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旨在介绍有关跨国公司的现有理论文献，重点讨论跨国公司与低收入国家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这里将涉及诸多不同的学术理论，包括新古典资本流动模型、列宁主义学说、交易成本理论、有关公司国际化战略的管理学文献以及所谓的“折衷范式”【eclectic paradigm】。这一章将突出介绍有关产业价值链的分析框架和近期研究，对价值链、核心企业、租金、系统集成和瀑布效应等关键概念进行定义和解释。在本书中，我们将价值链作为研究框架来分析跨国公司的竞争优势和产业链中公司间的关系，以便更好地理解低收入国家企业参与全球经济的途径和方式。
跨国公司与经济发展的相关理论
新古典主义学派
新古典主义经济学通过资本流动框架解释了外国直接投资【FDI】现象。其基本论点是，高收入国家往往拥有充足的资本和高技能的劳动力。它们倾向于向低收入国家出口资本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商品，并从后者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资本往往从回报较低的高收入国家流向因缺乏资本而具有较高回报的低收入国家。跨国公司是在全球范围内引导资本流动以寻求更高回报的主要经济行为主体之一。在新古典主义的学术框架内，外国直接投资对低收入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一般是正面的，因为它可以解决发展中国家的资金紧缺问题，帮助其走出发展不足的恶性循环。除资金外，外国直接投资往往还可以带来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知识，通常能通过实物投资和人力资源培训提升劳动生产率水平【UNCTAD，2002】。跨国公司的这些活动不仅有助于本土产业竞争能力的“升级”，而且也提高了低收入国家的收入和生活水平。
实际上，资本流动模型是存在较大缺陷的，因为它无法解释为什么最近20年来全球大多数的外国直接投资都发生在高收入国家之间，即美国、西欧和日本这个“黄金三角”。詹金斯【Jenkins，1984】指出，在资本流动模型中存在两个关键性的基本假设：首先，它假定存在完美竞争【perfect competition】，确保资本输出导致帕累托最优结果，从而使社会福利最大化；第二，该模型假定外资对本地所有的资本存量没有负面影响。这两个假定与现实是不符的。实证表明，低收入国家外国直接投资和集中的产业结构之间具有强烈的相关性，这与上述两个假定是相矛盾的【Jenkins，1984】。
列宁主义学说
列宁在《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中提出，资本主义国家向低收入国家大规模的资本输出是前者衰败的后果。在高收入资本主义国家，资本在垄断企业主导的产业环境中再也找不到有利可图的投资途径。这些资本并未用于提高本国贫苦大众的生活水平，而是输出到“资本稀缺、土地价格相对较低、工资低廉、原材料便宜”的“落后国家”【1917】。资本输出造就了由“债权持有者”【食利者】阶级所控制的“食利国家”，食利者们“不参加生产，终日无所事事”【1917】。资本输出所获得的垄断利润并未再投资于落后国家的产业发展，而是立刻被抽调回资本母国，用于“贿赂低层阶级以获得政治上的默许”【1917】。除了对落后国家的剥削以外，列宁还强调了垄断资本主义的倒退性，它倾向于停滞和衰退，因为垄断者确定的价格阻碍了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1917】。在列宁看来，跨国公司是阻碍低收入国家经济发展的帝国主义工具。
剑桥大学的著名经济学家海默【Hymer，1976】也提出了相似的理论，他认为企业在国外发展业务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为了建立协作网络和消除竞争。他的理论与剑桥老牌经济学家们的观点背道而驰，其中最著名的是马歇尔【Marshall，1952】，他认为资本主义企业的发展规律跟森林中的树木一样，有一个生长消亡的过程。但海默认为实际情况与此正相反，资本主义企业能够不断扩大规模，直到完全控制整个行业。他谈到，随着公司规模不断扩大，资本主义企业创造了更加复杂的管理结构来协调各项商业活动，长出了个“更庞大的组织头脑来策划企业的生存和发展”【1979，第54页】。和列宁一样，海默也将跨国公司视为低收入国家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的一种阻碍。他的分析指出，由于两者间在议价能力上的巨大差异，跨国公司最终将控制其所投资的低收入国家的政治发展进程。这时候，跨国公司就会利用其经济和政治影响力将低收入国家变为自己的“分厂”【branch-plant】：
北大西洋地区的跨国公司体系往往会根据企业内部的垂直分工，按照地域进行等级分工。在一个新型的帝国体系内，这些公司往往将高层决策职能集中在发达国家的少数中心城市内，再往外一层是一些区域性大城市，最后让全球其他地区局限于较低水平的活动和收入，即将这些地方降为城镇和乡村的地位。收入、地位、权力和消费趋势从这些大中心向外、向下辐射，从而巩固了现有的不平等格局和依赖现象【1979，第55页】。与新古典学派的观点相反，以上理论认为跨国公司并不能推动低收入国家的经济发展，而是将其视为一个“巨大的抽水泵”，从外围为垄断资本主义抽取资源【Jenkins，1984，第29页】。在此过程中，跨国公司反而成为阻碍低收入国家发展的重要因素。
交易成本理论
交易成本理论的主要观点源自于科斯【Coase，1937】，他认为公司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利用市场机制需要一定的成本。该理论认为现代公司是“为了减少交易成本而进行的一系列组织创新的产物”【Williamson，1981，第1537页】。公司的界限因此取决于在市场上进行交易相对于在企业内部进行管理协调的成本差额。交易成本理论采用相同的框架来分析跨国公司的海外投资决策，即通过海外扩张，跨国公司将国际中间产品市场的种种失灵内部化了【Caves，1996】。威廉姆森指出，选择海外扩张【而非通过海外贸易】来进行国际化的跨国公司集中在研发支出较高的“技术进步型”产业，这是由于通过市场途径转让和出售技术的种种困难和高昂成本所造成的。在此类行业中，市场中的主要交易成本包括识别问题、买卖双方信息不对称问题和团队组织问题【1981，第1562～1563页】。卡森【Casson，1982】将交易成本理论扩展到对消费品行业跨国公司的分析。在这些行业中，主要交易成本是买方对产品质量的不确定性。国际品牌正是作为一种消费者保证机制发展起来的。除了品牌所有权以外，跨国公司在这里的主要优势是保持产品质量的“专门技能”，这种技能是很难通过市场交易进行转移的。
鲁格曼【Rugman】通过研究知识在确定公司边界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将交易成本理论应用到了更广泛的领域中。由于没有外部市场为知识【包括技术开发和应用、质量控制以及品牌建设与维护的专门技能】定价，通过市场获取或出售此类资源是非常困难的。因此，解决方案是跨国公司在自身内部转让知识产权，通过“一个垄断的内部市场，在全世界范围内以最佳方式开发和探索知识优势”【1982，第11页】。
运用交易成本理论来分析跨国公司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是有问题的。首先，交易成本理论背后有一个关键的假设，即市场缺陷【或者说市场失灵】是外生的，这与海默的观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后者认为跨国公司本身即是造成市场缺陷的原因之一，即市场缺陷是具有内生性的。在交易成本理论中，跨国公司本身是为了提高效率而形成的，因而也促进了经济发展。在这里，这一点是一个定论，是无须进行论证的。就像新古典主义分析一样，交易成本理论往往将跨国公司业务中的任何问题归咎于错误的政府管制，因此政策建议往往注重于取消政府管制，如较高的保护性关税等【Jenkins，1987】。第二，交易成本理论将跨国公司的竞争优势作为外生变量对待，并不加以详细研究和解释【Dunning，1993】。这给研究低收入国家在公司层面“赶超”的可能性造成了困难，因为这要求对跨国公司竞争优势的主要来源进行深入研究。第三，交易成本理论所倡导的“市场—公司”这个二元概念已经不再能够准确反映现代商业环境中的经济关系。理查森【Richardson】指出，企业并不是“市场交易海洋中的一座孤岛”；相反，企业“本身是商业网络的一部分，这个网络中有直接竞争对手，有与其建立了特殊关系的产品和服务供应商，还有顾客；他们可以是个人、组织、其他企业、甚至政府”【Richardson，1972，第886页】。考林和萨格登的论点与此相同，他们建议在分析跨国公司与地方产业的关系时，应当“抛弃市场与非市场交易这一简单二元化概念的困扰，而注重探索交易本身的真正本质”【Cowling和Sugden，1987，第12页】。
关于企业国际化战略的管理学文献
与交易成本理论不同，管理学文献主要关注企业可持续竞争优势的来源。本节着重介绍几类极具影响力的企业国际化战略理论。
弗农【Vernon，1966】用产品周期模型【product cycle model】来解释美国公司在20世纪60年代的海外扩张现象。他认为，当时美国市场的特征，包括较高的消费者收入和相对较高的劳动力成本，驱使美国企业以更快的速度实现资本密集型技术的创新。技术成熟之后，企业试图以规模经济取代其原来的技术优势，于是便在低收入国家进行技术授权或直接建立生产线。在此框架内，跨国公司成为低收入国家企业进入高收入国家市场的关键渠道，因为营销阶段森严的进入壁垒，高收入国家的市场在其他情况下是关闭的【Vernon，1973】。鲁伊格罗克和范·塔尔德指出，产品周期模型的主要缺点之一是它所研究的对象是基于单一产品的公司，这种情况实际上是不多见的【Ruigrok和van Tulder，1995，第126页】。
另一个有影响力的跨国公司战略分析框架是哈佛商学院教授莱维特提出的标准化模型【standardization model】。他认为，经济全球化导致了消费品市场在全球层面的标准化，使公司“受益于在生产、配送、销售和管理等方面巨大的规模经济”【Levitt，1983，第92页】。这种规模经济构成了跨国公司的主要竞争优势，这些企业将在严格的中央控制体系下为全球市场生产标准化的产品。在这一框架下，来自低收入国家的企业几乎没有任何机会赶超当前全球市场中的领先者，因为后者享有的规模经济是难以逾越的。近年来，许多市场营销专家指出当前国际市场的大趋势是消费市场在地区和顾客层面的分化，而非在全球范围内的标准化，因而对标准化模型的有效性提出了质疑【Quelch和Hoff，1986；Prahalad和Lieberthal，1998】。但是标准化模型在学术界的巨大影响力一直延续至今。
哈佛商学院的另一位著名教授迈克·波特在研究跨国公司的国际化战略时区分了以下两个层面：公司商业活动的地域特征以及这些活动的组织协调。在波特的分析中，跨国公司可以通过在具有最大比较优势的地点集中活动来实现规模经济，也可以通过对分散在不同地理位置的活动加强协调和控制来实现范围经济【economies of scope】。波特对管理学文献最大的贡献是将分析的重点引向了企业的“价值活动”【value activities】，他将其分为一线活动【即内向物流、生产、外向物流、市场营销和售后服务等活动】和支持活动【即融资、规划、人力资源管理、技术开发和采购等活动】。在这一分析中，可持续的竞争优势不仅基于经营效率，也取决于企业如何设定并开展一组独特的价值活动，以满足特定客户群体的需求【Porter，1985】。这些价值活动都是竞争优势的基础构件。因此，企业要想取得竞争优势，就必须构思新方法，采用新程序、新技术或各种不同的投入来开展商业活动【Porter，1990，第41页】。
管理学文献构筑出一个有价值的补充分析框架，使我们能够更好地研究低收入国家企业实现赶超的具体途径。它通过深入分析现代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揭示了检测企业能力的关键衡量尺度。只有通过在这些衡量尺度上的对标，才能够具体理解高收入和低收入国家企业之间的“能力差距”。
折衷范式
邓宁【Dunning，1958、1973、1988和1995】提出了折衷范式，希望将关于跨国公司的各种理论糅合成一个整体的理论框架。该理论将国际生产的范围和模式与三组因素的配置相联系：【1】竞争或所有权特定优势【“O”型特定优势】，即某国企业相对另一国企业在供应特定市场方面的优势；【2】区位优势【“L”型特定优势】，即某个国家市场吸引外国企业在其境内进行增值活动的优势；【3】内部化优势【“I”型特定优势】，促使企业将能够创造关键竞争优势的资产内部化【Dunning，1993和2002】。折衷范式旨在囊括生成企业和国家竞争优势的大量变数，它的目的并不是作为跨国企业的一种预测性理论，而是作为一个整体组织框架，指导关于国际生产的实证研究【Dunning，2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