖里。”
李秀的心愿又一次落了空，她的指示并没能让永兵找到她指望的那种能让家人分享亲情的东西，却不期然为孙子指明了获取财富的正确方向。
吃过早饭，永兵带着当年和杨水皮去陈子垅盗墓时的全部行头来到屋后的那排地窖前，他从最左边的地窖开始认真细致地探察，没放过任何可疑的漏洞。在最中间的那个地窖里，他见到了满满当当的一窖红薯。扒开红薯后，里面现出了横七竖八沾满了泥巴的祖宗牌位和一面“弘农堂”镏金匾额。永兵把那些牌位一块块挪出洞外，用洛阳铲钻探窖底，拿地质锤敲击洞壁，终于发现了一个窖中窖。
那里面确实埋有三个齐腰高的酒坛，待打开黄泥封口的坛盖后，并没泛出预想中的沁人酒香，却冒出来一股呛鼻的铜臭。永兵没感到失望，反倒欣喜若狂，因为三个酒坛装满了他更想要的东西：金条、银锭、大洋和一捆捆纠缠不清的珍珠项链。它们的价值无法估算，永兵也是在偷偷贱价变卖之后才知道这笔财富大致与那张来自台湾的惊心动魂的汇款单相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