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继承了我那位曾曾曾曾祖父的编号，二十二号囚犯。要介绍我的父亲，就必须从我这位祖父说起。我的这位祖父拥有巴黎高师的哲学博士学位，从二零三一年到二零四五年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经济学教授，他追随哈耶克的自由主义和完全竞争的经济学和哲学理论，并且对此发扬的有点过分。他不承认市场失灵和外部性，认为这不过是由于经济学家们的狭隘眼界和将事物局部化理解的错觉而已。他推崇哈耶克《货币的非国家化》一书，并向当时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交报告，要求允许私人机构发行货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鉴于我的这位祖父的经济学地位，批准在中国南部的几个省份实施该计划。但是人们都不愿持有这些私人机构的货币，因为这些私人货币使他们的爱国主义受到了损害，他们说他们宁愿扎辫子也不会这样做（他们中的一个人成功申请了吉尼斯世界纪录，成为世界上最爱国的一个人，为了爱国主义，他可以做任何事情）。我祖父说局部计划是行不通的（因为局部机制必然会受到外部影响），必须整体性地改造世界。他凭借两部专著《自由主义的胜利和秩序的瓦解》以及《罪犯如何改造世界》获得了不止一次菲尔诺经济学奖的提名。他的逻辑完美无缺，用纯粹的数理手段证明了他想要得到的结论。与此同时，他也被无数的政治和社会学家嘲讽和诟病，因为他的结论与现实世界相去甚远。
这位祖父认为世界上的监狱应该全部关闭，警察和军队应该下岗，所有的罪犯都应该无罪释放，政府应该宣布解散或至少只充当配角，管一些无关紧要的事务，人们理应持有枪械和刀具，杀死那些侮辱他们的人，无辜的人受伤只应被视为偶然事件，偶然的不快事件不是纯自由理论的瑕疵，而是世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罪犯并非危害社会的群体（从更宽泛和长远的意义上），我的这位疯癫的祖父反而把他们看做革命的先驱，他们突破古板的教条，突破净若死水的社会秩序，创造新奇和前卫的思想，并设法使自己的思想得到实践。他们喜欢鲜血，脑浆，风化的骨头，洛特雷阿蒙的诗歌和萨拉凯恩的戏剧，他们不断犯罪以迫使遵守规则的人为他们做出改变，他们不断试验以寻求最完美的社会制度（只要他们还想犯罪，那就证明这个社会还有缺陷）。
我这位祖父的言论教唆了世界上各大监狱不计其数的越狱行动，并鼓动了那些具有犯罪倾向的人频繁暴动，他们为自己与生俱来的犯罪天赋而自豪，并确信自己就是革命先驱。于是，这位激进的祖父受到了各大社会团体的联合指控，被世界法庭判为危害人类安全和教唆罪，刑期一千二百零四年，罪大恶极，无疑是有史以来刑期最长的罪犯。他的编号二十二号被印在《法律研究》的扉页上，用红色的叉叉标注。位于性染色体上的一对犯罪基因也被命名为二十二号基因（以纪念我祖父的卓越功勋）。
父亲不但继承了这位祖父的编号，而且继承了他怪诞但又具有完美逻辑的思想体系，但由于我父亲生性腼腆（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在绿皮火车里根本没有什么机会），他从不轻易向别人公开他的想法。他用铅笔在长长的纸上写字，那种密密麻麻但排列整齐的小字，然后卷成筒状。他写了整整两大箱这种筒状的手稿，安放在书架最下面的隔板上。当我后来卷开父亲的手稿时，发现上面的石墨印记已经很难辨认，只能勉强认出上面出现频率较高的字眼——犯罪，****，革命，乱伦，自由和理性。父亲的脸棱角分明，眼神深邃，有一对巨大的扇风耳，他面带微笑——那种微笑中带着沉思和冥想，沉默寡言，甚至对我也很少说话。
大法官们将一个天生智障兼有犯罪强迫症的女士配对给我的父亲，这位女士在怀孕生下我的时候犯罪强迫症发作，试图用脐带勒死我。我的父亲得时时提防我会忽然死于我的母亲之手。我母亲天生丽质，痴痴傻傻的时候是个十足的漂亮姑娘，她有斯堪的纳维亚人的玫瑰色瞳仁。可是她病症发作的时候，就变成了嗜血的怪物。我记得，我父亲摸清了她病症发作的时间，每一次在她尚痴痴傻傻的时候，就用绳子把她捆起来。我童年记忆里全是我母亲那歇斯底里的眼神——角膜上布满血丝，瞳孔缩小，睫毛不停抖动。我蜷缩在角落里，抱着我母亲的腿。
我父亲发现了我母亲的与众不同之处，准确地说是犯罪强迫症的与众不同之处。每次我母亲病症发作的时候，她的记忆力就出奇的好，可以一字不差地记住大段大段的我父亲读给她的诗歌和古典著作的片段。我父亲发现了她的这一特点，当给她读大段大段的文字时，她的病症就收到了抑制。她变得出奇地安静，眼睛瞪得大大的，嘴巴半张着，用手撩起她耳朵边的碎发，好让文字能畅通无阻地飘进去。父亲刚刚念完一段文字，母亲就那样开始喃喃自语，她的声音越来越清晰：
房门又响了起来，如同患了伤风感冒的嗓子，他先是随着女声演唱而打开，最后又随着一声沉闷的男人的撞击声关上，那猛一关听上去肆无忌惮极了。父亲走了，现在开始了两只金丝雀带来的更轻柔，更分散，也更绝望的噪音。以前我就想到——金丝雀的声音又使我重新想起——是不是我不该将门打开一条小缝，像蛇一样慢慢爬到隔壁房间，并趴在地上请求我的姐妹和她们的保姆保持安静。
我母亲的声音如此甜美，几乎让我的父亲陶醉。父亲甚至喜欢上了我母亲发病，我不知道他是喜欢上了发病时期的母亲，还是仅仅喜欢那种令人倾倒的疾病。他迫不及待要给我母亲念他自己写的东西。经过母亲声音的修饰，拙劣的东西也会变得高雅起来。不过我母亲不再听别人给她念那些古老的文字了，她开始自己念，不过不是照着书本念，她照着她脑子里想到的东西念，她念她自己写的诗，念她自己脑子里的小说，念她自己突发奇想的箴言，哲学断想，警句和从未存在过的不知意义的词汇。她念到“贝赫蒂公主在来自过去和来自未来的字母的双重打击下与世长辞……”。她念到“勃朗科维奇的鸽子”。她念到“必须将拇指和食指染成蓝色，透过它观察未来”。她还念到“米拉乌丝”“蝶桑”“米蒂人”。“米拉乌斯是一种会发光的花”她继续念到。
父亲感到如此惊异。他喃喃自语“你们瞧吧，犯罪是一种多么高尚的天分”。它是灵感和艺术的源泉。它也是一种智力活动。就这样，我父亲得出了与那位祖父雷同的结论，但他要温和地多。也许他不赞成将所有罪犯都无罪释放（他未明确表达过），而要求将罪犯进行分类——依据是他自娱自乐的犯罪基因显隐性假说。这些理论来自他的冥思和内省。每个人都携带有犯罪基因（当然大法官们不会承认这一点），犯罪基因显性表达的是穷凶极恶的罪犯，他们的智力用在了破坏上；犯罪基因隐形不表达的是正常人，他们平庸无能，只懂消费，复制和****；犯罪基因呈半显性部分表达（这种独特的表达需要不可多得的运气）的是我们常说的天才，他们能够抑制犯罪，但思想中始终存在******倾向。对于第一类人应该暂时关押以期抑制其犯罪冲动而向第三类人过渡，第二类人只是偶尔犯罪，但对社会进步毫无用处，可以随意处置，第三类人应该无罪释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