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庄子所处的社会时代与老子所处的时代不同，庄子思考问题的重点不是社会政治，而是个体人生，是人的精神状态，是人的精神生活。庄子哲学的基本课题是确立人的精神家园，是要为人的精神生活寻求一种安顿。
讲庄子哲学，从那里讲起？每个人所处的时代不同，每个人遇到的问题不同，因此，每个人的问题意识、每个人思考问题的角度都会有所不同。庄子哲学的基本问题是什么？庄子哲学的出发点是什么？这是我们应当首先考察的问题。
1. 庄子所处的时代
庄子所生活的时代，和孔子所生活的时代，和老子所生活的时代，不是一个时代。庄子生活于战国中期，庄子所遇到的问题，不是老子所遇到的问题，也不是孔子所遇到的问题，甚至也不是孟子所遇到的问题。每个人对于问题有一种自己的考虑，有自己对问题的一种领会、一种理解。
在老子的时代，在孔子的时代，社会出现混乱，老子也好，孔子也罢，还有比孔子稍晚的墨子，他们所遇到的问题，主要是社会动乱、社会混乱的问题，他们思想的出发点是要寻求一种解决社会矛盾、社会问题的途径和方法。
孔子认为应当兴仁扬义。孔子讲“克己复礼”，通过“恢复周礼”，来维护、恢复社会的稳定和秩序。
而老子不这样看，老子认为应当采取“自然无为”、无为而治的方法，来恢复社会的秩序，实现社会的稳定。
那么墨子呢？墨子也遇到这样一个问题，墨子的问题与老子的问题、孔子的问题是一样的。但墨子怎么讲呢？墨子认为应当提倡“非攻”，应当提倡“兼爱”。应当以“非攻”、“兼爱”反对战争。
这是这一个时代中国重要思想家的基本观点，这是第一个时代。这个时代是什么时代？是春秋战国之际，是春秋到战国交际这样一个时代。
但是到了孟子的时候，就不再是这个问题了。孟子是儒家思想的重要代表人物，他的思想是直接继承孔子的。在孔子那里，他只讲到一个普遍，他只讲到应当行仁，应当行义。但是在孟子这里，他就不是简单地讲行仁行义。他认为首先应当是国君行仁行义。国君行仁行义，推行一种仁义之政，孟子把它叫做“仁政”。在孟子看来，国君推行仁政，才是解决当时社会问题的关键。所以仁义的观念，到了孟子这里就变成了一种仁政的观念。
与孟子同时的庄子，他所遇到的问题，和孟子所遇到的问题相似，或者至少说相近，他也不是简单地像老子那样讲到一个“无为而治”，或者说像孔子所讲的那样一个“兴仁扬义”，或者像墨子讲的那样一个“兼爱非攻”。他并不认为通过这些就可以改变社会面貌，就可以救治社会弊病。
庄子认为，这样一些问题，现在根本就无从谈起。他怎么讲呢？他说在这样一个时代，一个人连自己的性命都无法保障的时候，要让这个人谈论国家的大事、国家的大政方针，那根本是不可能的。所以他首先考虑的问题是什么？他考虑的问题是个人的生存，是个人的存在。
《人间世》篇讲：
天下有道，圣人成焉；天下无道，圣人生焉；方今之时，仅免刑焉。
庄子通过这三句话，概括了当时的社会状态。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一个人能够保全自己的性命，能够那样活下来，就已经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我们在《庄子》一书中，看到过很多受过肉刑的人，如《养生主》中的右师，《德充符》的申徒嘉、叔山无趾等，可以想见，在庄子生活的时代，一个人的身体要保持完好而不被残害，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这就是庄子所谓的“方今之时，仅免刑焉”。
在庄子看来，一个人首先应当保全自己，才可以去保全别人，才可以去救治别人。《人间世》篇讲：
古之至人，先存诸己而后存诸人。所存于己者未定，何暇至于暴人之所行。
一个人首先自己要能够生存，我能够生存，我才可以考虑到其他的问题。我现在生存的问题都无法考虑，我怎么有时间、有精力去考虑那些所谓的国家大事呢？
2. 庄子思想的出发点
在庄子看来，一个人首先应当维护自己的生命。一个人把自己的生命维持下来，那么整个社会才有了一个存在的基础。
庄子并不是没有救治社会的良方，庄子也有救治社会弊病的良方。在庄子看来，救治社会的良方，简单来讲就是没有良方，或者说不需要良方。
《庄子》书里有一篇篇名叫《在宥》的文章第一句话是：
闻在宥天下，不闻治天下也。
也许在庄子看来，老子、孔子、墨子这些人，他们所提倡的治理国家的方针政策，都是一种治。但实际上，各种治都是没有必要的。
“闻在宥天下”。什么是“在宥”？“在”就是自在、自由；“宥”就是宽宥、原谅原恕。那么也就是说，作为一个统治者，应当以非常宽松的政策对待百姓、对待民众，或者说你尽量少管他们，或什么都不要管，让他们自由自在。
这个思想，其实在老子那里也有。老子把它叫做“无为而治”，而庄子把它叫做“在宥”。但是“在宥”不是一种治理社会、管理社会的政策，它甚至可以说是没有政策，没有政策就是政策。
为什么要提倡“在宥”呢？在庄子看来，古代社会本来就是这样一个状态。
《缮性》篇讲，人类最早的时代是人与万物群生共处的时代。“人虽有知，无所用之。”人有没有知识？有知识，但是不知道将知识用到什么地方，或者说，知识根本就没有用武之地，也不需要有用武之地。那个时候人们什么事都可以不做，或者说人们一天就是无所事事。冬天的时候在阳光下晒太阳，夏天的时候在树荫下乘凉。这叫“莫之为而常自然”。
后来到了伏羲氏为天子的时代，道德开始衰落。人们不再无所事事，人们在做事。在做什么事？人们凭着自己的本性做事。每个人都凭着自己的本性做事，没有人要求别人和自己一致，没有人要求别人按照自己的方式来做事。这叫“顺而不一”。
到了黄帝为天子的时代，道德进一步衰落。人们不是凭着自己的本性做事，人们知道有所取舍，但是人与人之间，还可以做到相安无事。这叫“安而不顺”。
到了唐尧、虞舜的时代，唐尧、虞舜开始教化人类。教化人们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当人们知道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的时候，原始纯朴的状态就不复存在了。
其实老子也讲过这样的话。老子讲：“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道而后有德。有道的时代，就是一种“莫之为而常自然”的时代。有德的时代，就是一种“顺而不一”的时代。失德而后有仁。有仁的时代，就是一种“安而不顺”的时代。
儒家强调仁、突出仁，但在道家看来，仁之上还有德，德之上还有道。最好的社会状态，并不是一个如儒家所讲的，人人安顺守己，社会秩序井然的社会状态，而是一个有道的时代。
庄子把这种时代叫做“至德之世”。“至德之世，不尚贤，不使能，上如标枝，民如野鹿。”民众就像野鹿一般，自由自在而无所事事。至德之世人们也可以做事，但完全是凭着自己的本性做事。“端正而不知以为义，相爱而不知以为仁，实而不知以为忠，当而不知以为信。”这就是一个“在宥”的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