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希金先生开始总是恳求罗伯特稍稍安静会，让他睡会儿觉，大小便不要在房间里，或者至少别订死窗户。后来他意识到罗伯特是无法沟通的，于是请求管理员换房间，管理员答应他换，但拖了两年多，还是没换成。久而久之，管理人员因为实现不了普希金先生的合理的愿望，由于内疚而产生了对普希金先生的怨愤之情。他们的逻辑很是可以理解，他们来这里工作，原本已是一种奉献，为什么被迫又产生了这种无能为力而又愧疚无奈的痛苦心境？罗伯特是个精神不正常的人，于是一切的源头似乎就是这个精神健全的普希金先生。而周围的人不知道为什么，总是也对他不友好。普希金先生就仿佛处在城堡里的卡夫卡，总在无头苍蝇一样的寻找解决自己问题的途径，然而总是找不到那个他觉得能解决问题的人。
既然求告无门，身体衰弱的普希金先生只好和精神不正常的罗伯特老人在那间不到12平方米的、总是关着窗户的小房间里矛盾不断，经常大打出手。后来调查人员发现，普希金先生甚至在自己枕头底下藏了一把刀。然而这原本是可以被理解的，普希金先生打不过脑子有问题又身强力壮的罗伯特。
悲剧发生的那天，普希金先生被吵的一夜没睡，两个人又口角打架，最后以普希金先生一拳打在罗伯特眼睛上告终。罗伯特大呼眼睛被打掉了！眼睛被打掉了。普希金先生立刻自己报了警，因为他在慌乱中，仿佛听到老人院有人报警（事实上他自己是唯一报警的人）。当时他觉得自己打得并不重，而且罗伯特的一只眼睛原本就有眼疾失明了，这原本不应该是一个多么严重的事情。
这些普希金先生说的事情，我和调查员多次走访那个老人院，大部分都得到了证实。但是，在那个艰难的生存环境里，大家都对普希金先生怀有幸灾乐祸的心情，因此说话的口气总是对普希金先生不利的。想起来原因也很简单，因为普希金先生是移民，因为他受过良好教育，和他们是不一样的人。而且最重要的是，在过去的两年里，普希金先生总是要求换房间，而大家都知道罗伯特是个糟糕的室友，人人都因此害怕会把这个大怪物扔给自己，讨厌惹出这个麻烦的普希金先生。
警察到了后，把两个人都带走了。普希金先生身上有伤痕，罗伯特的一只眼球被打爆了，刚好是原本就失明的那一只。我和丽莎去了检察官办公室好多次，试图说服他在普希金先生所处的环境里，发生的事情是一场悲剧，不是任何人的责任。地区检察官一直态度很好，给了我们很大的希望。我也常常去看普希金先生，陪他说话，安抚他。他是个和Larry一样的穷人，而且在美国孤身一人，无依无靠，谁会来保释他？因此这样一个60岁出头的患有严重心脏病的老人，就在没有被起诉的情况下被关在监狱里，一关就是半年多。开始他被关在detention center，后来时间长乐了，就被转移到Rikers Island监狱。那里犯人多，医疗条件差。他几次通过我们在Rikers Island的社工给我传消息，说拿不到治高血压的药，已经好久没吃药了，身体很差。我也一遍遍打电话给Rikers Island的监狱管理人员，和他们说问题的严重性。
大陪审团起诉（grand jury indictment）前两天，他被从Rikers Island转到法庭监狱，我去看他。他非常高兴，先是给我展示了他的新衣服和新裤子，其实就是一件白衬衫，和卡其布裤子，说是我们在Rikers Isand的护工专门为他出庭准备的。他还给我看一件叠好的西装，说后天要穿上。和我说后来拿到了药，非常感激我，现在身体好多了。还给我看最近在看的书，是波兰女诗人辛波斯卡的传记。
我说，我记得辛波斯卡的一句诗，“他们两人都相信/是一股突发的热情让他俩交会”，普希金先生就高兴的用波兰语接下去，“这样的笃定是美丽的/但变化无常更是美丽/既然从未见过面/所以他们确定/彼此并无任何瓜葛”。他用波兰文说一句，给我翻成英文一句。
他说，这本书是他让他女儿寄来的，女儿还给他寄了好几本书。说丽莎帮他和他女儿取得了联系，还说他在波兰的朋友会帮他安排女儿来美国，这样等他出狱了，就可以和女儿生活在一起，再也不用回到那个老人院了……丽莎和他说，地区检察官很同情他，说不会以很重的罪名起诉，应该只有半年到一年的刑期，而他已经坐了大半年监狱了，可以抵消大部分或者全部。那样的话，他很快就可以和女儿团聚了。说这些的时候，普希金先生两眼放光，对未来怀着无比的憧憬，高兴得像个孩子，嘴唇不停的颤抖，花白的胡子就像毛茸茸的小动物在动个不停。
谁知道，在两天后的grand jury indictment上，地区检察官以最重的罪名故意重伤害罪起诉普希金先生。他在法庭上完全利用了丽莎和他叙述的事实，但是完全从恶意的方面说，只说普希金先生的行为和故意，渲染被害人的可怜，一字不提他们的过往矛盾，也一字不提老人院给普希金先生创造的地狱般的生活环境。听这些的时候，我气得浑身发抖。丽莎却很平静，似乎已经预料到这种结果。普希金先生被地区检察官叫上证人席，接受他尖刻的毫不留情的质询。平时少言寡语反应缓慢的普希金先生急得结结巴巴，语无伦次，完全忘了我和丽莎反复叮嘱他的应答技巧。在大陪审团一致同意以故意重伤害罪起诉后，我看见丽莎的眼睛里也含着泪水。
我不敢面对普希金先生，不敢想象他的绝望和痛苦。大陪审团起诉结束后，凯蒂说有事请找我，我就走了，甚至没有勇气去安慰普希金先生，丽莎一个人去了。第二天是周末，隔天上班以后，丽莎和我说，普希金先生情绪很差，一直在问我去了哪里，说害怕见不到我了。说担心自己会死在监狱里，再也见不到我还有他的女儿。
那一周，普希金先生就被送回了Rikers Island，而我也再也没有见过他。2013年，我最后一次和丽莎联系，战战兢兢的问起普希金先生的近况。丽莎说，虽然以故意伤害罪起诉，但最后她争取到了很多减罪情节，加上普希金先生身体很差，最后只判了3年监禁，在判决日之前他已经坐了2年多监狱，因此只又监禁了不到四个月就释放了。但是他的女儿始终没有来，而且他的身体也在这三年里遭到了极大的破坏，他也只能回到那个老人院。
尽管这样，我从没有自责过，我想丽莎也没有。我也并不恨那个地区检察官。我、丽莎、地区检察官，都只是这个制度下的机器部件。我们必须尽最大努力、在这个制度允许的范围内做一切可能的事情，从而使这个机器能以最大的效率运转、保证最大程度的公平。地区检察官确实利用了我们，但是是在制度允许的范围内。我们被利用了，但我们的初衷也是为了争取制度下给与的最大权利。当然，前提是，这个社会有足够的资源，使得每个机器部件都状态良好，并且上了充足的油，同时机器运行的程序被非常精致的论证、设计过。显然，不是每个社会都适合这样的机器，如果不能保证每个部件都状态良好，比如检控双方一方部件精良、一方乱七八糟，或者机器程序本身是混乱的，那么这个机器越强大，对社会来说就越会成为灾难。
Arraignment法庭紧挨着法院后门，法院后门的外面，就是一个很大的篮球场。偶尔休息的时候，我常常站在后门口，看着篮球场上的一切。由于靠近混乱而租金便宜的中国城，篮球场上通常总是中国老人在下棋、打牌，还有黑人孩子打篮球。入冬以后，晚上的时候，天气寒冷，薄薄的雪覆盖了篮球场，有的时候我还能看见黑人孩子在打篮球。不管法庭里如何气氛诡异，我的心里怎么烦躁，走出大门，看着篮球场上的雪和淡黄色的路灯，还有打球的少年，想着他们打完球，就可以回到温暖的家里，总会觉得整个世界都安静下来。
那个时候，我觉得我已经超越了疯狂崇拜Michael时候的境界。读了那么多年法律和公共政策，什么social justice、司法体制、两党之争、社会理想，都已经变成了一堆让人麻木的词汇。我记得以前还在哈佛做政治学博士后的刘瑜说，有人说你整天写儿女情长，不关心国家大事，刘瑜回答他，我就是以关心国家大事为生的，能业余儿女情长一下吗？
Michael关注的那些问题，不管是他作为演员时候饰演的DA，还是他作为业余极端保守派政治评论家，是这个社会形而上的问题。他从没有贫穷过、从没有被社会嫌弃、抛弃过。进行那样的思考，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工作。然而并不是每个知识分子，都曾被命运抛弃为弱者，体会凄惶无助的感觉，以及作为弱者中的一员，愤然发声的机会。理性是有局限的，而同感心以及爱是超越这些局限的，因为它不想达成什么目的，只在乎心灵能探索到的深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