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自己做不到，并且心安理得地不去做，这是一个人道德水平达到极致的表现。人既然没有办法、没有力量改变命运的安排，那么人就应当以一种自然的、泰然自若的态度听从于命运的安排。
在庄子看来，一个人知命，“知穷之有命，知通之有时”，在命运面前，既不违抗，也不怨愤，既不颓废，也不胡作非为，而是以一种达观的、恬然的态度，以一种无可奈何的态度来对待自己所遭受的一切，这正是精神修养达到极致的表现。
庄子在《德充符》篇里讲到一个具体的人，这个人叫申徒嘉。申徒嘉是一位断了脚的人。
古代的人断脚，并不是天生脚有问题，更多的是被人砍了脚。在庄子的时代，还实行一种肉刑的制度。一个人犯了罪，根据情况通过毁伤其身体来对犯人给予惩罚。有割耳朵的，称为刵刑；有割鼻子的，称为劓刑；有剁脚的，称为刖刑。
申徒嘉是一位受了刖刑的人，他和郑国当时的执政大夫子产同时拜一个叫伯昏无人的人为师。子产看不起申徒嘉，认为申徒嘉是一个受过刑罚的人，羞于与申徒嘉为伍。所以子产就对申徒嘉说，我们两个人不要在一起。如果遇在一起，要么你走，要么我走。第二天，申徒嘉还是和子产又碰面了。子产说：我昨天不是告诉你了，我们两个人以后不要在一起。要么你在，要么我在；我要在，你就不要在；你要在，我就不在。现在是你走呢？还是我走呢？要么你在，我走行不行？
子产当时说这番话，一副咄咄逼人的样子。申徒嘉申辩说：“在先生门下，大家都是一样的，你不要总以为你是什么执政大夫。”子产更生气了，他说：“你呀！你看看你自己，你是什么人，你是一个刑余之人，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说话。”这实际上是在揭人的短，实际上是对人的一种侮辱。但申徒嘉并没有因此而生气，他语气平和地说：自状其过，以不当亡者众；不状其过，以不当存者寡。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
在现实生活中，一个人为自己的错误做种种辩解，这是很普遍的，甚至也是很正常的。不为自己的错误做任何辩解，被剁了脚，也没有任何话可说，觉得自己的脚甚至本来就不该存在，觉得这一切都是没有任何办法的，都是人力所不可违抗的，这样的人是非常少的。知道这一切都是人力所不可避免的，并且能够以非常安然的态度面对这一切，只有道德水平达到极致的人才可以做到。大家都笑话我没有脚，认为我是一个犯了罪的人，看不起我。开始我也感到愤愤不平。后来我来到了老师这里，慢慢地我没有这种感觉了。这可能是老师的恩德感化了我。我拜老师为师已经有十九年了，老师从来没有发现我是一个没有脚的人。你和我同学于老师门下，我们只是一种精神上的交往与交流，而你却总是对我的形体耿耿于怀，你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
子产听了申徒嘉的这番话，才发现申徒嘉这个人真的了不起，原来真的是太小看他了。
申徒嘉的回答确实非常有见地。人世间有很多可恨可怪之事，也有很多不平不公之事。对于这种事，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感到气愤，我们每个人可能会为自己的过错，做种种的辩解，认为自己不该受到这样那样的处罚。虽然受到某种处罚，但却不为自己做任何辩解，这样的人真的非常少。子产虽然身为执政大夫，但是他的精神境界并不高。申徒嘉虽然是一个形残之人，但却能够对自己所遭受的一切泰然处之。能够做到这一切，这是很了不起的。
庄子对待命运就是这样一种态度，就是通过申徒嘉所表现出来的这样一种态度，在命运面前表现出一种超然的达观的态度。
庄子对待天命的这样一种态度，常常被人当做安命无为，被当做消极顺世，甚至被认为是自欺欺人。这种观点是有问题的。
庄子为什么要对天命持这样一种态度？因为在庄子看来，以这种达观的态度对待一切，才能够保守心灵的宁静、淡泊与自由。而保守心灵的宁静、淡泊与自由，是庄子的人生追求。庄子把保守人心灵的宁静、淡泊与自由，看得比其他的一切都更为珍贵。
庄子在《大宗师》篇讲道：
且夫得者，时也；失者，顺也。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谓县解也。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结之。
一个人能够得到什么，后来又失掉了什么，这都不是人力所可以左右的。一个人在得失面前，应当保持一种自然的、达观的态度，应当以自然的达观的态度对待自己所得到的一切、所失去的一切、所遭受的一切。只有这样，才能保守心灵的宁静、淡泊与自由。
心灵为什么不自由？为什么不宁静？在庄子看来，是因为“物有结之”。因为人的心里有问题，有障碍，因为人的心里有妨碍人自由、宁静的东西存在，因为有一个外在的东西控制着人，约束着人。
这个外在的东西是什么？在庄子看来就是外在之物。这一外在之物，从积极的意义上来讲，就是功名利禄之类的东西；从消极的意义上来讲，就是对于命运的恐惧与担忧。
心灵的宁静与自由，是庄子哲学所追求的精神生活，也是庄子天命论的立足点。如果不把庄子的天命论与庄子的人生追求联系起来，那么，就不可能理解庄子，就不可能理解庄子的天命论，就不可能理解庄子为什么会以这样一种态度对待命运。
法国思想家卢梭说过一句话，“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庄子追求人的精神自由，但庄子也承认人时刻不在枷锁之中。这种枷锁既有外在因素，也有内在因素。外在因素就是各种外部条件对于人的制约，内在因素就是对于功名利禄的渴望与追求，以及对于危险、命运、死亡的恐惧。
外部条件是客观存在的，外在因素是人所无能为力的。而对于内在因素，对于功名利禄，庄子认为，应当采取一种超越的态度。所以，庄子主张“游心”。“游心”就是要超越功名利禄对于人的控制。对于天命，庄子认为，应当采取一种安然处之的态度。“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
在命运面前既然无可奈何，也就是承认现实人生的不自由。承认其不自由，而又不安心于不自由，不以这种不自由为满足，这就是庄子的痛苦所在。
人本来是自由的，但现实的人却不自由；人本来是自然的，但现实的人却不自然。承认人的不自由，而又不安心于这种不自由，认为自由与必然之间存在着一种紧张，这并不是庄子哲学的深刻之处。庄子哲学的深刻之处，在于他所采取的达到自由的途径，正是以对于不自由的认可为基本前提的。承认不自由，变成了达到自由的基本前提，变成了达到自由的基本途径。
“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这里的“安”字是值得玩味的。既不可奈何，而后方能安然处之；既已安然处之，则心灵的威压、恐惧、担忧，也随之顿然而释；心灵的威压、恐惧、担忧既已不复存在，那么随之而来的，就是人的精神的自由、恬淡与宁静。
所以，以不可奈何的态度对待命运，不是一种颓废的表现，也不是一种无为的表现，而是“德之至”的表现，是精神修养达到极致的表现。
儒家、道家、佛教，都讲命运，但对于命运的态度有所不同。
佛教认为人是有命的。佛教讲轮回。一个人的所作所为都可以对你的现在、将来产生影响。佛教对于命运的理解就是因果报应，一个人做好事会有善报，做坏事也会有恶报，所以一个人应当为善，不应当为恶，为恶必然有报应。劝导一个人做好事、善事，不做坏事、恶事，这是佛教的理论。一个人要做到这一点并不难，只要努力去做就行了。
儒家也认为人是有命的。儒家讲知命，“不知命，无以为君子”。孔子讲自己“五十而知天命”。知天命是成为君子的一个前提条件。但是，君子之所以为君子，是要成就一番事业的。在成就一番事业的过程中，有得也有失，还会有挫折、危厄、困难。在困难面前，在遭受危厄的情况下，一个人应当保持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孔子认为应当是“知其不可而为之”。我知道我现在做不到，也做不好，但是我却不能放弃。所以，孔子讲“君子固穷”。君子在穷困的时候、在身处困境的条件下，还应该坚守自己的志向，不放弃自己的追求。
要做到这一点，其实也不难。子贡就曾经问孔子：“伯夷、叔齐，何人也？”孔子回答说：“古之贤人也。”子贡接着问：“怨乎？”孔子回答说：“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不怨天，也不可以怨天。伯夷、叔齐是要成为君子的，后来饿死在首阳山下。他们不怨别人，也不恨别人。他们觉得这一切是无法逃避的，既然是无法逃避的，那还有什么怨言？“求仁而得仁，又何怨？”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不管处逆、处顺，不管穷达贫富，一如既往地按照自己的意愿、理想去做，这就是儒家对待命运的态度。
道家则不同。庄子于知命之外，只教人安命，教人“安时而处顺”。我知道我做不到，我知道我做不到我就不做，我心安理得的不做。表面看来，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是消极以至颓废的。然而，庄子所倡导的是一种精神，是一种追求心灵自由的精神。庄子所突出的是人对于现实世界的超越。在儒家看来，知其不可亦当为之；而在道家看来，知其不可而为之，即是“疲役”，是“芒”。《齐物论》讲：“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可不哀邪？”
所以，庄子所倡导的人生境界，也许比孔子所倡导的人生境界更高迈，也更难以到达。因为不管处逆处顺，都一如既往，积极进取，这并非一件难事。而对于自己所遭受的一切，对于功名利禄、穷达荣辱，均能采取超越的立场，采取达观的态度，以一种放得下的胸怀对待一切，得而不喜，丧而不忧。“不就利，不违害，不喜求，不缘道”（《庄子?齐物论》），“不乐寿，不哀夭，不荣通，不丑穷”（《庄子?天地》），以精神的自由为最高追求，却是一般人士所难以做到的。
庄子所倡导的精神，正是这样一种精神，表面看来，是一种消极的精神，实际上是一种超越的精神，实际上是对于功名利禄、穷达荣辱、生死存亡一种超越的态度，实际上是为了保持心灵的自由、宁静与淡泊，实际上是为了追求一种自然、自在、自由、自性的精神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