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囊彻辰写这部书史时，遥想当年成吉思汗英姿勃发，再想北元帝国终结时，林丹汗覆灭的历史，一种乡愁直指万里。河山破碎的前朝往事涌上心头，于是，便有了文学和历史的乡愁。
正是凭着这种乡愁，沙囊彻辰和他的《蒙古源流》成了煌煌青史，在中国历史的天空里不朽。
消失的村庄没有乡愁
我到鄂尔多斯采访时，走进的第一个村庄在黄河岸边。它在达拉特旗地界，村名叫羊场。郝海荣副秘书长带我去的，那是我到鄂尔多斯市采访的第三天。
此前，郝海荣一直对我说，鄂尔多斯市小城镇化的步子迈得非常大。
“大到什么程度？”我问。
“到我的家乡看看就知道了。”
在我的阅读记忆中，黄河边上的村庄，大多是汉人走西口的落脚之处，栖息之地。那里有广袤田野，汤汤大河，稻花飘香两岸；河水里，鲤鱼成群，人似乎可以踩着鱼群的脊梁过河。
那天早晨，天下着雨。我们从东胜城出发，一路下坡，从鄂尔多斯分水岭山脊往达拉特旗走。路上我问郝海荣：“你少年记忆中的家乡天空是啥样子？”
郝海荣一笑，沉入回忆之中，说：“那时我们黄边岸边的村庄啊，可是达旗最富庶之地。吃不完的大米，捉不完的黄河大鲤鱼。到了夏天的夜晚，乡场上，还可以看乡里文艺队演出，他们唱现代京剧《红灯记》、《沙家浜》和《杜鹃山》。”
“哦，我的少年时代，也是在这些戏曲中度过的。”
“那时夏夜的乡场上，乡里演出队一演这些节目，方圆几公里的父老乡亲都会来看。”
“我们老家的文艺演出队，也演过这样的节目。”
“你会唱吗？”郝海荣问我。
“会！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
“《沙家浜》郭建光的片段。”
这番对话勾起了我无尽的乡愁。那时候，我常常在这样秋收的夜晚，坐在乡场打谷堆上，遥望满天的星辰，寻找自己是天幕上哪一颗星星。
星星渐渐隐没，到了十五的夜晚，一轮杏黄圆月从天幕上坠落人间。好圆好亮的月亮，离我最近，可在月亮下边翻开小画书，读我少年时最喜欢的那部江山家国、美人英雄大书——《桃花扇》。
“那时的乡村是一首田园诗。”
“我们村还有篮球队。”郝海荣告诉我，“我打遍羊场附近村庄无敌手。”
“山坳上的中国，黄河边上的村庄。”我从乡愁的美丽中醒来，脑际掠过的却是一个走西口歌词。便问他：“你家也是走西口过来的吗？”
“是。”
“老家是山西？”
“不，陕西府谷。”
“哪个年代过来的？”
“有100年了吧。民国年间，家乡闹了一场大饥荒，爷爷想到口外混一口饭吃，就从榆林府谷过来。他先到了东胜，此地在山之上，种田不易，他只好再往下走，朝着达旗方向，朝着山下的黄河孔道走。我爷爷那时是一个铁匠，边干活边想着挣了钱再回老家。于是在东胜的半山坡上的一个村庄待了一段时间。南来北往骑马赶大车的人告诉他，当时日子最好过的是在黄河边上。
“我爷爷问黄河在哪里。
“那个打马掌的人朝着北边指了指，让他朝着北斗星闪亮的地方走。
“于是，爷爷又告别了自己打铁的铺子，再往下走。走到了平原地带，走进达拉特旗王爷的辖地，过了昭君庙，再往前走，沿着水雾迷茫而去，走到了河边，他就在一个叫羊场的村庄里落了脚。
“站在黄河大堤上，眺望河滩上的飘香稻花，爷爷说，终于找到一个可以安身立命的地方了。在羊场住下后，他在自己搭建的泥土房前，种下了一棵榆树苗，然后回到府谷老家，接来自己的妻子，开始了男耕女织、生儿养女的田园生活。”
郝海荣说：“那时候，黄河滩上可谓沃野千顷。洪水落后，家人就进去种田，种水稻，种大豆。如果秋收前不发大水，那年就准是一个丰收之年，粮食吃不完啊！”
“那时候，我们小伙伴们时常从大堤下到黄河滩抓鱼，好大好肥的黄河大鲤鱼啊。”
转眼间，我们的车已经驶上黄河岸边的堤坝。淅淅沥沥的秋雨下大了，湿了黄土大道。右边是黄河缓缓东流；左边则是一片沼泽般的田野，阡陌小径犹在，可是田里什么也不种了，荒草低靡，偶尔会有羊群在上边走过。
毋庸说，这里曾经繁荣过，富裕过，热闹过；可是如今已然荒芜，大片大片的田园荒废了。稻花飘香、金浪滚滚的美景不再。
村庄将近，烟水朦胧，芦荻悠然，一个个水塘倒映着古老的村庄。因为水渗过来，村舍外墙被黄河水浸得变形，看上去随时要倒塌。
我指着窗外村庄问郝海荣：“这是什么村？”
“羊场1社。”
“你们家在几社？”
“在羊场3社。”
“不远了吧？”
“嗯！还有三四里地吧。”
我打趣道：“作为鄂尔多斯市委的副秘书长，兼政府接待办主任，郝秘书长也是正七品的朝廷命官，官阶应该与当年达旗王爷同大。今日陪我回来，当属衣锦还乡。”
“呵呵！我经常回家，都是乡里乡亲的，没有衣锦还乡的感觉，还是农民儿子一个。”
乡音犹在，乡场将现，依我文学的感觉，郝海荣此刻定有无限感慨涌上心头。
车至村庄边，我看到一株百年老榆树。老干新枝，昂然向天，像一座通天塔直逼天穹。树下是两间狭窄低矮的黄土屋，行将坍塌。车将擦身驶过时，郝海荣突然对我说：“这就是我家。”
“你家？”
“是。”他的口吻非常平静，平静得有点漠然，脸庞上没有近乡情怯的激动，也没有被故乡撞了一下心扉的抽搐，甚至没有凝固在眉宇间的一缕乡愁。
郝海荣的表现让我有点失望。带一个朋友来家乡，按说，会有难以压抑的情感，像火山一样喷薄而出啊。可是他没有，尽管此时乡村还有炊烟袅袅，还有鸡鸣桑树颠，狗吠深巷中的原始，却没有文学家寻找的乡愁。
吉普车再朝里驶了三四百米，在一辆吉普车后边停了下来。
“到了！”郝海荣说。
我打开车门，跨了出来。这时前边的吉普车里也跳下来两个人，迎接我们。
“薄副旗长！”郝海荣走过去与他握手，然后转身将我介绍给了他，说，“这是徐作家，北京来的。”
“欢迎！”薄副旗长向我伸出热情之手。
“我们家乡的父母官，薄永明副旗长，也是我的朋友。”郝海荣介绍道。
紧紧相握的一瞬间，在陌生的乡土，我突然有一种归家的感觉。
我们沿着坡道下去，下到坡底便是一个小小的菜园，穿过柴门，走进一户农家，一个瘦高个男人走了出来。
“我表姐夫李常厚。”郝海荣向我介绍道。
“欢迎来做客。”李常厚的脸长长的，一脸实在和厚道。他领我们走进他家的客厅，房间虽然不大，却是砖房结构。一面大镜子让小客厅看上去大了一倍。
我被迎到长沙发上坐下来，女主人便开始上菜。李常厚拿出来两瓶烈酒，说：“今天中午就喝这个。”
这时薄副旗长吩咐与他一起来的镇里书记，说：“将今天上午从达旗买的羊肉拿下来，让女主人去煮。”
“来不及了吧。”我说。这几天顿顿有羊肉，我有点吃不动了。
“用高压锅，不用多长时间就炖熟了。”李常厚挥了挥手，叫妻子去做。
刚要动筷子，门外突然走进一位脸色黝黑、白胡子苍苍的老人。
郝海荣突然站起来身来说：“老师你好。”
随后他给我介绍：“这是我表妹的父亲，我小学时代的语文老师。”
几人坐下之后，便有说不完的话了。
我问这位老先生：“退休多久了？”
“十多年了。”
“村里还有小学吗？”
“早就不办了。”
“为甚？”
“没有生源。”
“村里的孩子呢？”
“跟着父母进城打工读书。”
“村庄里还有什么人？”
“老弱病残，最年轻的也有四十多岁。”
“村庄总有一天要消失了。”李常厚说，“我有一个儿子叫李波，今年24岁了。当年上的是达旗3中，没有考上大学，只在农牧学校读了一个中专，在城里的工作也不好。现在买了一辆汽车，在城里搞运输呢，房子也买了。”
“这不挺好吗？”
“好什么啊！他结了婚来过家里，住了几天就说不习惯，要我们搬出去，可是我们故土难离，几代人都生活在这里，咋能说走就拔腿走啊！”
“那你一定是这个村庄的最后一位坚持者。”
“会吧，不过，村里撂荒田地越来越多，住村里的乡亲也越来越少。有一家东北公司来这里承包农田，种水稻。”
“他们从东北哪里来的？”
“辽宁盘锦的。”
“哦！那是大米之乡啊！种得如何？”
“都是东北水稻，很好吃，就是黄河水泛盐碱化是一道难题。”
李常厚一边喝酒一边感叹：“等我们这代人死了，这个几百年的羊场村庄迟早要消失的。过去3社八十多户人家，三四百人，而现在只剩下一百多号人了，而且都是40岁以上的，年轻人几乎看不到了。”
坐在上座的教书先生张世杰已经八十多岁了，是郝海荣父亲小时候的玩伴，他在东胜、巴盟都教过书，20世纪50年代被调回羊场教了一辈子书。他指着郝海荣和自己的女婿感叹道：“当年光羊场就有中学，初、高中部俱全，最多时候，学生达到七百多人，他们都是从这所中学出去的。如今盛景不再，连招小学生生源都不够，只好停办，合并到别的学校。学生上学要走十多里路，没办法，要么进城就读，要么小小年纪去住校。学校房子也快被水泡倒了。”
张世杰老先生看着雨帘中的学校，一脸悲悯之情。
李常厚也很怀念那个年代，他说：“别看我们这个黄河边上的村庄，今天固然是衰败了，可当年也是风水宝地，日子过得风风火火，十里八乡的女孩子都愿往这河边上嫁。旗里种水稻，以粮为纲，提出过黄河，跨长江，亩产600斤。羊场那些年可出名啦，连伊克昭盟的现场会都在这里召开过啊，锣鼓喧天，红旗招展，那真是一个激情年代啊！”
薄永明熟悉达旗各个乡镇的情况。说农村小城镇化，是必然的趋势。羊场当年风光过，只缘生在一个为粮为纲的时代。如今毕竟不同了，实行市场经济，这些村庄在黄河岸边，没有地理优势，衰败是自然的，唯一出路就是向城市化迈进。不管愿不愿意，每个人都会自觉不自觉地被卷进去。
我想起刚去过的东胜泊江海镇，种田人少了，镇里开始建乡村博物馆了。
“我也想不开啊，现在年轻人咋就不喜欢土地呢。”李常厚说，“儿子在城里住的也不宽敞，空气哪有这里好啊？可是他就是不愿意回来，至多过春节回来几天，还嫌这嫌那的。我与老伴在家里种地，春季到滩里头种50亩葵花、玉米，再加自己种的水稻、大豆，一年也能挣四万多元钱，日子过得不错啊。”
张世杰说，羊场的兴衰沉浮只在百年间。上世纪30年代，羊场只有三四户人家，赵家、李家和苗家，这是最早的老户，还有住在村子里的，祖上都是走西口过来的，能在羊场黄河岸边落脚，那是找到了好地方。
羊场小村庄静悄悄的，一场秋雨，滴滴答答下个不停。村庄变成一部默片，湿漉漉地在我眼前展开。乡场上，小巷里，没有一个人。
吃过中饭，我们都喝得微醺。原本按照郝海荣副秘书长安排的行程，我们要从羊场沿黄河大堤去恩格贝的。但是天空阴霾，乌云垂得很低，秋雨越下越大，黄河河湾上的天色黯然。我们从郝海荣表姐夫家往大堤上爬的时候，堤上的土又软又滑，原来的小径，一旦有人走过，后面的人再走便会滑下去。
我们只好调头回去，今晚只能下榻达旗了。
再度路过郝海荣堤下的老宅时，我说：“这是你家的祖屋，你也不下去看看？”
“不啦！”郝海荣心如止水，没有激动和乡愁。老屋已经衰败了，院墙已经倒塌，院子里长满了野草。唯有那株大榆树昂然向天，成了一棵栋梁之材。
“那是我爷爷种的。”
“这棵树是你家的镇宅之树，有了它，你才做到正七品啊！”
郝海荣嘿嘿地笑了。其实他家已经完成了从乡村到城市的迁徙，他给父母在东胜城里买了一套房子，妹妹一家也搬到了离东胜城关不远的一个村里，重新盖了房子。故乡对于他来说，只是一种遥远的记忆，今天当着我们的面，他对故里，平静得连我都有点惊愕。
消失的村庄没有乡愁。当我们的车子在泥泞的大堤上缓缓驶离羊场时，我知道这黄河边上的百年小村庄，迟早要在风中消失。
小车走出大堤，驶上一处高台，距昭君庙不远时，郝海荣指着一片树林茂密的山坡说：“那是二道水泉，我爷爷的坟墓，就埋在那里。”
我点点头，像对郝海荣说，也是对自己说：“一处乡野，一个乡村，一口乡井。不论祖先在那里住多长，也不管离开了多久，只要有一个真正意义的亲人埋在了那里，那就是你的乡关，就有你的乡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