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曾国藩》笔记
看完《曾国藩·血祭》卷时，我脑子中的曾国藩是一个刚强、勇猛的斗士，处处表现一种不畏强暴，英勇无畏的大丈夫气慨。为了大清江山，为了自己拜相入阁，敢于与各种势力搏斗。他尊奉孔孟，一心一意用儒家思想指导自己的行动，把“以天下为已任”，“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当作入世拯世的指南。
绿营兵在长沙火宫殿寻衅闹事，和湘勇打了起来，很明显，是绿营兵有意挑起事端。罗泽南劝曾国藩忍下这口气，但曾国藩认为绿营怯于战阵，勇于私斗，他要借此整顿这股歪风。绿营是归鲍起豹提督管制，曾国藩只是个帮办团练大臣，无权指挥绿营。绿营纪律松驰，战斗力不强，平时练兵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绿营的行径，与曾国藩报效皇上，以天下为已任的儒家思想格格不入，他早就看不惯了。而绿营提督鲍起豹是一个骄悍昏庸的人，自然与曾国藩早就心存龃龉。曾国藩想借此刹刹绿营的歪风，结果事态闹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曾国藩不但和鲍起豹不和，他对长沙官场的陋习也看不惯，只要他看不惯的事，他就要愤起干预，结果和长沙的其它官员矛盾重重，最后在长沙站不住脚，被逼到了衡阳。当曾国藩兵败岳阳和靖港惨败险些亡命湘江的消息传到长沙官场时，不少人为之快活。
后来曾国藩在江西，仍采用在长沙官场那种直接的，以强对强的方法，和江西官场又闹得不可开交，举步为艰。曾国藩利用鸦片事件，参劾了江西巡抚陈启迈。陈启迈的巡抚一职虽然被免，但曾国藩因此得罪了江西官场上上下下的官员，曾国藩的处境不但没有好转，相反越来越恶化。江西官场联合参劾曾国藩。曾国藩不得巳同意康福暗杀皇上派来的德音杭布，阻止奏折送上朝廷。曾国藩在江西官场怨声四起，处处掣肘，巳无法立足，这时曾国藩的父亲逝世，于是趁回藉奔丧逃离了江西。
曾国藩一心要报效清王朝，而清王朝统治下的湘、赣官场却容不了他；他对皇上忠心耿耿，却招来元老重臣的忌恨。对这一切，曾国藩感到很困惑，很迷茫。他想不通错在那里。回藉奔丧期间，曾国藩终于从老庄的思想里找到了答案。通过一年多的挫折经历，曾国藩悟出了大柔非柔，至刚无刚的真谛，能克刚之柔，比刚更刚。其实，这个曾国藩早就懂，只是他一贯奉行儒家思想，以刚克刚，把道家思想视为异途，男子汉大丈夫，要建功立业，怎能学消极遁世的老庄思想呢？曾国藩悟出的不仅仅是大柔非柔，至刚无刚的道理，而是悟出了一个新的思维方式，即孔孟和老庄并不对立，入世出世相辅相成，互为补充。这样既可以建功立业，做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又可保持宁静谦退的心境。
同治元年五月廿八日，曾国藩在给九弟和季弟的信中说：“近来见得天地之道，刚柔互用，不用偏废，太柔则靡，太刚则折。刚非暴虐之谓也，强娇而巳；柔非卑弱之谓也，谦退而巳。”同年九月，曾国藩又在给九弟的信中写道：“故吾辈在自修处求强则可，在胜人处求强则不可。若专在胜人处求强，其能强到底与否，尚未可知。”从这几封信中就可看出，曾国藩把儒家和道家的思想揉合到了一起，取其所长，巳达到了一定的境界，为以后出山，作了一个好的思想准备。
曾国藩奔丧期满，奉命援浙，路经长沙，拜访左宗棠。左曾关系近年不睦，要在以前，曾国藩就会做出强硬的表示。但曾国藩这次放弃了强硬作法，离左家较远的地方就下了轿，既不穿官服，也没随从，徒步走向左家。自此，左曾关系又和好了。以前，曾国藩看不贯湖北巡抚胡林翼讨好官文的姨太太，求得与官文的合作。胡林翼与官文不睦，但他通过讨好官文的姨太太，修复了关系，武昌城里督抚关系之亲密为全国之首。曾国藩觉得胡林翼太软弱，没有大丈夫气节。自从曾国藩把儒家和道家从对立位置放到互补的位置后，他就看到了胡林翼的高明之处。
儒家思想也好，道家思想也好，入世也好，出世也好，都有其局限性。独尊某一种思想，某一种哲学，而排斥另一种思想、哲学，这是独裁，是封建社会最本质的特征。曾国藩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其实，不仅仅是曾国藩，就是中华民族也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自从董仲舒提出独尊儒术以来，从官场到学府无不是儒家天下。我辈至今还深受其害。
一九九五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