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致力于建立一个和谐社会，它们把西方企业也当做构建和谐社会的合作伙伴。这能够引起很多人的共鸣，也是中国政府寻求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的政治宣言。正如胡锦涛主席在2006年4月访问美国时在耶鲁大学的演讲中所说的，构建和谐社会，就是要建设一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实现物质和精神、民主和法治、公平和效率、活力和秩序的有机统一。这是一次有强大号召力的演讲，西方人从来不说“物质和精神”这样的词汇，美国政治家在演讲中经常会提到上帝。然而，精神是不能完全取代物质的。胡锦涛在谈到中国经济发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时说，中国的发展应当让富人和穷人、城市和乡村都平等受益，让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现代化进步不仅仅局限于沿海省份。为了保持发展的动力，西方的资本和人员的努力都非常重要，这一点与20世纪90年代时的情况是一样的。
不只一家西方的企业集团认为中国构建“和谐社会”是对自己有利的。通用电气公司在首席执行官杰夫·伊梅尔特的领导下，致力于提供更加环保的产品与服务，尽量降低其产品的温室气体排放量。通用电气公司将这一努力称为“绿色创想”，并在中国看到了广阔的市场前景。在高速的工业化发展进程中，中国政府正面临着环境恶化的不利形势。在这种情况下，通用电气公司是直接受益者。公司的一些部门在中国的年收入达到10亿美元，包括生产火车机车和向发电站出售动力涡轮机。为了帮助中国扭转“污染型”增长的局面，通用电气公司的目标是成为中国下一轮低碳可持续发展的推动者。这意味着通用电气公司要为中国提供更加清洁的煤电技术和水力发电设备。
2006年，通用电气公司在中国的销售额达到60亿美元。公司高层主管与中国官员合作，从国家和地方两个层面鼓励人们使用更加高效节能的设备。这一行动同时具有理想主义和实用主义色彩。伊梅尔特一方面强调要生产更加可持续的和更加环保的产品，另一方面要求企业达到理想的经济增长目标。通过鼓励新技术的应用，通用电气公司拟定了一个“绿色行动日程表”，这意味着公司未来将生产和销售更加先进的环保设备。
通用电气公司把它的销售和市场营销与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结合了起来。这样做的好处是，中国政府鼓励单位和个人购买通用电气公司生产的产品。煤炭发电设备是中国城市的主要污染源和温室气体排放的元凶。升级煤炭发电设备对环境保护目标的实现至关重要。通用电气公司还向中国大城市出售风力涡轮机和水的净化与脱盐系统。当然，通用电气公司的扩张会带来一些隐性成本。它的竞争者，如德国西门子公司和日本三菱公司，也想涉足这些商业领域。中国消费者的需求前景与企业知识产权的分享条件，都是加剧市场竞争的因素。那些愿意与中国本土企业分享设计成果的西方公司能够占据更多的市场份额。因此，通用电气公司不得不在短期的销售目标与长期出让企业知识产权这两者中进行选择。在很多情况下，通用电气公司决定将公司更多的技术与中国企业分享。它认为，对下一代竞争力强的产品进行研发和创新带来的收益，要大于它向中国生产商转让知识产权造成的损失。
中国为那些陷入困境的美国企业带来了希望。汽车行业曾经是美国工业化和技术创新的先导行业，但是从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美国汽车业遇到了困难。汽油价格上涨致使SUV车型的销售量猛增，底特律的三大汽车生产商由于本身的高成本和面临外国同行的竞争而显得发展步履维艰。而在中国，三巨头中最大的一家——通用汽车公司正在经历转型。
直到20世纪末，中国还是一个自行车大国。人们经常可以从电影画面中看到，中国的大街小巷充斥着成千上万辆自行车。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人们消费观念的改变，中国对汽车的需求与日俱增。轿车可以把人们带到他们想去的地方，而货车可以在工厂和销售点之间运输人们需要的商品。2003年底，中国的客车销量只有200万辆，而美国当年的客车销量达到1000万辆。对中国来说，汽车还是昂贵的奢侈品，因为相比西方来说，在中国购买汽车需要付出近2倍的成本。但是，中国对汽车显著的需求很快便呈现出爆炸性增长的态势。有调查显示，中国对汽车的需求潜力巨大，年轻人把拥有汽车作为象征自己身份和成功的标志。面对有着如此巨大潜力的市场，全世界的汽车生产商都在跃跃欲试，想要分得这个偌大的蛋糕的一角。
世界上的主要汽车生产商都在中国建立了合资企业，从德国大众到日本日产，从韩国现代到法国标致，从德国奥迪到美国通用，可谓强手如林。就像20世纪20～30年代的美国一样，中国的汽车市场被瓜分，此外还有很多中小竞争者参与其中。中国汽车市场的增长态势也是前所未有的，2007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汽车市场，客车销售量达到500万辆。大众汽车在中国销量第一，紧随其后的就是美国通用汽车。通用汽车公司在美国处境艰难，并走向破产，而在大洋彼岸的中国却获得了新生。
从1997年开始，通用汽车公司投资15亿美元在上海之外建立了合资工厂。起初，这笔投资被视为巨大的损失。但到了2005年，当初的投资建厂却成了通用汽车公司近些年来做得最明智的一件事。2007年，通用汽车公司在中国的汽车销量超过100万辆，占到它全球总销量的11%，并与日本丰田和德国大众并驾齐驱。通用汽车公司在中国的市场以接近25%的速度增长，即使在2008年销量减少的情况下，中国市场的增长率依然超过了两位数，这与美国和欧洲市场的不景气形成了鲜明对比。然而，在中国汽车市场快速增长的背后，通用汽车公司面临着知识产权被非法盗用的问题。汽车市场在短期内受到需求的拉动而呈现一片繁荣的景象，而知识产权才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和使企业长期受益的根本。通用汽车公司生产新产品的速度和效率都要高于中国本土的汽车生产商。通用汽车公司通过在中国的大举拓展，希望可以抵消在世界上其他地方的损失。但是，也许为时已晚，如果通用汽车公司早一点在美国意识到这种紧迫感，加紧创新和研发，那么情况可能会改变。
扭转对中国的敌视
美国企业和跨国公司在中国取得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美国民众对中国的敌视态度。与中国的良好关系使美国企业得到了实惠，当这些企业变得越来越富有时，仍有数百万美国人在为中国的发展感到不悦。中国的消费者也像西方人一样，喜欢追求品牌，但这并没有被社会视为进步，而是被视为精神世界空虚的苗头。
一些美国人对中国的敌意已经超出了党派和意识形态的界限。保守派和共和党对中国增加军费投入、在中国台湾问题上的强硬立场以及共产党的卓越领导能力都心存忧虑。自由派和民主党总是在中国工厂的劳动条件、人权纪录和贸易保护等方面发出反对的声音。当美国国会没有通过针对中国的报复性关税提案时，一些代表继续通过言论指责中国。在2006年民主党赢得中期选举重新在参议院掌权之后，这股谴责中国的声浪变得尤为明显。
2006年年中，亨利·鲍尔森（Henry Paulson）被任命为美国财政部长，这意味着美国开始重新努力与中国建立一种建设性的对话关系，并就双方共同关心的事务进行讨论。作为高盛投资集团的领导者，鲍尔森是推动高盛投资集团在中国开展业务的主要倡导者。他多次来到中国，并把中国当成未来的合作伙伴。他上任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与中国建立正式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他每隔半年就会与时任中国副总理的吴仪会面，就中美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在小布什总统和胡锦涛主席就战略对话发表了正式声明之后，鲍尔森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中美两国的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两国领导层的定期会晤有助于解决两国争端，也可以为美国官方提供一个与中国交流的渠道。美国认为，中国在贸易和经济活动中，存在不公平竞争的行为。对于中国来说，中国领导人把与美国的高层对话视为让这个超级大国重新认识自己的机会。中国不会听命于美国，要与美国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对话。
中美两国高层间的定期会晤引起了华盛顿的广泛议论。支持自由贸易的共和党人被认为对美国工人阶层的利益漠不关心，而不断增加的消费成本和停滞不前的工资水平让美国工人的生活陷入窘境。一些美国人认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是美国能源价格飞涨、工资水平下降的根源所在。小布什政府和国会中的共和党议员也应该对这种现象负责，与中国的关系过于密切就容易造成这种结果。
民众的态度与政府和媒体的态度有着微妙的差别。美国有线新闻网财经王牌主持人卢·多布斯（Lou Dobbs）多次愤怒地对“中国价格”和中国的不公平竞争大加指责。他经常说：“在飞往香港的飞机上，我遇到一个婚纱设计师，他把他的设计方案通过电子邮件发送到位于中国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服装厂，然后通过服装厂生产出低成本的婚纱，再运往美国中西部的婚纱店销售。”婚纱店老板也许每年只去中国进货一次，但他发财的机会却是中国提供的。如今有大大小小数百个公司成为利丰集团的客户，创立于1906年的利丰贸易有限公司是一家以香港为总部的跨国贸易公司，它为客户提供一站式的采购服务。你可以把你想要的产品画在一张纸上，之后的工作就都由利丰公司来负责了。它会寻找原材料供应商，把原材料运送到工厂生产，进行价格谈判，协调工厂与港口的关系，缴纳关税，把制成品向加利福尼亚运输，或是运送到美国和世界各地的仓库中。
从多个层面而言，中国和美国之间复杂而又矛盾的关系其实质是中美之间相互作用的关系。2007年初，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与莫里茨·苏拉里克（Moritz Schularick）合写了一篇文章，名字叫“中美国”，发表在《华尔街日报》上。在文章中，两位作者认为，中国和美国作为两个大国正在逐渐融合为一股巨大的力量，两个国家已经不是两个单体，而是“中美国”。在他们看来，“中美国”是一个这样的地方：它拥有全世界13%的土地，生活着占世界1/4的人口，有着世界1/3的经济产出。此外，在过去的5年中，“中美国”占据了全球经济增长的60%。它们之间是共生的关系。东方的“中美国人”是储蓄者，而西方的“中美国人”是消费者；东方的“中美国人”是生产者，而西方的“中美国人”是服务者；东方的“中美国人”从事出口活动，而西方的“中美国人”则进口货物；东方的“中美国人”积累了财富，而西方的“中美国人”却出现了赤字，他们用美元发行债券，然后出售给东方的“中美国人”。当东西双方走到一起时，两者就成了一个互补的整体。
虽然尼尔·弗格森与莫里茨·苏拉里克提出的“中美国”受到人们关注，但是他们对这一名词的解释过于简单化了。“中美国”不只是一方储蓄，另一方消费，也不只是一方出口，另一方进口。“中美国”所代表的含义应该更加复杂，两个独立的大国融合在一个体系之中远没有所说的那么简单。然而，无论学者们如何描述“中美国”，他们所表达的思想都是两个大国形成了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系统，这足以令两国民众感到耳目一新。这一提法，从正面说是充满想象力的，从负面说则有些荒谬。两国的边界依然存在，而且精神上的边界要比实际的边界更加重要。
随着中国和美国之间利益的彼此交织，“中美国”这一说法逐渐从多个方面得到肯定，中美两国人民的利益虽然也有很多的一致性，但是每个国家都是为了本国人民的利益服务的，如国际性组织（如联合国）都是由各个国家组成的，欧盟也是在各个成员国保持其基本的国家权力的基础上成立的。因此，随着“中美国”的逐渐形成，反对的声音会越来越大，或者说，自2007年至今，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对对方的不信任和不满情绪随处可见。由于很少有人意识到“中美国”的存在，双方的不满情绪还是会借助传统的方式进行疏导，这就意味着民族主义和政治手段要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
民族主义和政治手段在中国筹备2008年奥运会过程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奥运会是中国政府举办的盛大体育赛事，它被当成是中国向世界展示其发展态势的平台。北京奥运会成了一个让中国和美国都感到紧张和焦虑的事件。奥运会举办时，全球性经济危机尚未袭卷全球，但已经显露出一丝迹象。在表面平静的背后，全球金融系统暗藏着危机。终于，经济危机在奥运会结束不久便爆发了。正如事态发展所表现出的那样，北京奥运会成了“中美国”发展到某一阶段的最高峰，之后到来的便是残酷的经济危机。中美关系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两个大国的融合是帮助世界经济走出危机深渊的唯一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