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棣一面安抚人心、歌功颂德，一面清理旧党、斩除异己。
方孝孺是建文帝最亲近的大臣，视建文帝为知遇之君，忠心不二，明成祖的第一谋士姚广孝曾跪求朱棣不要杀害方孝孺，否则“天下读书的种子就绝了”，明成祖答应了他。
南京陷落后，方孝孺闭门不出，日日为建文帝穿丧服啼哭，明成祖派人强迫他来见自己，方孝孺穿着丧服当庭大哭，派人反复劝他归顺，并要他草拟朱棣即位的诏书，方孝孺当众嚎啕，声彻殿庭，明成祖见此颇为感动，连忙从后台走向前台跟他说：“先生不要这样，其实我只是效法周公辅周成王。”方孝孺反问：“成王在哪里？”明成祖答：“已****。”方孝孺问：“那为何不立成王之子？”成祖道：“国赖长君。”方孝孺说：“如何不立成王之弟？”成祖道：“这是朕的家事！”并让人把笔交给方孝孺，说：“此事由不得你，诏书一定要拟！”方孝孺投笔于地，且哭且骂：“就是死，诏书都不可草。”成祖暗压怒火说：“既然想死，就不是一人了，而要诛杀九族”方孝孺用更大的声音答道：“便是十族，又奈我何？”
朱棣气急败坏，恨其嘴硬，叫人将方孝孺的嘴角割开，撕至耳根，大捕其宗族门生，每抓一人，就带到方孝孺面前，但他根本无动于衷，头都不抬。 后来方孝孺被诛十族。
年轻的建文皇帝书生气十足且温文尔雅，他继承了父亲的温和脾性。他腼腆，毫无国政经验；没有雄才大略，更没有那种自信心和坚强的性格，甚至也没有那种能力。年轻皇帝的温顺性格与老师方孝孺的教育思想是分不开的。 方孝孺师从宋濂，他的文章、学问为宋濂诸弟子之冠。 洪武二十五年(1392)任汉中府教授，建文帝时任翰林侍讲，颇受信任，凡大政多所咨询，当时《太祖实录》及《类要》等书皆由他总裁。
建文帝讲得是“仁义道德、礼义孝信”。在得知四叔朱棣有叛乱的迹象后，建文帝有四次杀他的机会，但都顾忌仁孝而予以放弃。当老师方孝孺问及原由时，建文帝答：“师授：孝为先，忠为本。”方孝孺哭曰：“师害也，此乃帝王大忌啊！”
通过了一年多的清理和斩除，剩下的旧臣都愿意和建文皇帝划清界限，有的甚至骂他是荒淫无道，罪有应得。朝廷内外对建文帝是口诛笔伐、挞伐声讨，对明成祖却是歌功颂德、树碑立传，真应验了那句古语：“成者为王，败者为寇。 ”
这股风自然刮到了画院当中，边景昭在画院里，总是鼓动学员们，多出些歌颂当今皇帝的美好作品，说朱棣是拯救大明皇朝的英明天子。他能够为皇，是天意所在，民心所向。他对李朗院长也是必恭必敬，每次见院长过来，总是闪在一旁，深深鞠躬，待李朗走远，才立身离开。
可明成祖寻找画师，作百鸟朝凤图，李朗向朱棣推荐的人不是处处张显自己本事的边景昭，而是默默无闻、忧国忧民的上官伯达。上官伯达除画技特别之外，院长更加看中他的是为人的格调与做事的风格。
上官伯达，乃福建、邵武坎下人，1385年六月生。他自幼聪明过人，父亲还在他三岁的时候就得下肺痨死去。亲眷和乡亲规劝其母改嫁，母亲黄氏死活不依。
伯达都8岁了，母亲向人借了些银两，要儿子和别人一样去和平书院读书、习字。伯达不依，他背着母亲给当地的财主廖贵财签下了2年的雇佣合同，给他家放牛打柴，每年净挣4担谷子，两年就是8担，除了上交给书院的5担谷子之外，母亲还可留些粮食。
听说儿子要两年后读书，母亲拿起扫帚便打，伯达的头上立刻就冒出了鲜血，黄氏见后，连忙用黄老鼠的绒毛将鲜血止住，然后心疼地抱着儿子，大声地痛哭了起来。
伯达的事情让书院的黄明院长知道，他立刻前往坎下寻找上官伯达。他和黄氏一起来到既是表弟又是妹夫的廖贵财家中，廖贵财极其客气地招待了一番，黄明不领情，大声斥责：“你的心是怎么长的？会去盘剥一个8岁的孩子，让他放弃学业，你这心地也忒黑了吧？”廖贵财无可奈何地说道：“你以为是我找他的，是伯达写好了合同来求我的，伯达说两年后再去书院学习。廖贵财怕黄明不会相信，便把雇佣合同拿了出来。黄明一看，惊呆了，这合同上的字工工整整的，哪是没有上过学堂的人能够做到的？他向黄氏了解伯达的情况，黄氏便一五一十地道出了原委。
原来，伯达的邻居家，有个13岁的孩子，在和平书院学习了5年，伯达经常和他一起，一年中，览阅完邻居孩子5年的书籍且过目不忘。黄明要黄氏领他去伯达的房间看看，不看不知道，一看让他惊叹不已，房间里挂满了山水、禽鸟、花果，道释、神佛、人物等画像。黄明退出了伯达的房间，他心潮澎湃，激动的心久久不能平静。
黄明要伯达去书院学习，伯达不依，那白纸、黑字，字字千斤。见伯达如此，黄明越发地喜爱。
伯达应诺黄明，“2年后书院报到，而且好好学习，不负众望。”黄明听后，十分高兴地点了点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