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他这种为发明而奋斗的经过，是一部可泣可歌的传记。他是贫苦出身，仅受过三个月的学校教育。他做过火车上送报的孩子，开过蔬菜小店，当过电报公司的发电生。他每做一件事，都留一点创造的迹象。他于潦倒的时候，就发明了一种一根线上双方传报的方法，为太平洋电报公司所采用，赚了许多钱，但对于发明者却毫无报酬。这种事，他生平遇着不只一次。后来他在纽约黄金报告公司得了一个电报技术员的职位，才开始得到较丰的薪水，储作开办泊普爱迪生集股公司（“Pope，Edison&；Co.”）的资本。四年之内盈余五十万元美金，他方才有力量正式建造他的实验室、实验工厂和图书室。他不断地发明，于是成为有源之水，涓涓地流出。他的发明后来都是由自己的工厂制造；因为在现在谋利动机支配的制度之下，许多公司买下发明家专利权来，置之高阁，为了怕别家买去，夺他们的财源。他们自己为成本关系，却又因循不改。这种阻塞人类进步的现象，习见不鲜。（见J.D.Bernal：The Social Function of Science 1939）。所以爱迪生有可以自己制造的能力，也是促成进步的因素。韦尔斯说他：“这个人做他的工作，如为任何动机，但是决非为金钱的动机；不只如此，他的工作并受到专门弄钱的人的阻碍。”他若是为弄钱去工作，只因为“他是被逼了去弄钱的创造者”。他创造的精力是无限的，是不疲倦的。创造欲和自动电流一样，在内心不断地推动他。他发明的机器转动的时间很准确，但是时间在他做实验的时候，却毫无意义，因为他实验室的挂钟是只有钟面而无长短针的。跟他做工作的人，或是受他感动，或是对他有英雄崇拜的心理，或是对工作发生不可停止的兴趣，也是和他一般英勇地苦干，这是很可使人，尤其是青年，兴奋的一个榜样。
我们不要只看见女子之中，出了一个古怪的格林夫人。女子之中有一个是专为创造而毫无占有的大科学家——居里夫人（Madame Marie Sklodowska Curie，1867—1934）。镭的共同发现家，镭性放射科学的建立者。她的丈夫皮埃尔.居里（Pierre Curie，1859—1906）是巴黎工业专科大学的教授。他们的生活都是很清苦的。他们在清苦生活的状况之下、简单不很完备的实簿室里，共同发现了化学的新原素“镭”（Radium）。这不是一件普通的发现，它不只影向化学，而且影响物理学。根据克鲁克斯（Crcokes）伦第根（Rontgen）与伯克瑞（Becquerel）的学理与发现，他们建设了镭性发射原理（principle of radio activity），为近代物理学的一个重要部分。这部分对于原子构造学说的贡献，可以改变人类的宇宙观，改变传统的唯心唯物的哲学理论，虽然现在的人还不十分觉得。他对于实际应用上的价值，现在也还不曾尽量发现。即就生理化学和医学治疗上来讲，他不知给世界患疾病痛苦的人以多少福利。居里夫人于丈夫死后，还辛苦研究了将三十年。但是这样一位发现镭的大科学家，自己没有一点镭。大战以后，她去美国一次；当时美国的妇女为了尊崇她、同情她，捐了一笔巨款（大约一百万美金），买了一个格兰姆的镭，赠献给她。她们在附着这件名贵礼物的赠献书上，写明是送她个人的。她以为不对，要她们改为送给镭性研究所，将来为法国学术界的公产。当时我正在美国，看了这件事非常感动。居里夫人死了，她是清高地、清苦地结束了她有大功于人类的生命！
我举以上几个显著的例，虽然叙述不免较长，但是可以使大家对于创造和占有两方面的典型人物之中，有所选择。就人生哲学方面来讲，我们要如何发展人类的创造欲而减少占有欲。就制度方面来讲，国家要如何调整乃至改造社会制度，尤其是经济制度，使有创造能力的人能够充分创造、合作创造；使有占有欲的人把占有欲转移方向，得着代替，不能而且不必从事于私人的占有。
让大家“人自为战”地去干，不但是不对的，而且埋没许多天才，阻碍社会进步。
一个人要有不愁穿吃的相当资财（moderate means of living），才能安心创造，或是进一步能有独立的思想，就是柏拉图在共和国里，也是如此主张。
“箪食瓢饮”，“曲肱而枕之”的生活，只能希望于颜回，然而历史上有几个颜回？况且如爱迪生的创造工作，在颜回的生活方式之下是不行的。我们否认物质是人生惟一的条件，但是我们承认物质是人生的重要条件之一。从个人道德上说，我们希望个人有颜回安贫乐道的高风；从政治立场上说，断不能希望人人做颜回。所以如何重行安排社会经济的秩序，使人人各尽其才，各得安生之道，是近代政治上一个最困难而最基本的问题。就是福特增加工资，救济残废的工作，也断不能靠一个特殊的个人去做，而要政府能通盘筹算，整个地担负起来。
因为现在资本主义的社会里，“有”（have’s）与“没有”（have not’s）的阶级分别，太刺眼了。“有钱的阶级”，就是“有闲的阶级”（就是韦勃伦（Veblen）所说的leisure class）。并且他利用他有闲去作恶、去做坏事。利益是他们享的，租税的责任却是很巧妙地转移到大众身上去。尤其一般“新富”（nouveau riche）鄙俗的豪华，可与“新贵”媲美。乃至有理想的青年，看见他们的榜样，理想也就随着沉沦。他们不劳而获的懒惰生活，毁了他们的创造欲。他们的把持，有时简直阻碍创造的发展。
为了解决和调整贫富问题，经济学政治学里不知道产生了多少派的学说。
就是社会主义学说也不知道有多少派别。他们各有特殊的注重之点，但是他们常有一种共同的忽视之点，就是他们太注重经济学上的解决方式，而忽视了社会学上的因素，如生物的遗传，习惯的改变，教育的功能等等，都不曾在他们考虑时得到相当的位置。这问题太复杂，把它当纯经济的来看，未免过于简单。
譬如萧伯纳先生（George Bernard Shaw）认为苟能将各人的收入一律平均，工作时间也一律减少，大家有闲工夫听了燕语莺啼，创造的工作就会出来。这是很美丽的想象。不说别的，他至少忘记了生物学上遗传的作用，能使人有智愚贤不肖的分别。“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现代操纵群众的人，想是来深深玩味过这句话罢！又如另一派盛行的主张，是以兴办大规模的公共建设事业，来解决失业问题，也就是以变相的方式，征取有钱人的财富，来调剂无收入的穷人。
执行的程度如何不可知，罗斯福却是曾执行这种主张的一个人。当然有人批评这并不是彻底的办法，但是在骨子里这是表现一种社会集体购买制度（community buying）的新趋势。因为近代的经济制度太注重“大量生产”（mass production），而不很注重“大量消费”（mass constimption），所以经济恐慌，常是不免。“若是说没有富了就没有贫，这理论是下健全的。…相信贫者之所以贫，乃由于富者将其所有夺去了，这种结论未免过于匆促。”“贫者也不是一个阶级，贫者除购买力不足一点为其所共同而外，其余相同之点很少，与其说是阶级，毋宁说是杂凑。”韦尔斯这几句话，是值得细心研究的。所以要解决这问题，应当把人口问题、优生问题、原料问题、产量问题、风俗习惯问题、运输问题、教育问题以及国际组织等问题，一齐考量进去。将来我们不但要有计划经济，而且要有计划社会。
关于上述的制度问题，要国家整个的去解决，不属于人生哲学范围以内。
若是讨论起来，应该另写专书。现在我们所注意的，乃是我们对于创造和占有这两种现象的道德判断，也就是我们的人生态度。
这判断是清楚的，这态度是正确的，就是：
（一）创造是人类天才最高的发挥；
（二）我们要有而不占，我们的有是为创造而有；
（三）我们的有只能以适合于简单高尚的生活为限，断不能建筑自己的快乐在人家的痛苦上。
《摩西十诫》的第八诫说：“你不能偷盗”。但是这是负号的话。不偷盗的不见得是有益社会的人。我们应当正号的说：“我们要流汗，我们才能吃！”至于不劳而获，就是偷盗。
“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这是孔子的遗教。其实戒之在得的，岂只是血气既衰的老人；在现在戒之在得的，应当是春秋鼎盛的青年和中年。
哲学家罗素已往对中国人是同情的。然而他论中国人性格的时候（见《The Problem of china》），却提出我们民族三个缺点，就是一贪，二怯，三残忍。
贪是我们看见普遍的现象。我们以前对外国人说话客气的时候，自称我国为“敝国”，其实这“敝”字应当改为“弊”字。但是作弊是因为爱钱来的。“钱可通神”，我们中国人真知道钱的妙用，所以死后还要孙子烧纸钱、烧金银锭以贿赂鬼门关的守卒！这不是一件小事，这是代表一种社会心理。罗素那本书写在军阀混战的时期，所以他很幽默地赞扬当时的军人，说他们的美德是爱钱过于爱权，因此中国的内战打不久。到了主帅要动老本的时候，他的部下也被对方买过去了。于是当时有人说岳武穆“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怕死，则天下太平”这旬名言，应当改动一下，改作“武官不爱钱，文官不怕死，则天下太平”。这话很幽；默，也很深刻。但文官不怕死就够了吗？中国不有“要钱不要命”这句成语吗？
我不是来和大家引讽刺话，我郑重地引《左传》里几句名贵的教训道：“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章也。”
将来中国一定走到重要的经济事业由国家经营的这条路上去。但是国营事业前途最大的困难，就是经营的人的操守问题，也就是人格问题。以前招商局的腐败情形，实在把国民在心理上弄得害怕了。我们希望这覆辙是不会再蹈的。
此中固有监督制度等问题，但是这种人生态度问题，也得同时转变过来。蔡孑民先生说：“必须一介不取，一介不予的人，方可以谈共产。”我们可以因袭蔡先生的话说：“必须一介不取，一介不予的人，方可以办国营事业。”
老派经济学为私有财产辩护的话甚多，其中有一个理由，在事实上很难得驳倒的，就是私人经营的事业之中；最富于创造进取的动机（ineentive），因为这财产是他自己的，所以他总是想种种方法，以谋改进。“视公如私”的人，不幸实在大少。但是自私就是社会进步的惟一的动力吗？我不敢相信。我认为这里面有很大的人生问题，也就是教育问题，不仅有关学校教育，而且更有关社会教育。因为社会的风气，就是一种很有力量的教育。
我是不赞成黄老哲学的人，我却极佩服老子，“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的主张（罗素所用译文为“Production without possession action without itself—assertion，development without doraination”尤为清晰动人。）
此中有极精深的道理。
我更不能忘记（《礼记‘礼运》中表现最高的社会理想，也是最理想的社会的两句话：“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诸已；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