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住姥姥家，也就是舅舅家，因为舅舅从结婚就跟姥姥住在一起。舅舅自己有四个孩子，我和妹妹因为爸妈工作忙，一断奶也被送了回来，这个大家庭就有十口人：两位老人、两个大人、六个孩子。当时境况很不好，只有舅舅一个整劳力挣工分，姥爷给生产队看山岚，舅妈在妇女队，两人才能挣到一个整劳力的工分。所以年终开支，家里老是欠队上的钱，下一年再从开支钱里扣除，恶性循环的结果是家里一直很穷。虽然爸爸妈妈都大学毕业挣工资了，可爸爸还要供养爷爷奶奶一家子，妈妈只能负担我和妹妹的吃用，舅舅家里的生活还是很苦。
我是个不省心的小东西，挑食。一闻到舅妈在热腾腾的锅上下地瓜面条的甜不拉叽的味儿，就忍不住要哭。一看到玉米饼子和黑面包子，就坚定地闭上嘴。大人们一边骂我“不吃五谷吃六谷”，一边担心我饿死，就把豆包儿上那层纸一样薄的白面皮儿揭给我吃，还给我白皮儿饺子吃，可这丁点儿东西都吃了又怎么能够呢？于是吃完了饭在妹妹抹抹嘴出去玩的时候，舅妈总是给我个眼色，我就很乖巧地顺着炕沿儿溜下来，藏到旁边的小黑屋子里。这小黑屋子是个贮藏室，等闲没有人来。舅妈等妹妹出去后，就塞给我一些好东西吃，有时候是一块桃酥，有时候是两片饼干，都是逢年过节亲戚们走动时回的礼。我悄悄地吃，一边支着耳朵听外面的动静。妹妹出去跑了半天发现我没去，就回来了，问：“姐姐呢？”大人们就说：“刚才还在这儿呢，你再出去看看，是不是藏在院子旮旯里了？”我就抓紧时间吃干净，拍拍小手，趁她出门的当儿跑到门口大叫一声：“我在这儿！”妹妹赶紧叫来小朋友，玩儿起来。时间长了，幼稚的妹妹对我的失踪有了新的认识。有天，我正在吃着，听到外面通通通跑进来了妹妹，我把身子往屋角儿缩了缩，剩下的大半块饼干一把填进了嘴里。谁知道她并不问，而是过来一把掀开门帘儿，大声嚷：“姐姐又在这里吃什么好东西？”
后来怎么样我全忘记了，被饼干噎住的滋味不好受。
那天看到王小波的《沉默的大多数》，在强权下，保持沉默是维持自己人格独立的惟一选项，如果不用生命去抗争的话，这是最后的权利。我突然想到：当年我的沉默是为什么呢？
作为既得利益者，如果我声张，那就意味着我不能独享这块饼干，这个结果是我极不愿意看到的。每个人都是自己利益的最佳判断者，由此推论：社会中在王小波的沉默的大多数之外，还有一个沉默的群体。据我所知，前苏联就存在过这么一个。
从纪德的记录以及苏联倒台后透露出的一些资料来看，“十月革命初，列宁严格控制公务员与工人工资的比值不得超过1.8：1，到了50年代初斯大林逝世前，苏联高级干部的工资竟然高出工人工资的50倍，苏联社会出现了严重的贫富不均现象。苏联高级干部除了享受高工资外还享受其他特权：配给免费的高规格私家住宅一套；配给免收租金的乡村别墅一套；配给由国家支付工资的服务人员若干；享受第一流医院的免费治疗；轮流到黑海海滨豪华度假村免费度假；可以到特供商店购买便宜的紧俏货等。在赫鲁晓夫执政期间，高薪仍然存在，高级干部继续享有种种特权。除此之外，还为干部特别增加了免费用餐的内部食堂，新开设了一些专为特权阶层购物的外国货商店。从斯大林时期形成的苏联特权制度，经赫鲁晓夫的强化，在勃列日涅夫执政的18年里更加完善。一个上自苏共的政治局委员，下到各部部长和老布尔什维克的特权阶层在苏联已经很坦然的存在了。当时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根据官衔的大小，决定享有特权的等级。在莫斯科有100多家特殊的商店、食堂、裁缝店、理发馆、洗染店、照相馆等服务行业秘密为莫斯科的特权阶层服务。”[1]
享受这些特权的人对自己的优厚待遇讳莫如深，这个奇特的黑洞不发声不发光，却有惊人的吸引力，被吸进去的人从此噤声，过上了共产主义的好日子。所谓“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鸣的，出声的，是不平的小百姓，沉默的那部分呢，平了。
用待遇买来的沉默，因为其涉及人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所以这沉默是可靠的，但被收买了的沉默的人，如同被豢养的宠物，从人格上来讲是可悲的。如果把保存民族和政权的重任放到这些人身上，无疑是靠不住的。前苏联解体的时候，这些既得利益者没有一个站出来说话，无论是为豢养他的政党还是为自己良心的觉醒。平了，则永远地沉默下去。
所以，除了贼喊捉贼的假撇清者，能大声地说出好与不好，要与不要的人，是值得敬佩的，起码，他还没有被收买到沉默。
忘了说一句：小时候，饼干的美味无法抗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