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统治全国之初，都城仍在上都，人员来往非常不便。至元四年（1267年），忽必烈决定在金代的中都修建元大都城，元大都的规划者是来自金莲川幕府的汉人刘秉忠。刘秉忠是一位道士，又是精通风水和城市规划的大师，他和阿拉伯人也黑迭儿按照古代汉族都城的传统布局，根据《周礼·考工记》王城图所记的式样，按前朝后市，左祖右社，对元大都进行总体规划设计。完全舍弃辽金旧城（今北京城西南方），以北海为中心点重新规划，新城大都是一座对称式城池，但城中有许多湖泊（海子），形状和大小都是不对称的，当时一些外国人看到后，赞不绝口。这个宏大科学的都市规划，700多年前的世界上无出其右。
一个强盛的国家，总是人才荟萃，大师云集。元大都水系的规划和设计者，是大名鼎鼎的“科学家”郭守敬。他修建的元大都上下水道，几百年后仍然畅通。郭守敬在元大都建设中，一个很大的功绩，就是修建通惠海，引西山之水到古代永定河故道留下的坑洼水塘，即积水潭、后海、什刹海等，使大运河上船能直抵积水潭。从此，漕运兴盛，积水潭一带更成为热闹的市街，笛里番腔，街头戏鼓，元杂剧等文化活动也应此而生。
主持元大都一些重要佛寺、佛塔、道宫营造的，则是“外国专家”阿尔尼格，他来自尼波罗国（今尼泊尔），是著名的雕塑家和建筑师，曾到西藏参加过黄金塔营造。阿尔尼格应元世祖忽必烈之邀来到北京，官至光禄大夫、大司徒等。此外，参加元大都建设的还有一大批建筑师、工匠和画师。
规划中的元大都城墙是方方正正的。庆寿寺正在大都南城墙一线上，佛寺面临被拆除的危险。规划已经皇帝批准，动得还是动不得？元世祖忽必烈得知此事后，竟下令修改自己“钦定”的规划，城墙至此绕了个弯。大都的城墙竟为“佛教文化”让路，一时在全国传为佳话。今天谁有忽必烈的气魄与眼光？
20世纪50年代，是大建设的时代。当一种新的学说兴起的时候，“破旧”成了一种必需的开路方式。城市的特点是文化的多元性、异质性和复杂性。一个“破”字，便快刀斩乱麻，势如破竹，着实很痛快。如同犁铧，但深翻之后的土壤播种什么？是清一色的麦子还是土豆？
半个世纪后的北京双塔旧址
长安街的建设被赋予了象征“社会主义康庄大道”的含义--笔直、宽广、平坦，这成了建设中国第一大街的价值取向。这如同北京今天的城市规划，仍然影响着全国大大小小城镇的建设一样。
1955年，拓展西长安街时，涉及了大庆寿寺双塔。只有清华大学教授、著名的建筑学家梁思成敢提不同意见。他建议，可以拆除双塔周边的民房，保留双塔并辟一块街心绿地，既保护了文物古迹，又可丰富街道景观。尽管塔千百年来已经融入了中国的主流文化，但毕竟还是与佛教有关。梁思成的建议自然无人理睬，更不可能被采纳。庆寿寺的双塔接着被全部拆除，塔中的海云大师碑被移至北海公园内的天王殿。跨越韶光的真实已经失去，永不再现。
长安街拓宽工程中，连同双塔一同需要拆除的，还有东西长安街上的牌楼，以及前门大街和正阳门桥牌楼等古建筑。
牌楼即牌坊，始源于中国古代城市的里坊制度。据梁思成在《中国建筑史》中考证，“牌坊为明清两代特有之装饰建筑，盖自汉代之阙、六朝之标、唐宋之乌头门棂星门演变形成者也。”经过几百年的发展，牌楼成了建在大街转角、交叉口、丁字街口的标志，也增添了城市街道的美感。其中有些规模宏制的牌楼，实际上是中国古代的“凯旋门”。现在，世界各地的“唐人街”均建有牌楼，成了华人聚居地的标志性建筑。
北京西四的牌楼东西南北四座，分立于交通路口，形制相同，均为三间四柱三楼冲天柱形式。东曰“行仁”、西曰“履义”，南北曰“大市街”。是昔时??都的重要交通要道和商肆繁华地段。与此相对应的有东四牌楼。正阳门前的正阳桥牌楼是北京单体建筑规模最大的，牌楼宽五开间之多，俗称五牌楼，为五间六柱五楼冲天柱形式。在牌楼当心间上下坊额之间，书“正阳桥”三字匾额--这里正是北京都城大门正阳门的入口。
北京牌楼的大规模拆除，早在1950年就开始了。这年９月，在天安门道路的拓宽工程中，北京市建设局拆除了东公安街和司法部街牌楼。仅牌楼上的匾额由文化部文物局收藏。当时，政务院（国务院前身）遵照周总理的批示精神，对北京市的其他城楼、牌楼等，进行了调查，对有些古建筑还进行了修缮。如配合国庆，东西长安街上的牌楼还被油漆一新。
但这种情况并没有持续多久。
1951年年底，大破之风陡转。北京市开始酝酿大规模拆除牌楼。直接的原因是“影响交通”。1953年５月，中共北京市委就朝阳门、阜成门和东单、西单、西四、历代帝王庙前牌楼影响交通的问题向中央请示，同时拟拆掉朝阳门、阜成门城楼和瓮城，交通取直线通过；东西单、西四、帝王庙牌楼一并拆除。５月９日，中央批准了这个方案，并指出进行此项工程时，须进行一些“必要的解释，以取得人民的拥护”。
北京市副市长、明史专家吴晗担任起解释拆除任务的工作。
梁思成与吴晗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梁思成不是一个普通的建筑师，而是一个建筑学家、建筑教育家，对建筑史的研究，尤为精深。他熟知中国各个历史时期建筑风格、建筑思想的变化。梁思成认为，城门和牌楼、街坊构成了北京城古老街道独特的景观，城门是主要街道的对景，重重牌坊、牌楼把单调笔直的街道变成了有序的丰富空间，这与西方都市中的雕塑、凯旋门和方尖碑等有同样的效果，是街市中美丽的点缀物与标志物，可以用建设交通环岛等方式合理规划，加以保留。
当年在国务院工作的方骥回忆梁思成与吴晗的一次冲突：梁思成为了旧都多保留一些有价值的牌坊、琉璃宫门等古建筑，在扩大的国务院办公会议上，和自称“改革派”的吴晗争得面红耳赤。记得有一次，吴晗竟站起来说：“您是老保守，将来北京城到处建起高楼大厦，您这些牌坊、宫门在高楼包围下岂不都成了鸡笼、鸟舍，有什么文物鉴赏价值可言！”气得梁思成当场痛哭失声。
1953年８月，吴晗主持会议，讨论北京市文物建筑保护问题。在这次会上，清华大学林徽因教授提出，“保护文物和新建筑是统一的。保护旧的是为新建筑保存优良的传统”，“北京9个城门是对称的，如一旦破坏，便不是本来的基础了。再如天坛只保存祈年殿，其他都拆除了也不是保存文物的办法”。她认为，对北京这样一座文化古城，民居建筑的保存也是重要的方面：“艺术从来有两个传统，一个是宫殿艺术，一个是民间艺术，后者包括一些住宅和店面，有些手法非常好，如何保存这些是非常重要的。”
梁思成在发言中指出：“北京市的发展要在历史形成的基础上发展。一定要保存历史形成的美丽的城市风格。有些单位，如公安、交通、经济部门考虑存在片面……在保护古建筑工作上，首都应起示范作用，慎重是必要的。”他还搬出了“老大哥”苏联的经验，提出“莫斯科建设中，古建筑在原则上尽量保存下来”，他以“土地私有”讥讽破坏文物建筑的行为：“北京市各机关好像有土地私有的观念，在他们的范围内爱拆爱建，一点也不考虑整体。”
在听了专家们发言后，吴晗作答：“在处理中应尊重专家的意见，但专家不能认为自己的意见必须实现。”显然，他此时不是以专家，更是以北京市领导的身份说这番话的。征求专家意见，从来就不是科学或学术的讨论，更多的隐含着“政治”命题，其严肃和防范，使许多人噤若寒蝉。
会后，由北京市政府和文化部文化事业管理局等部门共同组织了联合调查小组，对北京城区的牌楼及其他一些古建筑进行了调查。最后对牌楼以保、拆、迁三种方式进行处理，即在公园、庙坛之内的可以保留下来，大街上的除了成贤街和国子监的四座外，全部迁移或拆除。
1955年，建筑界对“梁思成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唯美主义的复古建筑思想”开展了批判。
吴晗是一位“与时俱进”的领导兼历史学家。
10年后，我们还会看到，另一位不懂历史但懂得观察政治风云的“文学评论家”姚文元，瞄准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箭中的。吴晗副市长还是被疾驶的“时代列车”抛了下来，而且这一摔，就再也没有起来。
东西长安街上的两座牌楼似乎是幸运的，1954年被拆除后，周恩来指示迁建于陶然亭公园。“文化大革命”中有人报告江青，江青听说是周恩来指示重建，便下令以“破四旧”名义又一次彻底拆毁，这次可是片石无存。
位于北京阜成门内的历代帝王庙前的牌楼，是北京规格最高的牌楼之一，四柱三门式。牌楼一共两座，庙的大门与牌楼之间有条小街，街很短，叫景德街。过去只供祭祀的皇帝和官员使用，平时行人得从历代帝王庙最南端的影壁外绕过。
中国文物学会会长罗哲文回忆说：“拆除历代帝王庙牌楼，梁思成先生痛哭了好几天。名为拆迁，但事先并未落实迁建地点，拆下的一堆料后来也不知去向；大高玄殿前原有两个习礼亭，习礼亭与故宫的角楼相仿，比角楼还漂亮，也被拆了，说是拆迁，但迁到哪儿？没定下来，也是拆下一堆料，后来不知去向，没准在‘文革’中当成柴火烧掉了。”
历代帝王庙前牌楼：可以望见阜成门城楼，此照片为梁思成所摄，此牌楼现在已经完全不存。
据《大清会典图》记载，历代帝王庙“前门正中石桥三座，桥南护以朱栅”，与天安门前的金水桥相仿。拓宽街道时，这三座汉白玉石桥也被拆除了。于是，大街从庙正门外取直通过，原本浑然一体的建筑群被分割成两个部分，30多米长的建于明代的宏伟壮观的影壁，孤零零地留在了街南。
我在中央党校进修时，同班有一位北京市西城区的领导。他盛情邀请我们到西城区参观，其中有近年来投巨资修缮一新的历代帝王庙。他说，这座庙因被一所中学当校舍，大殿当时做学校的“室内体育馆”。景德崇圣殿两侧有４个御碑亭。正东的碑亭学校用做老师办公室，他们的办公桌，都摆在螭首龟趺和乾隆石碑的四周，所以重檐歇山式的碑亭也保持完好。当我们走出历代帝王庙时，又不禁想起庙前曾有过的两座牌楼。这两座牌楼是北京造型最好，雕作最为精致的牌楼之一。记得梁思成曾说，从这两座牌楼的东面望去，有阜成门的衬托，晴天时还可以看到西山，特别美，尤其是傍晚落日时分。为争取保留这两座牌楼，他还给周恩来总理写过信。
也是黄昏。
当我站在街边，向西望去，不远处，白塔寺因迎奥运而正在修复。嘈杂的市街，车流拥堵，阜成门立交桥那边，耸立着一幢幢高楼。尽管一夜大风，天依然是灰蒙蒙的，不见西山。我想起梁先生的话，邈远得已如同隔世。至于城市，是不是要在“历史形成的基础上发展”，保存历史形成的美丽的历史风格？--半个世纪后，仍然没有破题。
北京不相信眼泪。
50年的风云变迁，你能一眼望尽吗？
无疑，城市交通道路需要发展，城市的建筑文化也需要新的内容、新的形象。但是不是双塔与北京的“所有牌楼”都妨碍了交通？比如汽车撞在牌楼上，是驾驶员的责任还是牌楼的责任？为何牌楼城门全都拆除了，北京的交通还是拥挤不堪呢？
永定门：时隔半个世纪后，为迎接2008年奥运会，又依“原样”重建了永定门城楼
--既然如此，何必当初，经典文物的文化价值，是难以找回的。
中华门：天安门广场上50年代最先被拆除的古建筑。
中华门原名大清门，辛亥革命后改为中华门，曾经是民族与国家的象征。
再比如，西四的南北街道面貌，即使牌楼拆除后，直至今天也没有多大改变。不管是双塔还是众多的牌楼，历史城区由于历史形成的原因，给道路和市政建设带来异常复杂的影响。今天看来，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多样的方法解决交通问题，并没有太大的难度。有的可用建立绿岛环岛绕行，有的可建地下汽车专用道--历代帝王庙前的景德街，即使道路从地下穿过，也只有几百米，就可使这个全国重点文物得以完整地保持下来。
可拆毁后，一切都无可挽回了。
文化的根：胡同与四合院
近年来，北京无数胡同和四合院的消失，一再引起国内外的关注。也许富人不理解穷人的心理和想法。外电称这种“义无反顾”的壮举为“文化自杀”。法国《世界报》曾用过一个醒目的标题，“让上千个曼哈顿在北京开花吧”，意思是让中国到处复制曼哈顿的高楼吧。英国《卫报》的评论更加形象：“这是另一场‘文化大革命’，它挥舞的不是红宝书，而是拆迁令。”
除了皇宫王府庙宇，其实一个城市的文化，同样深存在不起眼的胡同和院落中。元大都城中有“三百八十四火巷，二十九胡同”，火巷是指直通的胡同。
春天，在英格兰绵绵的冷雨中，我来到约克郡的首府。从西北门入城，参观英国第二大教堂约克大教堂。根据导游图的所指，再去保留着中世纪风貌的古街肉铺街。肉铺街顾名思义，就是过去卖肉的地方，现在则挤满热闹的旅游商品店。窄窄的斜街，屋檐下有一排排挂肉的铁钩，街边二三层房屋渐次错落而出，以免所挂的干肉被雨打湿。看得出来，有些老屋是后来重修的。但有几幢砖木结构的房屋，门口的牌子上，准确地刻着修建的年代。我看了看，也就是三四百年前。不管如何简陋，门框如何磨损，有这些真实的定位，城市就有了历史，有了记忆。
我不禁想起了北京的砖塔胡同。
这条胡同从元、明、清，到民国，都有文献可考，有人更称之为“北京之根”。砖塔胡同的东南，耸立着金、元时期的高僧万松行秀的灵塔，亦称万松老人塔。耶律楚材曾拜万松行秀为师。后来耶律楚材任元中书令，即总理之职，他随成吉思汗西征之际，万松老人曾书赠8个字：“经儒治国，以佛治心。”这对当时蒙古军队的杀戮政策，不能不说是一个制约。砖塔胡同中还有鲁迅、张恨水的故居。鲁迅在这里写成了小说《祝福》、《在酒楼上》和《中国小说史略》。
就这样有700多年历史，有深厚历史文化积淀的砖塔胡同，西段已经全部拆毁，东段也岌岌可危。
为什么不能把砖塔胡同完整地保留下来？
中国旧城建筑风貌的破坏与改变，百年之前已经开始。起初是战争炮火、经济萧条带来的荒顿败落；除去“文革”时期不说，解放后很长一段时间则是在改善的旗帜下进行。而近年来，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加，各地的领导都十分注意通过旧城“改造”表现自己政绩，进行大拆大建，破坏范围之大速率之高空前。市政建设的发展，建筑物的新陈代谢本身是不可避免的事。但在这种大拆大建中，许多有价值的古建筑、文化街区，被我们忽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