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在庄子看来，人自身的存在与发展高于一切。人不应当成为某种外在于自身的东西的工具。庄子追求的，是个体人格的自在、自由与洒脱，是个体精神的逍遥无羁。自然、自在、自由、自性的人生，才是真正的人生。
人只有一个人生，人生是短暂的，也是不可回复的。人的一生应当怎样度过？人应当过什么样的生活？这就是关于人生的理论。
1. 儒道人生论的不同
道家的人生论与儒家的人生论很不相同。
在儒家学派看来，人是异于并高于动物的族类。人之所以异于并高于动物，就在于人作为人，具有人伦操守，人懂得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孟子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孟子?离娄下》）这里所去所存者，即人的人伦操守。荀子说：“人之所以为人者，非特二足而无毛也，以其有辨也。”（《荀子?非相》）人之有辨，是指人具有明辨是非然否的能力。荀子还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荀子?王制》）
人之所以是贵者，在于人有义。何为义？韩愈讲：“行而宜之之为义。”义就是为其所当为、行其所当行。人之所以为人，并不在于人有知觉、有生命，而在于人懂得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进而言之，人作为人，首先是社会成员。人作为社会成员，就应当遵守、履行人的一系列行为规范。这些行为规范，在儒家看来，就是所谓的礼。
人作为人，当然存在着各种欲望，但是在儒家看来，人应当以保守自己的人伦操守作为自己最大的欲望，甚至应当不惜为此而牺牲一切。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闻道”，即懂得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早上知道什么可做，什么不可做，晚上死也不觉得遗憾。孟子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人生意义、人生价值的根本就在于懂得并履行人的社会责任。
强调个体对于社会、团体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这是儒家人文精神的根本。儒家强调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由此，儒家特别推崇人的角色意识。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君之为君，就要像个君，就要做君所当做之事；臣之为臣，就要像个臣，就要做臣当做之事；父之为父，就要像个父，就要做父当做之事；子之为子，就要像个子，就要做子当做之事。每个人都应当努力扮演好自己的社会角色，每个人都是社会集体的一个成员。
要求每个人都应当努力扮演好自己的社会角色，这样一种价值观念，发展到一定程度，就成为一种束缚。一个人同时具有多重身份，一个人在不同场合，具有不同的身份，就只能做自己身份必须做的事，而不能做自己身份不允许做的事。所谓人，在儒家看来，就是各种身份的一种集合，就是要时时刻刻努力扮演好自己的社会角色。一个人的人生意义和人生价值，就在于不折不扣地推行仁义，完成自己的社会角色义务。除此之外，孔子以至儒家学派并不认为个人还有独立的个人追求、生存价值和生存意义。
由此，孔子特别强调对于自我的克制，强调“克己复礼”，并再三申明：“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强调“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论语?子罕》）总之，就是要冥灭自我，消除一切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人是各种身份的集合，除各种身份外，人便一无所有。在儒家看来，人没有、也不该有任何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
儒家文化对中国人的心理习惯和行为方式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我们每个人都不得不受儒家文化的影响。比如大学生放假回家了，家乡的人不是说你回家了，不是说张三回来了，李四回来了，而是说：某某的儿子从北京回来了，某某的姑娘从上海回来了。也许你不认识他们，但是他们认识你，他们不是认识你本人，而是知道你是谁的儿子，你是谁的姑娘。你考上大学了，你感到荣耀，但是更荣耀的也许是你的家人。因为认识你父亲的人、认识你母亲的人，比认识你的人多得多。人们不会说某某考上清华了，而是说：某某的儿子今年考上清华了。你所承载的不是一个你，不是一个单独的你自己，而是你的社会身份，是你的社会角色。
在儒家看来，一个人之所以成为一个人，就是因为他是一个社会成员，作为一个社会成员，他要尽到自己作为社会成员的责任，尽到自己作为社会成员的义务。
巴金《家》里的觉新，他是长子长孙，受过现代思想的影响，他有新思想，有新观念，与他的四叔、五叔不一样，与他的爷爷不一样。但是，他不能像他的弟弟觉慧那样。觉慧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但是觉新不一样，他虽然不愿意，但是有人让他去陪着他的那些婶子们去打牌，他不去还不行。觉新所表现出来的痛苦要比觉慧的痛苦更多。因为他自己不愿意这样做，但是由于这种特殊的地位、身份，他又不得不这样做。他感到痛苦，他的这种痛苦是别人所不可理解的。他的长辈抱怨他，他的弟弟埋怨他，而他自己却没有办法。觉新是一个文化的悲剧，也是一个时代的悲剧。
人时刻都在演戏，都在扮演角色，但由此却丢失了自己，不知道自己为谁活着。人什么都可以扮演，却唯独找不到自己，唯独不能扮演自己。所以，在儒家那里，虽然具有极强的理性人格，虽然极为突出人的积极入世，强调人的刚健有为，但却没有真正的个体人格。
儒家大力提倡人伦关系，然而在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五伦之中，除朋友一伦外，其他双方均是处于不平等的地位。臣对于君，子对于父，妇对于夫，幼对于长，是根本无独立人格可言的。正所谓“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让子亡，子不得不亡。”孔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论语?学而》）孝的关键就是遵命、从命、恭顺、服从。子对于父，只有遵命、服从的义务，而无任何独立之志可言。
人伦、纲常，以至道德、政治，本来是维护社会正常秩序，以使人充分发展，使人实现自己的条件和手段，但是在儒家这里，手段却成为唯一的最高的目的，而本该作为目的的人本身却只能屈而下之，流落成为单纯的卑劣的手段。
与儒家对于人的工具性不同，道家则大力推崇人的自主性与独立性，强调人的自主、自由与自尊。在道家看来，人本身的生存与发展就是人最高的目的，每个人都应当成为自己生命的主人，成为自己生命的主宰，而不是成为他人或功名利禄等身外之物的工具。
2. 人自身的存在与发展
在庄子看来，人自身的存在与发展高于一切。人的一切所作所为，都是为了人自身的存在和发展，都是为了使人更好地生活。
更好地生活，自然、自在、自由、自性地生活，这本来就是生命的真谛，这本来就是生命的意义，也是人生的最高目的。如果离开这一最高目的而片面追求功名利禄，就是对人的无情的损害与摧残。
《骈拇》篇讲：
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则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名，大夫则以身殉家，圣人则以身殉天下。故此数子者，事业不同，名声异号，然其伤性以身为殉，一也。
“三代以下”，也就是夏、商、周之后，自然纯朴的社会状态不复存在了，天下所有的人都为了一个外在物而损害自己的生命。普通人追求利，而使自己变成了利的牺牲品；士追求名，而使自己变成了名的牺牲品；大夫追求成家，而使自己成为家的牺牲品；圣人追求名扬天下，而使自己成为事业的牺牲品。这些人所做的事业不同，名声也不相同，但是，都对自己的生命做工具性对待，都对自身的生命做无情的毁伤，都使自身成为某种外在于自己的东西的奴隶。在这一方面，这些人是没有任何分别的。
君子、小人在世人眼里，有天壤之别，而在庄子眼里，他们并不存在差异。《骈拇》篇讲：
伯夷死名于首阳之下，盗跖死利于东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于残生伤性，均也。
伯夷是商代末年孤竹国的王子。周武王伐纣的时候，伯夷劝告武王不要伐纣。后来武王取得天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所有的土地都成为周朝的土地，土地里生长出来的粮食，也都成为周朝的粮食。伯夷与他的弟弟叔齐，“不食周粟”，采摘树上的野果充饥，最后饿死在首阳山下。
儒家对伯夷、叔齐非常推崇。子贡曾经问孔子，“伯夷叔齐何人也？”孔子回答：“古之贤人也！”儒家将伯夷、叔齐当成君子的化身，当成君子的代名词。
跖是春秋时代的一个强盗，手下有数千人。在儒家那里，跖是违法作乱之徒，所以也将他称作“盗跖”。
在儒家看来，伯夷与盗跖，有天壤之别。一个是君子，一个是违法作乱的势利小人。而在庄子看来，他们都对自己的身心性命做工具性的对待。从做工具性对待意义上而言，这两个人是没有什么不同的。虽然“所死不同”，但是“残生伤性，均也”。
庄子说伯夷是为了求名，有没有依据呢？也不是没有依据。孔子就讲过：“君子去仁，恶乎成名？”还讲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君子不怕颠沛，不怕造次，怕的是一辈子没有成名。
不管是死于名，还是死于利，都是“残生伤性”；不管是殉利、殉名，还是殉家，以至殉天下，都是“伤性以身为殉”。在“残生伤性”、“以身为殉”方面，伯夷、盗跖、君子、小人，是没有任何差别的。
世人都以伯夷为君子，以盗跖为小人。而在道家看来，殉名虽然与殉利有所不同，但其为殉则一，其于残生伤性则均。盗跖殉利虽然不足取，但伯夷殉名也不值得提倡。君子之行实际上也是小人之行，俗之所谓君子，实际上也不过是小人。
庄子非议伯夷，并不是认为盗跖之行就值得提倡。而是有感于世人推崇伯夷而以之作标榜，刻意而行，只会对自己的生命做工具性对待。如此一来，这与盗跖残生伤性又有什么区别？求名的人并不比求利的人更为高贵，也并不比求利的人更为高尚。
庄子反对的是对人的工具性对待。庄子与老子不同，庄子认为一个人可以做事，一个人也可以不做事。一个人要做事，就是人的全面健康的发展，就是过一种自然、自在、自由、自性的生活。
在庄子看来，个人生存的意义与目的，显然不在于任何外在于人的东西。一个人并不是被随意驱使的工具，不仅不是他人随意驱使的工具，甚至也不是自己情欲或意志的工具。个体生命本身即具有圆满自足性。个人的存在不是为了他人的存在，也不是为了某一集体或社会的存在，更不是为了生前的利益或死后的名声。个体本身即具有独立的价值与意义，存在本身即是存在的最高价值。人自身的存在与发展，就是人的最高目的，就是人生的终极意义。
在中国历史上，庄子最早发现并确立了个体存在的独立性与自主性。而个体意识的混沌，个性的匮乏，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一个基本的特征，也是它的顽症和它的惰性。相比而言，庄子突出个性，突出个体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就显得难能可贵了。
3. 庄子的追求不同于杨朱
需要说明的是，庄子突出个体的独立自主，强调个体的生命价值，有异于杨朱的“轻物重生”。
关于杨朱其人其事，历史上并没有完整的记述。据说其生活于墨子与孟子时代之间，理由是《墨子》一书尚未提及杨朱，而在孟子时代，杨朱已经成为显赫人物。孟子讲：“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孟子?滕文公下》）在先秦及汉初史料中，杨朱也多次被提及。《庄子》书中称作阳子、阳子居，《吕氏春秋》中称作阳生，《淮南子》中被称作杨子。但是，《史记》《汉书》都没有提及杨朱。杨朱思想的基本特征是“轻物重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