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修辞手法大体是相通的，一致的。陈望道先生《修辞学发凡》一书，就是分析归纳了大量古今修辞现象之后写成的“中国有系统的兼顾古话文今话文的修辞学书底第一部”。熔古今修辞材料于一炉，着眼于古今修辞的共性，从中概括总结出汉语修辞的一般规律和理论，这就是《修辞学发凡》的贡献。然而，现代汉语尽管是从古代汉语承传发展而来的，但现代汉语书面语毕竟与“文言”不同，古今社会习俗、文化心理各别，古今人们的修辞活动相异，因而古今修辞手法又有差异的一面。讲“文言修辞”就不能只是着眼于古今的共性，同时还应着眼于古今的特殊性，用比较的方法探求古今修辞手法的异同。比如“文言”里的一些修辞手法，是古人社会习俗、文化活动中形成的，因而这些修辞手法只是“文言”独具，而现代汉语不用，如“用典”、“委婉”、“含蓄”、“谦敬”、“避讳”等。有些修辞手法的使用，与“文言”语法、句子结构、词语运用以及古代诗歌语言特征密切相关，因而现代汉语很少使用，比如“互文”、“对文”、“连文”、“错综”、“合叙”、“析言”、“浑言”、“截词”等，总之。这些修辞手法的发生发展，源流变化，往往积淀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出现在古诗文各种语言形式里。弄清这些修辞手法的使用成页。因、构成形式和表达效果，对于文言阅读或是古诗文鉴赏，都有重要意义。
一、用典
明于用典，通晓古人使事之法，是阅读文言必备的基础，也是鉴赏古诗文的第一要义。因此，前人大凡对古诗文的注解，多着力发明用典，钩玄提要，寻章摘句，穷源竟委，考求典故来源出处，从而揭示诗文中用典的微言大义，弦外之音。如杜牧《金谷园》：
繁华事散逐香尘，
流水无情草自春。
日暮东风怨啼鸟，
落花犹似坠楼人。
此诗乍看，很难认出何处用典，用了何典。但如能从诗题人手，或可寻觅蛛丝马迹。富寿荪先生选注《千首唐人绝句》于“金谷园”下指出为“西晋石崇别墅”，又在“坠楼人”下引出《晋书。石崇传》：“崇有妓曰绿珠，美而艳，善吹笛。孙秀使人求之，崇勃然曰：‘绿珠吾所爱，不可得也！’秀怒，矫诏收崇，崇正宴于楼上，介士到门，崇谓绿珠曰：‘我今为尔得罪。’绿珠泣曰：‘当效死于君前。’因自投于楼下而死。”至此方知诗中第四句原来是典故的喻用。诗人把《晋书·石崇传》上“绿珠故事”这样一段文字经过熔铸改造，剪裁加工，终以“坠楼人”三字概括，然后又镶嵌衬砌在诗句“落花犹似坠楼人”之中，自然随分，不觉痕迹，以花喻人，又使落句笔致空灵蕴藉，意外神妙。又如《读韩杜集》：
杜诗韩笔愁来读，
似倩麻姑痒处搔。
天外凤凰谁得髓，
无人合解续弦胶。清人冯集梧于第二句下引《神仙传》曰：“麻姑手爪不似人形，皆鸟爪，蔡经心言背大痒时，得此爪以爬背，当佳也。”又于第四句引《十洲记》曰：“凤麟洲在西海之中，洲四面弱水绕之，鸿毛不浮，不可越也。洲上有凤麟数万，各各为群，亦多仙家，煮凤喙及麟角合煎作胶，名之为续弦胶，此胶能续弓弩已断之续。”原来此诗二四两句也是用了两个典故，弄清两个典故的意义。对鉴赏这诗很是重要。首先诗人把蔡经见到女神仙麻姑鸟爪一样的手，就想到用这手搔痒痒的故事，经裁剪加工为“似倩麻姑痒处搔”一句，用来比喻读“杜诗韩集”的感受。“搔痒”本来是一种特殊的感觉，然而用女神仙麻姑的“鸟爪手”搔痒，这更是一种难以言喻的感觉，用它来比喻对杜诗韩文的鉴赏，不仅贴切恰当，而且使诗句表达了一种用文字语言难以摹状言喻的意味。又因为“续弦胶”所用之物乃天外风髓麟角，世所稀罕，为“续弦胶”之技术又高超隐秘，深奥不可得。因而用它来比喻“杜诗”“韩文”的艺术造诣和写作技巧，不仅是对“杜诗”“韩文”的高度评价，同时也是在慨叹“杜诗”“韩文”后难为继，世乏与其媲美之人，透过诗句，言外颇有隐然自负之意。
用典的修辞手法，既不同于引经，也不同于稽古。引经只是援引古代圣贤的言辞，来证明自己的论点的正确。稽古是援引古人的事实来证明自己的认识、论点。稽古和引经的修辞一般适用古代散文中的议论，所引古人之事和圣人之言，原原本本，材料是原来的材料，所使用的意义也是原来的意义，援引的目的只是为了证明。然而用典却是一种艺术再创造的过程。
首先，这种“艺术再创造”体现在对所用典故原材料的选择、加工和概括提炼上。它绝不像“引经”“稽古”那样只是原原本本引用材料，必须经过“由表及里”“去粗存精”的剪裁和提炼。比如“卞和献玉”的故事，最早见于《韩非子。和氏》：
楚人和氏得玉璞楚山中。奉而献之厉王，厉王使玉人相之。玉人曰：“石也。”王以和为诳而刖其左足。及厉王薨，武王继位，和又奉其璞而献之武王。武玉使玉人相之。又曰：“石也。”王又以和为诳而刖其右足。武王薨，文王继位，和乃抱其璞而哭于楚山之下。三日三夜，泪尽而继之以血。王闻之，使人问其故，曰：“天下之刖者多矣，子奚哭之悲也？”和曰：“吾非悲刖也，悲夫宝玉而题之以石，贞士而名之以诳，此吾所以悲也。”王乃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宝焉，遂命曰“和氏之璧”。
《韩非子》文中使用这一段文字我们可以叫做“稽古”，韩非所稽古人古事出于何处，我们不得而知，但有三个特征是与后来的“用典”不相同的：其一，韩非较为详尽地引述了“卞和献玉”的全过程。如果是出于口头流传故事，韩非在采用的时候当然会有一些文字加工，但仍可以看出韩非是忠实地叙述这件事，原原本本地把它讲出来。韩非子并没有对这个故事进行“概括”“提炼”，更没进行“再创造”。其二，韩非引述“卞和献玉”故事的目的，显然是想用它来证明、解说自己的观点，即“法术”是治世之宝，而人主不识，群臣士民以之为祸，遂有吴起肢解、商鞅车裂的事。其三，韩非对“卞和献玉”故事的意义是全面完整引用，并非偏于某一方面，有所取舍；也没有给原材料赋予什么新的意义。然而，就是这样同一个“卞和献玉”的故事，在后来人们引用的时候，情况就有所不同了：
《史记·邹阳列传》：“昔玉人献宝，楚王诛之，李斯竭忠，胡亥极刑。”
《汉书。杜邺传》：“臣闻禽息忧国，碎首不恨，卞和献宝，刖足愿之。臣幸得奉直言之诏，无二者之危，敢不极陈！”
《后汉书。孔融传》：“虽忠为鬻拳，信如卞如，知为孙膑，冤如苍伯，才为史迁，达如子政，一离刀锯，没世不齿。”
《三国志。蜀书。秦宓传》：“贫贱困苦，亦何时可以终身？卞和衔玉以跃世，宜一来，与州尊见。”
李义山《任弘农尉献州刺史乞假归京》：“却羡卞和双刖足，一生无复没阶趋。”
这些诗文句子在引用“卞和献玉”这一故事时，都对原材料进行了加工处理，甚至剪裁提炼，使之适宜于使用在诗句文句中。引用故事的用意显然不仅仅是证明自己的论点，而是写诗作文或说话的需要。最重要的是，与《韩非子。和氏》所引原材料相比较，这些诗文中的“卞和献玉”故事已经偏重于，或者赋予了新的意义。比如《史记》把“玉人献宝”和“楚王诛之”并列使用，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对比意义，这种对比有了巨大的反差。这是邹阳为人所谗忌，为表白自己，在给梁孝王写这封信时非常需用而又十分适宜的。《汉书》则取意于卞和刖足而愿之，为下文“无二者之危，敢不极除”作铺垫。《后汉书》则把卞和三献宝二刖足的故事概括为一个“信”字，说“信如卞和”则与其他句子构成排比句，造成行文文势。《三国志》则取意卞和献玉之后，名显于世。这是王商为说服秦宓出来作官，引用此典，取意偏重于卞和献宝，虽经坎坷磨难，然终为楚王所用，扬名显身。同时也是以卞和三献宝暗喻秦宓身怀才学，应当出来作官。至于李商隐诗引用此典，则是李商隐于弘农尉上，忤观察使孙简，将罢去而作，取意却又偏于卞和刖双足之意，是说羡慕卞和被刖双足，因为没有了双腿，也就免去了“没阶趋”，做下层官吏强颜低意，奉承上司之苦，从而表达了一种“扼腕不平之气”。
又如《庄子·徐无鬼》引用匠石斫郢人鼻端之垩漫，运斤成风，听而斯之，垩尽而不伤鼻，郢人立不失容的故事。《庄子》引用这个故事较为完整，材料未加取舍，意在说明匠石虽巧必须有不动之质，庄子虽然能辩，也须凭借惠子的善说。庄子与惠子本为论敌，均善辩，而论辩技巧水平的高低，是互为依存的。所以庄子在文章中讲这个故事我们认为还是引用而不是用典。但后来，在人们的诗文中这一故事被反复使用，如昭明太子《七契》“匠石运斤，班轮琢锤”，周邦彦《汴都赋》“万指举筑，千夫运斤”，都还是取意于匠作技艺高超熟练。但刘勰《文心雕龙·神思》“然后使玄解之宰，寻声律而定墨；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则“运斤”就不是取意匠作技艺的高超，而是用匠石“运斤成风，听而斯之”的超人技艺，来比喻文学创作中有高度造诣的作家运用形象思惟来抒写的。这不仅对原材料进行了大幅度的剪裁加工，提炼为“运斤”一个词，巧妙地运用在“四六”文句中，而且赋予新义。
要之，对原材料的剪裁加工，熔铸改造，概括提炼的艺术一在形式，二在意义。形式则要求用典之人饱学博览，善于摭拾拈取古人旧事，典故史实；然后根据上下文，斧削雕凿，或为一词，或为一语，或为一句，铺排衬砌于诗文之中，语如己出，天然随分，了无痕迹。意义即一个典故，一经使用，则取义一端，陈古讽今，托事言志。久而久之，新义积淀其中，成为老化的意义。比如：
“弹铗”出《国策·齐策》“冯獾客孟尝君”一事，后人每引以言贫乏有所希求者。梁陶弘景《答赵英才书》：“子架学区中，飞才甸外；不宜扫门觅仕，复懒弹铗求通。”苏辙《食茅栗》：“故国霜蓬如盌大，夜来弹铗似冯獾。”柳亚子《感事呈毛主席一首》：“夺席谈经非五鹿，无车弹铗怨冯獾。”
“南冠”，此典出《左传·成公九年》钟仪被囚仍戴楚冠。后来用以比喻处困境而志趣深远，忧思国事。江总《遇长安使寄裴尚书诗》：“北风尚嘶焉，南冠独不归。”崔国辅《送韩十四诗》：“西侯情何物，南冠怨有余。”李大钊《登楼杂感》：“惊闻北塞驰胡马，空著南冠泣楚囚。”
“荆柯刺秦”的故事本于《国策·燕策三》，陆游《秋波媚》因为“悲歌击筑，凭高酹酒，此兴悠哉！”作“悲歌击筑”四言，而辛弃疾又在《贺新郎·别茂嘉十二第》用为“易水萧萧西风冷，满座衣冠似雪，正壮士悲歌未彻。”作七言。
“请缨”出于《汉书·终军传》：“军自请愿受长缨，必羁南越王而致之阙下。”后乃引伸为投军报国之意。魏征《述怀诗》：“请缨系南粤，凭轼下东藩。”王勃《腾王阁序》：“无路请缨，等终军之弱冠。”柳亚子《五月五日纪事》：“我亦雄心犹健在，梦中无路请长缨。”毛泽东《清平乐·六盘山》：“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则又是“请缨”一典的形式的改造和意义的引伸，指人民革命武装。
“肥水之战”的故事，出自《晋书·苻坚载记》，李白自中取其“投鞭”一词，从苻坚语“以吾之众旅，投鞭于江，足断其流。”来，用于诗中，“投鞭可填江，一扫不足论。”以状其军旅之盛，兵马之强。而宋人叶梦得《八声甘州》：“千载八公山下。尚断崖草木，遥拥峥嵘，”后世作“草木皆兵”状其败军惊恐。南宋诗人黄机《满江红》：“绿鬃将军思下马，黄头奴子惊闻鹤。”即后世所谓“风声鹤唳。”
其次，这种用典的“艺术再创造”还体现在典故的使用技巧上。王士稹《池北偶谈》：“作诗用事以不露痕迹为高”，其实典故的用法多种多样，或直用，或与其它修辞手法浑用，今就其常用者发明之。
（1）喻用
就是把用典同比喻的修辞手法结合起来用，喻中有典，典以喻用，融为一体。如杜甫《秦州杂诗二十首》之十三：“船人近相报，但恐失桃花。”其中“桃花”非指自然界桃花、杏花的“桃花”，“船人”亦非指真有其渡船人之“船人”。这里原来是作者使用了典故，就是说的陶渊明笔下《桃花源记》里所描述的“世外桃源”：“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人。”“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田女衣著，悉如外人。黄髮垂髫，并怡然自乐。”但由于诗人用典的方法十分巧妙，把以上“世外桃源”的材料压缩提炼为“桃花”“船人”两个词镶嵌在诗句中，自然妥贴，一点不露痕迹，使人看不出用典。难怪有一杜诗注本，在注释这两句诗时，就没有看出用典，把“船人”说成是渡船之人，并说“东柯谷”在唐时水大可渡船。其实“东柯谷”天论“现在”还是“唐时”都是一个狭窄的小谷，根本无法渡船，这个“船人”只能是指《桃花源记》里边舍船进入“桃花源”，“既出，得其船”的武陵人。“桃花”一词，以借喻的手法表现，是用“世外桃源”来比喻诗人想象中的东柯谷。因而，凡是喻用典故者，典故义就是喻体，诗句所描写的对象则是本体。本体和喻体须有相似点，就此二句诗看，这一相似点的产生。是诗人听了别人关于东柯谷的传说，试看“传道东柯谷，深藏数十家。对门藤盖瓦，映竹水穿沙。瘦地翻宜粟，阳坡可种瓜。”这不正是陶渊明笔下与世隔绝，“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的景象吗？然而，诗句在运用这一典故时所产生的深层意蕴，并非仅此而已。一个典故，一件史实，往往包含着多方面的意义。陶渊明写了《桃花源记》，表明他无意仕途、厌卷现实，向往一种与世隔绝的隐逸生活，事实上他弃官归隐，是一个隐士。于是后世“桃花源”一典被反复使用，久而久之，遂从与世隔绝安然平静的生活，赋于它更为复杂深沉的“隐逸”之义。杜甫使用“桃花”一典，其意正在于此，表明他向往像桃花源那样的东柯谷，在饱经丧乱之中，渴望有一个安逸平静的生活。“船人近相报，但恐失桃花。”他将前至理想之地，而又唯恐像武陵人那样迷失去桃源的路途，寻找不着他向往的理想世界。透过典实，我们不是可以看到他的“隐归”思想吗？这在秦州以前的诗作里是没有的，是探讨杜甫陇右诗作思想倾向时应注意的。“用典”看似不过诗作修辞手法而已，然就其手法，可以深入作家思想，以至鉴赏其艺术，领略其韵味。如李商隐诗，以好用典为著，其《南朝》：
地险悠悠天险长，
金陵王气应瑶光。
休夸此地分天下，
只得徐妃半面妆。
“徐妃半面妆”一典见于《南史·后妃下》：“元帝徐妃讳昭佩，东海郯人也。祖孝嗣，齐太尉枝江文忠公，父绲信武将军。妃以天监十六年十二月拜湘东王妃，生世子方等，益昌公主含贞。妃无容质，不见礼。帝三二年一人房。妃以帝眇一目，每知帝将至，必为半面妆以俟。帝见则大怒而出。”此典借暗喻使用，以“徐妃半面妆”暗喻南朝宋齐梁陈之半壁江山，不仅饶有兴味，且大有深意。诗中前二句写尽地势天堑，王气之盛。至第三句一转，言南朝不过以长江为界分治。前人咏南朝大都不过慨叹其兴亡罢了，然而李义山此诗一旦用了“徐妃半面妆”的典故。则暗喻南朝，就不仅是叹其兴亡，更是出于其上，意在责六朝君臣，何以偏安一隅，毫无一统之志，坐失神州陆沉。岂不可悲？如此咏史，足见其史识之高。
罗隐《中秋夜不见月》：
阴云薄暮上空虚，
此夕清光已破除。
只恐异时开霁后，
玉轮依旧养蟾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