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有光在《文章指南》从散文角度论“比兴”，这是以前没有的。他说“诗有比有兴”，“故后世文章皆例用之”，分析了散文里边运用比喻手法构思谋篇。如韩愈《杂说》下是通篇比喻，文中伯乐千里马之事为喻体，而正意在文中未出现，即发现人才，选用人才的问题。《捕蛇者说》也以喻体为主，只有末尾说出正意。归氏实际把寓言纳入比喻。归有光论散文比喻，分析更细致，眼光更深入一层。
汪中在《述学·释三九上》，俞樾在《古书疑义举例》都对“借代”修辞举例论列，如文言“三”“九”均表约数，认为这是以定数代不定数，这是着眼于表数法的代称。俞书则历举“小名代大名”即部分代全体；“大名代小名”即全体代部分。
另外，如俞正燮《癸己存稿》所谓的“重呼重言”实为今之“反复”修辞，俞樾在《古书疑义举例》中所举“倒句成文”也是“倒装”辞格。
②诗论修辞
明清的诗论修辞，仍然只是“诗话”的形式，只不过比宋代“诗话”数量更多，范围更广，内容更杂。
甲、论诗歌语言问题
俞弁《逸老堂诗话》转引《竹坡诗话》，主张诗歌语言通俗平易，“只把寻常话作诗”，“眼前风物口头语”，而反对后学“为诗务斗奇”，“句雕字镂，叫噪聱牙”。因此俞弁推崇白居易语。
杨慎对诗歌语言推重“自然”。举谚语“三九二十七，篱头吹觱栗”，称赞这个谚语言冬至后寒风，“有声如觱栗也”，可以给《诗经·豳风》“一之日觱发”作注解。认为这是自然之诗，“出于天籁”。
清代叶燮、沈德潜却反对诗歌用俚俗语，叶氏以为元白《长庆集》“颓唐俚语，十居六七，去其六七，所存二三，皆卓然名作也”。沈德潜以为“拟古咏怀”不可用“俚俗语”。而袁枚、赵翼主张“俚俗语人诗”。袁枚主张诗歌应抒发情感，“味欲其鲜，趣欲其真”，为此，俗语、方言均可入诗。他举杜甫诗就用了当时的方言，有的是口语，袁枚自己诗作里就有很多俚语俗话。
乙、论字、句、章的修辞
杨慎评周贺诗“鸿嘶荒垒闭”，说“鸿”未闻作“嘶”，是用词不当，“枕上闻猿唳”其“唳”字同。《升庵诗话》：“近日诗流，试举其一二”，如“莺呼”“蛇吟”“桃叶抑抑”“鸿雁嗷嗷”，“骚人墨客”曰“骚墨”，“汗牛充栋”日“汗充”等，均为用词不当，或随意缩略词语的毛病。
秦榛还指出同义词的选用，不仅从意义上选，还应从声律上选用。
诗人改诗，即为炼字的过程，袁枚论改诗炼字，有“整”“碎”的不同，有“死”“活”的不同。举《咏落花》“无言独自下空山”，言“空山”便是“落叶”而非落花，因空山常指秋，故“空山”应改“春山”，“春天”始有落花。
张谦宜《现斋诗谈》也认为字法与句法有关，说“一字不稳则全句病”，注意到诗句中字与字的关系，说“积句成章，一句病则全章亦病，故句法不可不琢。且句之布置起落，即是章法”。这又是说章中句与句的关系。
谢榛论及诗的篇章结构，认为“起句当如爆竹，骤响易彻；结句当如撞钟，清音有余”。这是用“爆竹”和“撞钟”的声音比喻起句结句在诗中效果。
李东阳《麓堂诗话》论及律诗“起承转合”要有“自然之妙”。另外王世贞在《艺苑巵言》论述了篇法、句法、字法。以“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为例，认为此诗“不惟语意高妙而已，其篇法圆紧，中间增一字不得，着一意不得。起结极斩绝，然中自舒缓，无余法而有余味”。
丙、论修辞格
袁枚《随园诗话卷六》：“用典如陈设古玩，各有攸宜：或宜堂，或宜室，或宜书舍，或宜山斋；竟有明窗净几，以绝无一物为佳者，孔子所谓‘绘事后素’也。”这是袁枚用陈设古玩比喻用典，哪地方该用典，用什么典，要与诗句各相宜，含意宏大庄重的典故用在小地方就如同暴富儿夸其富，设尊罍于卧寝。
王夫之《薑斋诗话》卷一：“春日迟迟，卉木萋萋；仓庚喈喈，采蘩祁祁。执讯获丑，薄言还归。赫赫南仲，严狁于夷。”其妙正在此，训诂家不能领悟，谓妇方采蘩而见归师，旨趣索然矣。”此诗即《诗经·小雅·出车》，前边写妇女采蘩，后边写军队突然“还师”。于是训诂家就说这是妇女正在采蘩。又看见军队归来。其实恰好相反，是写胜利归来的战士，在归途中喜悦心情，前边一部是他想象妻子如何在春日采蘩的，这种手法就是“示现格”。王夫之对诗句理解正确，揭示了这种修辞手法。
叶燮在《原诗》里论及夸张手法：“其更有事所必无者，偶举唐人一二语：如‘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似将海水添宫漏’‘春风不度玉门关’‘天若有情天亦老’‘玉颜不及寒鸦色’等句，如此者何止盈千累万！决不能有其事，实为情至之语。夫情必依乎理；情得然后理真。情理交至，事尚不得也！”认为夸张的根源是“情至”，感情到极点时，就说了违背事实的话，但却又在理中。
赵翼指出，诗人有以佳句得名，遂称之者如赵嘏因“长笛一声人倚楼”而称赵倚楼，郑谷以《咏鹧鸪》，有“花落黄陵庙里啼”而人称为郑鹧鸪，鲍当以《孤雁诗》“不惜充君庖，为带边城信”被称为鲍孤雁。凡此种种在修辞上实为“借代”。
顾炎武、王夫之、梁绍壬等人都论及诗里边的“叠词”，如《诗经·卫风》：“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罛涉涉，鳣鲔发发，葭荚孽孽。”顾氏指出“用复字者，亦形容之意”。并指出叠字不可“析用”就是不能单用，因为叠音词的一个字是没有意义的。王夫之还总结了诗里边有一句叠三字的句子，如吴融《秋树》“槭槭凄凄叶叶同”；有一句内连三字的，如刘驾诗“树树树稍啼晓莺，夜夜夜深闻子规”，这是诗歌的叠字法。
③评点修辞
明代已有评点之风。署名钟端先的人评点了唐代韦庄的《离魂计》称“万解万想，味之无穷”。汤若士批点李朝威的《柳毅传》云“造句尖新韶雅”，“选词工丽”，“胆雄语健”。屠赤水批点了《长恨歌传》。汤若士还批点了牛僧孺的《周秦行纪》云“语甚文秀”。
这些批点，还都是零碎的，或者是散发性的，随意性的，缺乏成熟系统的思考，一般也只涉及小说的语言特征。
《水浒》在明代成为小说，就引起文人的关注，于是出现了两种附有评注批点的版本：
其一是容与堂刻本《李卓吾先生评忠义水浒全传》一百卷，一百回。
其二为袁无涯刊本《李卓吾评忠义水浒全传》，不分卷，一百二十回。
现据专家考订，前者实为叶昼假托李贽之名所为。叶昼是一个落魂潦倒的穷困文人，嗜酒家贫，卖文为生；后者则据袁无涯自称，此书得之于李贽门人杨定见之手，由杨氏编定，恐非全是李贽文字。
现在学界一般以前者为叶昼点评，以后者为李贽点评。比如第六回鲁智深看瓦罐寺恶憎丘小乙，怒不可遏，“睁着眼道：‘你说！你说！’”批点：“写状写声是活智深！”以下还有几处批点文字，对鲁智深这个人物的语言、行动文字刻画描绘批点得很恰当。第七回小说写林冲，批点文字也是就语言文字的叙述刻画分析的，缜密细致，揭示了小说中人物性格和人物语言的联系，颇具识见。三十三回“景阳冈”一段有“眉批”，专门分析了武松打虎的文字，称赏“活灵活现”。第十五回关于阮氏三雄，批点为“有着色，做态，生相”，“有状有声，激昂如生”。反映出李卓吾的评点比较关注小说人物形象、性格描写文字。另外，对小说故事情节，布局结构的“篇章修辞”也有论及之处。比如指出第一回“引首”与其他小说不同。《水浒》有“引首”，同元杂剧的“楔子”相仿，是小说由演讲文学演化而来所留下的痕迹。在一百二十回又批曰：“大海归澜，到头结穴。”专门指出这是全书的“结局”所在。另外还对“大破辽”“灭方腊”“智深坐化”“燕青辞主”等重要情节在全书的作用，也作了批点。
到了清代，评点之风绵延不绝，时有发展。
其中应以《红楼梦》脂砚斋的评点为水平最高，以金圣叹的点评为成就最大。
金圣叹，明末长州人，本姓张，名采。后改姓金名喟，一名人瑞，圣叹其字也。明亡绝意仕进，为人狂傲有奇气，博览多通。为文洸洋巧恣，雅俗杂糅。尝言天下才子书有六，一为《庄子》，二为《离骚》，三为马史（《史记》），四为杜律（杜诗），五为《水浒》，六为《西厢》。所作《水浒》《三国演义》《西厢记》等书评领异标新，迥出意表，颇为世传诵，清顺治末以哭庙案坐斩。
金圣叹的点评修辞，主要有两方面：
其一，为文章点评修辞，经他点评过的散文有《左传》《战国策》以及秦汉以后的单篇散文。金圣叹在文章点评中，所表现出来的修辞识见和语言运用观念是多方面的，比如“长句”和“短句”的运用，举《左传。隐公元年》“郑伯克段于鄢”为例，说前半为庄公纵容其弟，等待时机，庄公的语言多用短句，便于表现庄公咬牙切齿之恨。比如对“整句”和“散句”，认为与篇章布局有关，如李斯《谏逐客书》的夹批：[此数宝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说之，何也？“莽莽大笔，忽说别事，看他下去，如连如断，几提两‘必秦而后可’却又不整，又不散，总是先秦笔墨如此。”对《战国策。赵威后问齐使》，评为“章法越整齐，越参差；越参差，越整齐，真为奇绝之文”。金圣叹的修辞点评，对文章中的虚词作用，看得很细，分析得很深入。比如《郑伯克段于鄢》里“遂”字的用法，在[庄公寤生，惊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恶之。]一“遂”字，写恶得无理。又对该文的夹批指出：“一篇文字，凡三用‘遂’字作关锁。此志姜氏之于庄公也。曰‘遂恶之’恶得急遽无理，亲所生子，何至于此！后志庄公之于姜氏，曰‘遂置于城颍’置得急遽无理，身实生焉，何至于此！末结三人曰：‘遂为母子如初’，却就他急遽无理处，一翻翻转来。”
金圣叹对语体特征是很敏感的，如《战国策。触龙说赵太后》从语体的角度观察触龙向赵太后的游说之词，认为是奏疏体，在“没死以闻”几字下批曰：“看他不提长安君，却又渐渐来，加四字，奏疏体。”
当然，金圣叹点评方面的主要贡献还是在于对《水浒传》的点评，然而对小说点评真正涉及修辞的，还不是很多，只是在小说语言运用方面涉及修辞，金氐对此称为“字法”，字法就是词语运用技巧，他说到的句法有“倒转”，有“跳脱”等，倒转是语序颠倒，跳脱，金氏称为“不完全句法”。清代的“小说戏曲点评”修辞还有：
毛纶、毛宗岗父子点评的《三国志演义》。
张竹坡点评的《金瓶梅》。
脂砚斋点评的《红楼梦》。
卧闲草堂本《儒林外史》的回评。
金圣叹点评的《西厢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