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布洛德在慕尼黑，他向卡夫卡描述了生活在慕尼黑的犹太人的状况。５月初，卡夫卡回信说："眼下的反犹太主义是多么无益啊，每件事都同它扯上了关系，德国亏欠了她的犹太人民"。他认为犹太人"给德国强加了一些事物，本来德国可以通过自己的方式逐渐地获得这些事物，但她拒不接受犹太人的东西，因为它们是从陌生人那里来的。"在公寓里，卡夫卡施展自己的技巧--"我是一个优秀的听众"--获得了将军的尊重，但是他仍然无法制止餐桌上的反犹太主义言论，这些言论常常以"我不是带有偏见"开头。此外，在同一封信中，他对米伦娜竟会爱上那样一个平庸的人表示惊讶："她极其温柔、勇敢、聪明，她情愿牺牲自己所有的一切作为祭品……唤起这一切的该是怎样一个男人呢？"
４月，在给米伦娜的信中，卡夫卡提到他曾三次订婚（信的内容反映出他了解菲利斯的近况，知道她结婚了，并有了一个男孩），目前同朱丽叶还有婚约，卡夫卡说：这次订婚"还存在着，但没有任何成婚的希望，因此它实际上并不存在，或者说它独自存在着，但却要人为它付出代价"。他又说，在这种情况下"男人可能更受苦"。不过，尽管他"更受苦"，他却竭力劝说米伦娜离开维也纳，来蒂罗尔住一段时间。他在布洛德面前表现得更诚实，对朱丽叶似乎也不那么绝情，他告诉布洛德："我可能用最糟糕的方式给这个人造成了最糟糕的伤害"。朱丽叶并不知道她的情敌出现了，不久前她刚在布拉格开了一家出售帽子的小店。
尽管蒂罗尔有反犹太主义的军官，卡夫卡在这里的生活却十分愉快。不过他知道，他的病假快要到期了，他让奥特拉代他去找保险公司新上任的捷克经理博德里奇奥德斯特瑞西尔博士，请公司延长五个星期的假期。奥特拉的捷克语比她的哥哥更好，有时她还帮他纠正用捷克语写信时犯的错误。此外，卡夫卡还交给了她另一项差事：从小城区的鲍劳维书店买二十本捷克语杂志《克门》，上面发表了米伦娜翻译的《司炉》。奥特拉很快就要同约瑟夫大卫结婚了，卡夫卡开玩笑说："我还是孤家寡人"。
卡夫卡原来打算去卡尔斯巴德同朱丽叶见面，然后去康斯坦丁巴德和在那里度假的父母会合，但他不久就放弃了这个计划。相反，６月２８日，他去维也纳同米伦娜见面了。旅行结束后，卡夫卡给奥特拉写信时提到朱丽叶，"我可能对她干下了最糟糕的事"，"这件事很可能就这么结束了。我就这样耍弄了一个活人。"卡夫卡对他自己进行严厉批判不是没有道理的，从５月初开始，他就已经用亲密的语气给米伦娜写信了。
我们可以将卡夫卡写给米伦娜的信拿来同给菲利斯的信做一番比较。从总体上来说，给米伦娜的信比较短，注重写作技巧，其本身就是一部艺术作品--这并不是说这些信不够真诚--精神上也比较轻松愉快。此外，这些信对爱的表达更自然、更直率，通信者在智力上也更为对等。米伦娜为报纸写专栏，同时经常发表一些短篇作品，卡夫卡第一次读过她的作品后就说："我对您的文笔的信任感与我对您本人的信任感几乎没有区别了。在捷克语中，我只知道一种音乐般的语言，那是波契娜涅姆科娃（捷克经典文学作品《祖母》的作者，卡夫卡从儿时起就十分喜爱这篇作品）所使用的语言，而您使用的语言也是一种音乐。"有时，他们还讨论卡夫卡的犹太人身份。他谈到"犹太人不安全的地位"以及他们的"担忧"，并说这些只适用于孤独的犹太人，"而这些人却是极为痛苦的，譬如我"。但卡夫卡真正担忧的是他的健康状况，他开始直接而明确地把自己的身体状况同精神状况联系起来。在一封信中，他解释说，他不想到维也纳去看米伦娜，因为他受不了那种"精神上的紧张"，他说："我的精神患病了，肺病不过是漫溢而出的精神疾患罢了。"通过这样的表达方式，卡夫卡确定了疾病在他的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它是报应，又是判决；它不仅仅是肺部的传染病，它还使他产生了一种被拣选出来等待传讯的感觉。他告诉米伦娜，前两次订婚（都是和菲利斯）后的四五年中他就生病了，他觉得他和米伦娜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她还不到２５岁，年轻而健康（根据玛加莱特布伯诺伊曼的传记，米伦娜在维也纳的生活是痛苦而艰难的，但卡夫卡并不知道这一点）；"我已经３７岁，快到３８岁了，我比您大十几岁，以前的熬夜和头痛使我的头发差不多白了。我不想在您面前展开那漫长的故事，叙述那浩如烟海的细节。我仍然害怕这些细节，就像一个孩子似的，只是缺少孩子的健忘。"卡夫卡承认，同菲利斯两次订婚、同朱丽叶第三次订婚的失败"都是我的过错，毫无疑问的过错。我给两个姑娘带去了不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