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梭成名之后，他的家乡也记起了他。1754年，日内瓦邀请他荣归故里。当时日内瓦市民必须是加尔文派信徒，于是他只好再次该宗，恢复自己加尔文派信徒的身份。他当时也想在日内瓦定居，并把自己《论人间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的论文献给日内瓦的长老们。但是这些长老们并不领情，他们认为日内瓦的市民怎么能和其他地方的野蛮人平等呢？长老们并不是卢梭在日内瓦的阻碍，真正的阻碍是伏尔泰，他已经先于卢梭到日内瓦居住了。
在关于地震的道德问题方面，卢梭同伏尔泰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卢梭认为地震中死人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再说了，如果人们按照自然的生活方式散居在森林中，而不是住在高层的楼房中，会在地震中死去吗？双方的争论最后扩大到整个哲学界，两人身后都站着大量的拥护者。
卢梭迎来了生命中的作品多产期，1760年出版了小说《新爱洛伊斯》，1762年出版了《爱弥儿》和《社会契约论》。《爱弥儿》是一本讨论教育的书，原本不会引起当局的注意，但是在其中一篇《一个萨瓦牧师的信仰自白》中，他对自然宗教原理的理解同时惹怒了新旧两教。《社会契约论》则更是为这怒气火上浇油，他不但在这本书中畅谈民主，还否定了国王的权利是神赐予的。
这两本书给他带来了名气的同时，也让他陷入了困境，官方不断对他进行谴责。他不得不离开法国，日内瓦也回不去了，伯尔尼也将他拒之门外，最后弗里德里希大帝见他可怜，便给他提供了庇护，并允许他在自己领地上居住。于是他便在纳沙特尔附近的莫蒂埃定居下来。
他在那里一住就是三年，但是1765年他不得不再次出逃。原因是当地的乡亲与牧师起诉他投毒，并准备将他处死。这次他的目的地是英国，因为1762年休谟曾经说过愿意为他效劳。
在英国生活的最初阶段，卢梭非常得志，甚至还得到了乔治三世赐予的年金。当时他整日与柏克见面，还有休谟，他是对卢梭保持忠诚最长时间的人。但是卢梭最终患上了被害妄想症，他把休谟当成了要害他的人，这种精神病最终将他逼疯。他的晚年是在巴黎穷困潦倒的生活中度过的，有人认为他是死于自杀。
卢梭在一些领域内的地位非常重要，但是大多与哲学史无关，这里也就不再涉猎。我们关注的是他与哲学有关的学说，这些学说分为两部分：神学与政治学。
他在神学上的改革现在已经得到大多数新教神学家的承认。自从柏拉图开始，每一位哲学家如果他信仰宗教的话，都会给出支持自己信仰的理由。这些理由可能在我们今天看来非常幼稚或者站不住脚，如果不是深陷于宗教之内的话，是不会相信这些所谓的依据的。但是这些提出理由的哲学家却对此深信不疑，他们认为有素质、懂哲学、相信神存在的人，会通过他们的理由感受到神的存在的。
《爱弥儿》第四卷中的一段话，也称为《一个萨瓦牧师的信仰自白》，其中写到了一个引诱未婚女子的牧师，这位牧师后来被发现并因此蒙上了恶名。这段话便是出自这位牧师之口。在这段话中卢梭明确声明了自己的宗教信条。令大家吃惊的是，这段话从一开始便夹杂着大量引自亚里士多德、圣奥古斯丁、笛卡尔等人的话语。
这位牧师宣称自己信仰自然宗教，自然宗教是不需要神来启示的；世界上也只有这一种宗教能称之为宗教。他还说，无论是神对人的启示还是默示，都是需要别人的证明才存在的，但是人是会犯错误的，人的证明是不足信的。而自然宗教不需要中间人来传达，他直接启示到每一个人身上。
在理性与感性中选择感性，这不是一种进步。但在实际中，若是理性与宗教是在一起的，谁也不会抛弃理性选择感性。在卢梭所处的时期，理性是与宗教对立的，所以尽管伏尔泰支持理性，但注定要被打倒。再说，当时理性与感性本身就是比较模糊的概念。
卢梭虚构了“自然人”的实质，这点不谈，单就他将内心感情当做对客观事实的信念依据来说，我认为有两个缺陷。第一个缺陷是，无法证明对客观事实的信念是正确的；第二个缺陷是，对同一件事情来说，不同的人的内心会有不同的感情，这些感情被称为每个人的私心。比如说，不同于正常人，有的野蛮人内心中认为吃人是正确的、理性的，甚至是一项义务。伏尔泰笔下的野蛮人稍微理性一点，他们的理性告诉他们，只有传教士应该被吃掉。同样是吃，对于佛教徒来说，他们内心的佛祖教他们不能吃半点荤腥。再说了，就算是所有人内心想的都一样，也不能将内心的情感当做客观事实的依据。无论内心的感情多么统一，呼唤多么强烈，呼唤的事物多么重要，也不能决定这件事物是否存在。
下面说的是卢梭的政治学说。1762年出版的《社会契约论》中，卢梭阐述了自己的政治学说。就性质上来讲，这本书与他的其他作品都不一样。他在书中不断夸赞民主政治，但是他的学说中隐含着对集权主义国家的辩护。他生活过的城市和对古代生活的向往使他崇尚城邦制，而厌恶英国、法国之类的帝国模式。书中多次提到了斯巴达，每当提到普鲁塔克笔下的斯巴达，他都抑制不住赞美之词。他认为小国家适合民主制，中等国家适合贵族制，而大国家则适合君主制。需要说明的是，他是赞赏小国家模式的，原因之一便是小国家适合施行民主政治。但是他所谓的民主是指希腊模式的民主，就是每个公民都有权利参加选举。而他所处时代的代议制，被他称为“选举制贵族政治”。他赞赏的民主只能在小国家中才能实现，这表明他在政治学说中是赞赏城邦制的。
卢梭还在书中主张，主权者没有必要向国民发誓或者保证什么，因为组织它的那些人构成了它，人们怎么会与自己过不去呢？他们有着相同的利害。卢梭还说“主权者只需根据它实际是什么，便决定它应当是什么”。读者很容易误解这句话，这是对卢梭的术语用法不了解的缘故。他承认政府可能沦为专制政府，但是这里的主权者指的不是政府；并且这个主权者在任何形式的国家机关中都没有充分体现，它是略有一些形而上的实体。
洛克和他的追随者们认为私有制财产是神圣的，应该给予尊重；洛克还同孟德斯鸠一起为权能分离摇旗呐喊过。对于这些，卢梭都不感兴趣。他在后面对前面说过的话作过详细的阐述，但是与前面说过的有一些矛盾之处。这种错误他在其他地方也犯过好多次。第三卷第一章中他说，主权者的职责便是制定法律，政府以及各种形式的政府部门是主权者与国民之间联系的中转站。
书的最后一部分中，他讨论到了政府。他认为政府部门是一个组织，这个组织也有自己的利益和总意志，并且他们的利益和总意志同社会的利益以及总意志多半是对立的。他认为，大国政府看上去比小国政府更有实力，这说明大国政府更需要主权者的约束。
政府成员的意志有三种：个人意志、政府意志、总意志，三者之间的关系应该是越来越大。同时，有的人有支配别人的权利，政府职员无论何时都要齐心协力，将这种人身上的正义和理性的部分去掉。
卢梭认为总意志是永远不变的、无比纯洁的、永不犯错的，尽管如此，如何避免暴政的问题依然存在。这是一个老问题了，关于这个问题，卢梭的解决方案有时是在重复孟德斯鸠的观点，有时则认为应该坚持立法部门最高的地位；这里提到的立法部门若是民主的，这个立法部门便是指前面提到的主权者。他在前面提出了一些大的原则，这些原则应该是所有问题的总原则，但是到了后面，这些总原则总是同一些细枝末节的小问题相矛盾，失去了大原则的作用。
《社会契约论》在法国大革命中的地位就相当于基督教中的《圣经》，但是有的信徒并不愿意翻看《圣经》，或者只是随手一翻，不愿意花心思去研究和读懂它。民主政治理论家从这本书中汲取营养，用总意志的概念将领导者与民众联系起来。这本书在现实中最早的影响体现在罗伯斯庇尔的执政，卢梭的学说在后来俄国、德国的独裁统治中也都有所体现。这些学说对未来还会有什么样的影响，谁也不知道，我也不敢猜测。
康德
一、德国唯心论
以洛克、贝克莱和休谟为代表人物的英国经验主义哲学支配了十八世纪的哲学领域。虽然英国经验主义者是社会化的性情，但他们的理论哲学却是主观主义的。其实，早在古代晚期就存在主观主义了，那时的代表人物是奥古斯丁。到了近代，主观主义又被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复活了。再后来，莱布尼茨的“无窗单子说”使主观主义的发展暂时达到了顶峰。
洛克的自相矛盾只存在于理论上，但是，这并不影响他提出“人有三类关于实在的存在的知识”这一主张。朝着结束自相矛盾迈出重要一步的人是贝克莱。在贝克莱看来，外部世界都已经废除了，存在的只有心和心的表象。但是，尽管比洛克多迈了一步，他还是不能理解由洛克传下来的认识论原理的全部后果。如果他能前后完全一致，也许他会否定关于神的所有知识，也会否定来自心外的所有心的知识。与洛克和贝克莱相比，休谟的进步是达到了前后的完全一致。这表明，如果经验主义能达到逻辑的终点，那么此时产生的结果就很少有人能理解和承认了。不仅如此，此时的经验主义还可以在科学领域彻底根除理智相信和盲目轻信的区别。
在洛克、贝克莱和休谟等人对理性渐渐产生了厌倦心理的时候，卢梭登场亮相了。卢梭的出现不仅复苏了热忱，而且还承认了理性的破产，感情可以对理智犹豫不决的问题进行决断了。因此，从1750年到1794年，情感的言论越来越响亮，至少在法国，凶猛的感情在“热月政变”时暂时终止了。在德国，康德、费希特和黑格尔发展了想要在十八世纪末的破坏性学说中保卫知识和美德的一种新哲学。在康德和费希特的努力下，开始于笛卡尔的主观主义倾向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极端。这样看来的话，最初德国并没有对休谟的反作用。
作为德国唯心论奠基者的康德，虽然写了关于政治问题的若干有趣文章，但他在政治上并不重要。相反，费希特和黑格尔都提出了一些政治学说，这些学说对历史进程曾有过深刻影响，而且现在还是有深刻影响的。
康德、费希特和黑格尔的身份是对着学术界的听众授课的大学教授，不是对业余爱好者演讲的“有闲者”。他们起的作用虽然一部分是革命的，但他们的颠覆性却不是故意的，至少费希特和黑格尔明确体现出了尽心维护国家的决心。
二、康德哲学的大意
近代哲学家中最伟大的人物是伊曼努尔·康德（1724—1804年）。康德整个一生都住在东普鲁士首都柯尼斯堡。他的一生先后经历了七年战争、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当政的初期，然而虽然社会大环境是动乱的，但他个人的生活环境却是平稳无事的学院式环境。最初，他接受的是莱布尼茨的哲学，由伍尔夫派传授。然而对他产生深刻影响的却不是莱布尼茨，而是卢梭和休谟。在接受了卢梭和休谟的影响之后，他就放弃了莱布尼茨哲学。康德评价休谟和卢梭时说，休谟是个对手，必须予以驳斥；而卢梭给了他很深的影响。虽然康德接受的是虔诚的宗教教养，但在恐怖时代之前，他一直同情法国大革命，因为不论是政治上还是神学上，他都是绝对的自由主义者，而且还是民主主义者。
康德早期的著作很少涉及到哲学，主要以涉及科学的居多。里斯本发生地震之后，他又参与到了地震理论的探讨中。此外，他还写过一篇关于风的文章，还有一篇关于气候的短文。在这些科学著作中，最重要的是1755年出版的《自然通史和天体论》。在拉普拉斯星云假说之前，这本书就开始提倡星云假说，论述了一个可能的太阳系起源，只是没有像拉普拉斯那样，提出支持星云假说的正式理由。《自然通史和天体论》的若干部分带有明显的密尔顿式的严肃。
《纯粹理性批判》是康德最重要的著作。《纯粹理性批判》的目的是想证明，我们掌握的知识虽然不能超越经验，但与经验一样，有一部分知识也是先天的，并非由经验按归纳方式推断而来。按照康德的观点，先天的这一部分知识不仅包含逻辑，还包含了许多不能算是逻辑的内容。
休谟推断说，因果定律不是分析的，因此无法确信它的真实性。康德认可关于因果定律是综合的意见，但是主张先天能认识到因果定律。他认为，数学和几何学是综合的，但同样是先天的。由此，在叙述他的问题时，康德说出了“怎么可能有先天的综合判断”这样优美的语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