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奇对第十五团驻华问题的态度与众不同。他在迎接1935年11月抵达的新兵时发表讲话：“在天津驻扎，跟在其他国家驻扎一样，很容易让人不思进取。”驻华士兵生活在一个“到处是鸦片和莲花的国家……有大量的仆人满足我们的各种需求……一定要随时保持警惕，避免吸入过多的夹杂戈壁沙尘的莲花粉”。他称赞该团在当地外国人社区和其他国家驻华部队中都享有良好的声誉，强调士兵需要“举止优雅、干净整洁”。士兵们一定要“避免任何抨击其他国家的驻军和侨民的言论。在紧张的局势下，为国效力的最好方法就是保持冷静、公正的态度。军人的职责不是引起争端”。对中国人比较公平的是，他还告诫士兵：“不要因为你有能力，或者为了有面子而去粗暴对待中国苦力。”（他还说：“我不需要警告大家，中国商人会把你当傻瓜一样哄骗，但这是东方人做买卖的一种方式。”）他提醒士兵，该团曾多次“在保护天津免受中国败兵之军的侵害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随时可能应征阻止来自战区的难民潮。因此，他建议士兵把他们的座右铭“能干”再加上“最优”。
1937年5月，罗斯福总统从众多将领中任命林奇为步兵总长，并以少将身份调回华盛顿。1937年5月14日，约瑟夫·A·麦克安德鲁上校正式接替林奇在天津的职务。麦克安德鲁于1936年6月至1937年5月期间指挥第十五步兵团，次年带领该团人员撤回美国，他此前在堪萨斯州利文沃思堡的陆军指挥与参谋学院担任副司令。
7. 康纳准将
20世纪20年代曾有两名准将统率美国驻华部队，他们的风格迥异，对第十五团产生的巨大影响也截然不同。1922年11月10日，威廉·德沃德·康纳准将奉命指挥中国驻军，于1923年3月12日正式上任。1874年2月22日他生于威斯康星州。1897年6月11日，从美国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后被派到工兵部队，直到1918年6月26日升任准将。康纳经历了菲律宾的美西战争，参加了攻陷马尼拉的战斗，随后又从事镇压菲律宾起义的任务。
一战期间，他先后出任美国远征军司令部第4处（后勤处）助理参谋长、第32师参谋长、美国第二远征军第二基地区司令官以及后勤补给处参谋长。1919年9月，康纳领导美国远征军驻法国部队清算处，1920年1月1日撤出法国。战后他相继任工兵学校指挥官、内河沿海航道部部长、陆军部第四处助理参谋长。1925年9月1日升任少将后，也自然被调离中国，回到美国后受命指挥位于得克萨斯州休斯敦山姆堡的第二师。康纳是一位士兵们爱戴的指挥官，也颇得中国人的好感，其高超的外交艺术获得来自各方面的如潮好评。他还将汉语制定为第十五步兵团官兵的必修课。
8. 卡斯特纳准将
与康纳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的继任者约瑟夫·C·卡斯特纳准将，他于1926年5月抵达天津。从罗格斯大学毕业后，卡斯特纳1891年以少尉军衔入伍。1898年被提升为中尉，参与了在古巴的圣地亚哥战役。随后在镇压菲律宾起义过程中，他参与了艰苦的野外作战，战争后期因担任驻菲律宾骑兵中队的指挥官而出名。美国参与一战前，他刚从军事战争学院毕业。卡斯特纳在法国指挥第五师的第九步兵旅，参加了在默兹-阿尔贡、圣米尔赫的战斗。后来一直与第五师驻守卢森堡，直到1919年春末才回到美国。他于1920年从利文沃思堡的美国军事指挥与参谋学院毕业，1921年再次从美国陆军军事学院毕业。同年升任正规陆军准将，指挥第一骑兵师某旅，并曾一度指挥整个师。第一骑兵师的指挥部设在德克萨斯州布利斯堡，是当时美国陆军装备最强大的师。
卡斯特纳是个直率、不说废话、勤奋的步兵军官，后有四年的时间转任骑兵军官，“颇具军人普遍的暴躁脾气，以简单粗暴为荣”。他带给第十五步兵团的影响很快显露出来。芬尼在《中国通》中把卡斯特纳形容成，“体形硕大，骨架和肚子都很大。看起来很胖，实际上是个肌肉发达的巨人”。他衣着随便，经常穿着“一件没熨过的美军草绿色衬衫，几乎褪成白色的卡其布马裤，打着绑腿，和一双士兵穿的军鞋”。芬尼还说“要不是他衣领上的银星，没人能看出来他是一名将军”。他总是强调健壮的体魄，坚信“只有通过艰苦的军事训练和长途行军才能造就一支纪律严明、顽强的部队，由他亲自率领的拉练行进速度很快，队伍末尾的士兵几乎是跑完全程”。《哨兵报》曾经想弄明白“一个长期在骑兵师任职的军官何以在训练驻华步兵团在行军上如此有成效呢？”1927年11月18日，卡斯特纳生日那天，纽威尔上校如此向他祝贺：“将军，我们希望到您这个年龄的时候还能像您走得一样快一样远。”卡斯特纳苦笑道：“那你们就得多练练了。”
卡斯特纳的这种管理方式曾一度导致其在津任职期间第十五步兵团的长期内部矛盾，相比之下团里很多军官更倾向于人缘好、能力强、理智的康纳，都“指控卡斯特纳有精神疾病”以期迫使其离任。然而曾在20世纪20年代于天津指挥海军陆战队第三旅达18个月的“老辣的眼睛”斯迈德利·巴特勒准将，却与其颇为投缘，认为卡斯特纳是“从诸多军事院校毕业后仍不失朴实的优秀老派陆军军官”。也就是说，他非常像巴特勒自己。
卡斯特纳上任后几个月，《哨兵报》刊登满了他那令人痛苦的长途拉练的报道。按他自己的说法，他只是想使第十五团准备在必要时驰援北京的疏散或者其他部队，1900年义和团运动期间就出现过此种情况，大部分观察家认为发生这种情况的可能性很小。1927年10月28日，卡斯特纳又命令全团官兵进行全程21英里的拉练，整个过程只用5小时20分钟，平均时速每小时3.94英里。《哨兵报》中“行军”的专栏报道作者艾玛·沃克以幽默的口吻写道：“就个人而言，整个拉练中，我唯独不喜欢最后19英里。我最爱在早上轻松愉快地走过几个街道，这让人一整天都能振作起来。但是走了几条街后是几英里，几英里后是几个镇，镇接着县，县变成了直隶省，旅游指南上说，这一路上都是一望无际的冲积平原。”团里的一位诗人对此的刻画最为形象，诗的结尾是这样的：
如果有人说几十英里不算什么，
说拉练是他心之所愿，
说他享受沉重的背包
带给肩上的重担，
那他不只是人，还是个骗子。
《哨兵报》次月报道，该团11月份的表现促使卡斯特纳命令各连必须在1927年12月10日早晨完成不少于5英里的跑步行军训练，“后来改成了每月的第一个周六，在团级和营级指挥官的监督下，由各连长亲自带兵进行”。长途拉练已成为定期比赛项目，“每个人都盼着它，也有不少人心存畏惧”，在终点线处精心搭建的舞台上，一块大木板上贴着地图表明各支队伍的行程进度，每个里程碑处还设置了野战电话以随时报告各队所处的位置。
但卡斯特纳最终做得很过火，他竟然计划让士兵们在三天之内完成100英里的行军训练。第一天，也就是1928年11月12日，全团行军超过30英里，由于士兵太过劳累而不得不中止。一名陆军总监察长路易斯·范夏伊克上校在结束了菲律宾的视察后，来到第十五团调查，他目睹了这一天的艰辛。鉴于该团的状况，他命令卡斯特纳中止行军。尽管在军衔上低于卡斯特纳，但他具有华盛顿总监察长办公室的授权， “告诫卡斯特纳他将在必要时向华盛顿发电报以阻止他。卡斯特纳愤怒地接受了这一命令，长途行军暂被取消”。芬尼在其1960年所着中回忆：“32年过去了，亲历过当时行军拉练的士兵们仍觉得是一场难以抹去的噩梦。”由于卡斯特纳的行军拉练及监察长的介入，芬尼提到美军重新调查了“整个过度行军事件，并责令减轻训练强度”。因此每年一度的5英里越野跑就成了第十五团最具挑战性的项目，用以检验士兵的体能和勇气。
卡斯特纳体壮如熊，他要求有关各方全力配合，尽可能让更多的士兵参加体育竞赛，这不仅对自身有益，还能“给团里增光”。他希望通过加强体育锻炼来提高在他看来已明显松懈的士气，因此把晨练时间中的一个半小时设为集体运动项目时间，且严格规定了每个士兵体育锻炼的标准。还为主要集体运动项目设置了 “专门负责人”，以考核申请加入的人。
1929年2月2日那一期《哨兵报》无疑使第十五团的士兵非常高兴，上面登载了卡斯特纳被免去驻华指挥官的职务，将奉命前往华盛顿路易堡任职的消息。该团因此再次归属菲律宾部管辖。卡斯特纳在天津没有替代者。
曾经领导过第十五团的一些指挥官在离开中国后一帆风顺。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威廉·D·康纳将军曾任陆军军事学院的院长，1932年至1938年间任西点军校校长，他缜密的思维和丰富的经验在那里得到充分利用。坎贝尔·金于1924年7月升任准将，在职业生涯后期，他先在华盛顿任助理参谋长，从1929年6月30日起，又在佐治亚州本宁堡的着名步兵学校当了四年校长，团结了一批曾在天津第十五团呆过的名将。1933年7月1日，他以少将军衔退役。在20世纪30年代担任步兵总长的林奇一直是对步兵的重要发展举足轻重的人，他努力在二战来临前夕使军队现代化，但由于种种原因而收效甚微。
第十五团的历任指挥官中，有印第安斗士，也不乏后来在二战中掌控中国乃至整个文明世界命运的人物。他们支撑着该团的历史，进而帮助美军从步兵时代进入陆军时代，甚至更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