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是君子还是小人，一旦定位势必将被改写。刘邦流氓失信，赵匡胤无赖地痞，项羽与曹操分枭雄与奸雄，他们最终却可雄霸一方。以君子或小人论，又该如何来判定他们？再者如战场上惯常用的钩心斗角、挑拨离间，又有被国人津津乐道的三十六计，这些“小人”手段是否又可称为罪大恶极呢？
现实社会当中，“小人”们在事业上游刃有余时，被称为“君子”的人通常会不得志。难道他们的遭遇就是被“小人”陷害的吗？还是说采取的方式不对？还是思想过于陈旧，太受限制呢？我们总是从“卫道士”思想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其实“小人”并不像大家所说的那样毫无用处，最讨厌的人是世界的另一个我。这样如何对待“小人”就形成了一种新的人际关系学，它既是关于自身的心灵学，也是关于他人的哲学思考，又是社会学意义的助推器、动力阀，而小人的优点则是有待发现的幽灵。
看清小人与领导的“和谐关系”
想要弄清小人与领导的关系，那必须得借用武则天的告密制度。武则天为了稳定天下，创立了这么一个告密制度，显然这让很大一部分小人太得志了。大量的冤假错案，使得当时的环境变成了一个人间地狱。
其实，领导们也是不喜欢小人的，就比如曾有位大臣为给自己的母亲过生日违禁杀了一头猪，以宴请宾客。不曾想第二天就有人向武则天告发了此事，由于信奉佛教的武则天对自己所颁布的禁令的态度不明确，最后只是告诫违禁者：以后要把眼睛擦亮了，别把好吃的都喂了会咬人的狗。这位女皇帝还算圣明，由此我们也可看出，小人也并不得领导重用，他们只是被领导利用了而已。
小人的存在也是领导的一种需要，领导身边绝对不能少了这种人，他们甘为领导所利用，领导会通过小人观察员工们的动向，让小人为自已提供一切便利。金庸先生曾经说过：什么是江湖？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所以人就是江湖。这里我们可以套用一下：有组织就要有领导，有领导就有小人，小人与君子斗争，领导才能发挥其领袖作用。我们有时候也可以这么认为，领导创造丛林环境，小人以迷失自我为手段，达到与领导关系的高度“和谐”。但我们要明白这种和谐只是一种假象，而小人为这种和谐付出了人心道德的代价。
4挖出小人生长的环境
历经千年，小人已经发展成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历史文化现象。说是社会现象，是因为小人不存在于特定的组织里，而是分布在社会的各个角落。大家能认识就算是一种缘分，但缘也有“善”“孽”之分，善缘是朋友，孽缘是小人。说是历史现象，是因为小人从古到今都有，斩不净，杀不绝，说不清，道不白。你看看“三言二拍”里面的小人，让人感叹，昨天的小人和今天的小人何其相似乃尔。说是文化现象，是因为小人中外都有，但外国的小人和中国的小人是有所不同的，其思维方式不同，行为模式也不同。既然小人的历史这么悠久，范围这么广泛，可能存在一定的深层原因，现在我们就来揭秘一下。
始于嫉妒之心
大家经常会说，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由此可见，小人的形成首先是由特殊心理状态决定的，其中最典型也最明显的就是嫉妒。嫉妒产生于对他人的优势状态的不满，因为自身不能在短期获得，或者又不想通过正常竞争达到，而产生的怨恨、不悦、自惭等，并常常带有破坏性的负面性情感。嫉妒往往产生于同一个领域。
三国时，周瑜嫉妒诸葛亮的才华，费尽心思，屡次与诸葛亮过不去，最后却在“既生瑜，何生亮”的哀声中死去。再看看《红楼梦》中那个守门人焦大，无论贾宝玉是怎样的喜欢林黛玉，他都不可能嫉妒，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是同类人。所以“红眼病”的发病也是有条件的，吃醋要“酸”得起来也是有前提的。嫉妒作为一种很常见的情绪，一般的小嫉妒也不是什么坏事，或许还能够产生上进的动力，但是如果不掌握好一个度的话就会害人害己了。所以，巴尔扎克曾说：“嫉妒者受到的痛苦比任何人遭受的痛苦更大，自己的不幸和别人的幸福都使他痛苦万分。”
对社会资源分配的不满
在自然界，同一个领域的物种为了保证自己的生存而不得不通过竞争来获得更充足的食物资源，这可以说是自然选择的结果。我们人类也是一样，人们希望运用各种社会规范来达到资源分配的公正和公平，但是，这种努力是非常有限的，这就形成了著名的“马太效应”：“凡有的，还要分给他那叫多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这种好的愈好、坏的愈坏、多的愈多、少的愈少的现象，让很多人极为不满，使得人们在推崇具有“累计优势”群体的同时，也产生了剥夺他人优势的动机和行为，最终造就了小人的自然形成。
对现实冲突防御的需要
小人也非都是无事生非，他们也需要生存，只是在目的和手段上与君子不同而已。现实生活中，人们在对某种事物都极度需求的时候，就会发生对抗。此时两人必定交锋，在激烈的竞争中必定发生明显的破坏性。小人在冲突中想获取的东西，有时是背离意识和物质的，只是为了得到观念上的满足，或者是利益上的满足。如果不能满足小人，小人就要动心思了，特别是在被敬畏还是被爱戴的选择上，往往选择前者，这来自于马基雅维利的一句话：“被人敬畏要比受人爱戴更为安全。”
人性的弱点滋养了小人
大家都爱听信流言，似乎也热衷于传播流言。流言是人们寻求发泄不安和敌意的表现。小人最爱制造流言，散布流言，鼓动传播流言，就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君子用他们无意的行为帮助小人实现了目的，助长了小人的威风。喜欢奉承，爱听积极的、表扬的话是人类的天性。没有原则，夸大其词的奉承是小人常用的手段，小人就是通过奉承助长了人们的自我陶醉感。很多小人都有好人缘，需要满足眼前的利益，因为满足自身的生存和安全需要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能。小人则充分地利用了人类的这一弱点。小人最喜欢拉帮结伙，他们仅仅靠一件事，利用人们在某一问题上的不同看法迷惑众人，建立某一阵营。一个人，只要有朋友就必然有敌人，观点、观念的不同，利益上的冲突，道德观上的差异，情感上的恩怨都会使人与人之间产生敌意和恶感。小人就利用人们之间的仇恨来挑拨离间，搬弄是非，野心与实力不对称让小人走上了为了自己“远大的抱负”而不择手段的道路。
小人的滋生也非一天两天之事，经过上面几点分析，我们也看到了，小人也并不是自己主动选择去做那些卑鄙之事的，他们是在一系列外界条件的刺激之下，被动地走上了“小人之路”。
5君子能否斗得过小人
大家普遍认为君子斗不过小人，君子明事理、为大义，精力和智慧大多用在如何安邦、治国、富民、修习上，很少顾及提防暗箭；而小人谋私贪利、嫉贤妒能，必然将精力和聪明用在如何混淆是非、颠倒黑白、造谣中伤上。而且，当君子遭小人暗算时，因致力于正事而无暇保护自己，还大度地“沉默是金”，以为事实真能“说话”；而小人却有空四处活动、造谣生事，瞒上欺下，于是“三人成虎”，是也成非，非也成是了。如此两军对垒，似乎君子就处于弱势了。
小人自古便猖狂
中国的历史上不乏这么一章“小人史”，小人居然是打压不倒，已经值得用“史”来记载了。这是由封建政治的专制性和暗箱操作性决定的，封建帝王为了稳坐江山，想尽一切消除可动摇自己地位的隐患，而有意识地制造各种政治陷阱，这就为小人的猖狂营造了良好的政治氛围，那些忠于朝廷却不得帝王信任的君子反而成了小人攀权附贵的牺牲品。
历史上君子败给小人的事例数不胜数。战国时期赵国名将廉颇、李牧，当年也是戎马倥偬、南征北战，为赵国立下了汗马功劳，可是赵王身边的奸佞小人郭开、韩仓等人就喜欢在赵王面前玩儿手脚，使得廉颇只能流亡到异国他乡当“寓公”，在百无聊赖中郁郁而终；而李牧则不幸遇害，抱恨终生。再如燕国名将乐毅，曾是五国联军的统帅，攻下齐国七十余座城池，几乎要亡了齐国，为燕国洗去昔日遭齐入侵之耻。可经燕惠王身边的小人一挑拨、一捣乱，这乐毅便有了性命之忧，只能逃亡赵国，想要平定齐国的夙愿就此付诸东流。
还有唐朝的高仙芝和封常清，他们在“安史之乱”爆发后奉命据守潼关，对于叛军的兵锋甚锐、来势凶猛情形来说，不得不持重待机，坚壁不战。在当时的形势下，可以说是最好的战略部署。如果这种战略可实施，那潼关或许还有保留的可能，唐明皇或许不用“千乘万骑西南行”，逃命去往四川做“太上皇”了。可是经几个奸佞之徒那么一搅和，唐明皇竟然赐高、封二人丧师失地、畏葸不战的罪名，并将其残忍杀害，结果导致军心动摇。此时大势已去，又逼得继任者哥舒翰为了避免重蹈高、封两人之覆辙，而投降于贼酋安禄山。潼关最终失守，京城长安最终落入叛军之手，局面糜烂，不可收拾。小人乱政、奸佞受宠的恶果不堪设想！
而曹魏名将邓艾之死，是其同僚、无耻之徒钟会陷害的结果。邓艾率敢死队翻越人迹罕至的崎岖阴平，出奇制胜，兵临成都，立下平蜀第一功，这让身为主帅的钟会觉得特没面子。这个当年曾经陷害过大思想家嵇康的恶人，此时已是妒火中烧，于是给邓艾父子安上了个“谋反”的罪名，妄加诛杀。所幸的是“天道有常，报应不爽”，钟会自己最终也没有落得好下场，不久便死于更有手段的司马昭之手，罪名与邓艾相同，也是“谋反作乱”。南齐名将、时任南兖州刺史的王敬则之死，则是其东床快婿、著名诗人谢朓告密邀宠的结果。当时昏庸残暴的齐明帝对王敬则有颇多的猜忌，王敬则因忠于朝廷，而不免对齐明帝有些唠叨，由此双方关系日趋紧张。在这种情况下，那位文才超群的诗人谢朓，为了摆脱干系，从皇帝那里讨一份残羹冷炙，便不惜出卖亲情，诬告其岳父“怀有异志”，致使王敬则不明不白做了刀下冤魂。而谢朓却用岳丈大人的鲜血从朝廷换回一顶大大的官帽，被破格提升为尚书吏部郎。这位写过“二百年来无此诗”的大诗人，虽然才华横溢，甚至得到了李白的赏识，但在人品方面却有抹不掉的污点，同样是沾染了中国封建政治的恶习劣行--寡廉鲜耻，损人利己，投机钻营，落井下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