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人看来，“私妻子”（只照顾妻子和孩子）是不孝的。前面引述的《孝经·圣治章》中，也表达了相同的观点。前面提到的《二十四孝图》中，记述了一个至孝的例子。一个汉朝的穷人，没有能力筹备足够的食物来养活母亲和三岁的孩子。于是他对妻子说：“我们实在太穷了，孩子还要同母亲抢饭吃，这样连母亲都养不活。还是把这个孩子埋了吧，孩子死了，以后还可以生，要是母亲没了，我们就真的没妈了。”妻子不敢提出反对意见。于是穷人就挖了一道深坑，准备把孩子埋了。这时却发现坑里有一坛金币，坛上面写着这是给孝子的奖赏。假如没有这坛金子，孩子一定就被活埋掉了。这种过激的行为，在孝道的衡量下却变成了一种正当的行为。即使按照不能“私妻子”的原则，也不能用杀孩子的办法来增加其祖母的寿命。
但中国人有种观念，父母的重疾，可以通过食用子女身上的肉来治愈。这种方法是否真的有效，我们还没有确凿的证据。但《京报》上总有类似的报道。我所熟识的一位青年，就曾做过从自己的大腿上割肉以治愈母亲病情的事。像一个老兵夸耀自己的伤疤一样，他经常向旁人展示自己腿上的伤疤。但像这种事例还是不多见的。
正如孟子所说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中国人体现他们“孝”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繁衍后代，因为只有这样，祖先才会世世代代地受到祭拜，所以传宗接代也就成为中国人最重要的责任之一。因此，父母总希望做儿子的能够尽早结婚成家。三十六岁就做爷爷的中国人比比皆是。我所熟识的一位中国朋友，在他临死前，躺在病榻上不断地自责，说自己不孝：首先是不能活长一些，无法尽到为母亲送终的责任；其次是没办法为十来岁的儿子安排好婚事。你会在任何一个中国人身上看到这种行孝的观念。
休妻的七个理由中，最首要的因素就是没有生育男性后代。生儿子的重要性与迫切性催生了纳妾制度，由此也成为造成女性悲剧的原因之一。在此种社会观念的影响下，家庭中如果多了一位男性后代便皆大欢喜，倘若是女孩便愁眉苦脸。由此导致的溺婴事件在中国已经是习以为常的事了。就我们所知，南方地区发生的比率远比北方要高。但对此尚没有确切的数据统计，因为我们很难获得此类事件发生的具体信息。虽然私生子的数目也不占少数，但中国人都对此讳莫如深，不管在外面生的是男是女，都是不应该的。虽然在各个地区，人们所发现的杀死女婴的事件比实际发生的要少一些，但从中国人的道德观念上看，既然他们的孝道能够驱使他们将三岁的孩子活埋以供养祖母，那么杀死不受欢迎的女婴也就不会被视为一种罪恶了。
前面已经提到过，中国人要为去世的父母守孝三年，但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守孝的时间已缩短为二十七个月。《论语·阳货第十七》中记载，孔子的一个弟子认为只要一年就可以了，三年的服丧期实在是太长了，而且也没有必要。对于弟子的反驳，孔子则坚称，要做君子，在这三年服丧期间绝对不可以行乐；如果按照弟子的说法服丧一年，那么他就不受此限制了，这种行径就是“不仁”。
有很多人为了尽孝道，不惜贱卖仅有的一英亩土地，或者即使拆了房子也要筹钱为父母举办一场体面的葬礼。对于中国人而言，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不仅符合“礼”的要求，也是尽孝道的最佳体现，因而没有理由不这样做。但实际上这是社会的错误观念，中国人很少能够醒悟，或者说没有人能够明白其中的道理。
在古伯察教士的亲身经历中，就曾遇到一个典型的事例，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人是如何注重礼数与孝道的。
古伯察教士一直住在中国的南方地区。在他生活的第一年里，由于联系事务的关系，需要派一名信使到北京。当时他请的一名中国教师的家就在北京，这位教师已经有四年没和母亲联系了，他的母亲也不知道儿子的下落。教师完全有理由利用这次难得的机会给老母亲捎个信儿。但是当他听说信使即将启程时，这位教师招呼过来一名刚下课的学生，对他说：“替我写封信给我的母亲。速度要快，信使马上就要出发了。”对此古伯察教士感到非常奇怪，于是他向教师询问那名学生是否认识他的母亲，结果是否定的，那名学生根本不认识他的家人。“你不向他解释一下吗，否则他怎么知道该写些什么内容呢？”这位教师回答道：“他有什么不明白的呢？已经上了一年多的作文课，他已经掌握了不少文雅的词汇。应该知道怎样给母亲写信。”果然，那名学生很快就写好了信，教师对此很满意，在上面签了名字。当然，任何一位中国的母亲收到这样的信，都会十分高兴的。
中国人孝敬父母的表现，各个地区都有不同的形式。显而易见，在这种氛围下，至孝与不孝的行为都会出现极端的例子。杀害自己双亲的事例还算少见，只有疯子才会做出如此残忍的事情，尽管他们存在生理的缺陷，但官府并不会因此减轻惩罚。而一般人因为长期挣扎于极度的贫困之中，免不了迁怒于父母而对他们施暴。与此同时，各地也经常出现儿子自愿替父亲偿命的事情，这从正面显现了孝行的力量。尽管这名孝子的父亲可能是一个真正的恶棍。
信奉基督的国家与中国相比，维系家庭关系的纽带似乎有些过于松散。在这些从家庭关系中解放出来的西方人看来，中国人的孝道有许多值得学习的地方。比如遵从长辈的意见这一孝行正是盎格鲁-撒克逊人缺乏的品质。西方国家的孩子在长大成人之后，总是会脱离家庭，到自己想去的地方，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在中国人眼里，这样的行径只有成年后的牛犊和小驴对生育自己的母牛和母驴才会做得出来，这根本不符合中国人“礼”的要求。
如果我们能够站在中国人的角度考虑事情，那么我们就会意识到自己国家的道德准则还有许多地方需要完善。实际上，社会中的绝大部分人就像是住在玻璃房里，处处小心翼翼，不能乱扔石块。然而，如果我们不着重讨论一下中国人的孝道中存在的缺陷，这会对我们自身的进步产生不利的影响。
在西方人看来，中国人的孝道存在着五种严重的缺陷。前面已经否定了其中的两种，还存在其他三种。在中国人受到的有关“孝”的教育中，通常只强调子女对父母的责任，而父母对子女的责任却没有任何规定。像中国这样的国家，诸如此类的教导随处可见。而且世世代代一直传承着。
神的使徒保罗获得神的启示，在歌罗西的教会上谈到有关理想家庭的四大支柱时，他用精练的语言向人们讲述道：“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做妻子的，要顺从自己的丈夫，如同对主的顺从；做儿女的，要听从父母的教诲，这是主愿意看到的；做父亲的，不要对儿女动怒。”
孔子的教导言论所显现的智慧，有比以上的观点更全面、影响更深远的内容吗？中国人的教诲从来没有维护过女儿的利益，一切都从儿子的利益出发。长期以来，如果不是中国人缺乏观察的能力看不到问题的所在，那么，他们就会很容易地觉察到，这种观念的存在是对人性的残暴践踏。只因为性别的差异，男孩是家庭的中心，而女孩则是家庭的累赘，即便没有在生下来的时候就被弄死，此后也会遭到家人的白眼。
在中国家庭中，妻子处于十分卑贱的地位。有关丈夫对妻子的责任，孔子的教诲中没有提到这方面的内容。基督教要求男子应该离开父母，与妻子相守；而儒教则要求男子对父母绝对服从，作为妻子也必须这样做。如果晚辈与父母之间发生冲突，依照两者之间尊卑关系，晚辈必须无条件服从父母的意见。依照严格的家长制度构建的中国家庭模式，存在着严重的弊端。它压抑人的自然本性的需要，同时又将一些符合这种制度需要的人性驯化到了极端的程度。如此一来，长辈只要一息尚存，晚辈必须对他们惟命是从。由此人的本性被这种无形的枷锁长期束缚着，得不到合理发展的机会，常常发生畸形的蜕变。
对祖先的崇拜，是中国宗教信仰的真实体现。这种祖先崇拜制度是中国人被迫承受的最为沉重的负担。在晏马太博士的文章中，我们能看到最贴切的概括：“最可恨的是，活在世上的几亿中国人，被死人所统治。活在当下的人，被过去许多代死去的人所束缚。”祖先崇拜是令人沉闷的保守主义所呈现的最佳形态和最有力的保证。是时候改变这种状况了！如果不给保守主义一点颜色看看，适时地调整中国人的状态，他们如何去适应本世纪的新环境呢？如果中国人仍将那些逝去的无数代先人视作神明，中国社会如何能够真正向前迈进呢？
中国人实施这种孝道的真正原因，参杂着恐惧与自爱两种动机，这两个方面会对人们的内心产生巨大的影响。在中国人看来，神灵必须得到祭拜，他们所具有的恶势力令人生畏。“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孔子说的这句话意味深长。假如人们被察觉到有不敬之处，神灵就会发怒而对人们进行报复。所以要老老实实地去祭拜他们。这只是对中国祖先崇拜最为概括的说法。在实际生活中，要说明这个问题也十分容易。儿子为父亲尽孝道，同样，他的儿子也被要求这样做。生养男孩的目的就是为了这一点。“种树遮荫，养儿防老”，这是每个中国人都懂得的道理，他们就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时没有尿床的孩子，死后就没有人在坟前烧纸”，每一代人一生下来，就注定要报答上一代人的“养育之恩”，自己的下一代，也要对自己偿还相同的债务。这样一代传一代，就是尽孝道了。
对此，我们有一种十分忧虑的评论，认为中国人的这种极端的孝道既没有与上帝沟通，也没有给现实人的生活提供积极意义上的指导。在中国人眼中，祖先崇拜是孝道尽善尽美的表达，与多神论和无神论以及未知论同属一个范畴。死人就是神灵，在崇拜中人类所表现出的爱与恐惧，都源于世间的父母。这种观念中没有天父上帝的位置，他们对此毫无兴趣。基督教与祖先崇拜势不两立。要想将基督教引入中国，就必须使中国人放弃祖先崇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