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是语法上的省略中心词引起的形容词、动词或其结构活用为名词现象。如诸葛亮《出师表》：“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不毛”是“不毛之地”的省略，“不毛”为动词性词，代替为地。又“然后施行，必能裨补阙漏，有所广益”。“阙漏”有人以为省了中心词，但此例实质还是“形容词”的活用。但象司马迁《报任安书》：“请略陈固陋。”里的“固陋”似乎确实是“固陋之见”的省略。
以上词类活用而造成的“借代”是古汉语特有现象。
其四，名词移用，造成的“借代”，如“朱门酒肉臭”之“朱门”，“黄衣使者白衫儿”之“白衫儿”，没有造成特殊语法现象，古今一致，如今以“红领巾”借之而代“少先队员”。只不过文言这些用法，后来成词，就有了“借代义”。
（4）诗词的借代
①突出所借词语，构成诗歌意象。
卢照邻《曲池荷》：“浮香绕曲岸，圆影覆华池。常恐秋风早，飘零君不知。”
“浮香”二字借来用以指荷花，不言荷花而突出荷花的特征，因有香气，而又出于水面，所以可代荷花，但非比喻，这两字可突出荷花品质，造成意象。“圆影”是借来代指荷叶的不言荷叶，诗中不见“叶”字，却突出荷叶特征，构成意象，花影覆于清水华池，亦有高洁之意。
陆龟蒙《白莲》，也是写莲花：“素酌多蒙别艳欺，此花端合在瑶池。”以“素荫”二字借指“白莲”，突出白莲花的形象。正因为白莲“素酌”（白花），所以才为颜色艳丽的花所排斥。
②用作避实避复
写诗讲究不露，特别如咏物诗之类，诗中如要避开与题字相重者，借代之法正可使用。如韦庄《虎迹》：“白额频频夜到门，水边踪迹渐成群。”“白额”二字是借代，因虎额顶白色，故借而代之。又因诗题为“虎迹”所以诗中应避开“虎”字。“白额”恰好可以避复。
李峤《笔》：“握管门庭侧，含毫山水隈。”“管”竹管，用以制笔，故借之代笔，不仅避题字之复，且与下句“毫”字相偶。
又《中秋月》：“圆魄上寒宫，皆言四海同。”“圆魄”借之代月，因月圆故借“圆”字，又因杨雄《法言·五百》：“月未望则载魄于西，既望则终魄于东。”故言“魄”，“魄”光也。可避诗题之所犯重字。
③用作与其它辞格结合
张旭《桃花溪》：“桃花尽日随流水，洞在清清溪何处边。”“桃花”二字为借代，诗题为“桃花溪”，桃花为专名，溪为通名。此为借用专名指代通名之例。然“桃花”二字又有双关意义，一指桃杏花之桃花，二指“桃花源”之“桃花”，“桃花随流水”字面可作自然界桃花，实际又指“桃花源”从而引出《桃花源记》的含意。
张说《蜀道后期》：“客心争日月，来往预期程。”“日月”本指天上日月，因天上日月与时光有关，月落日出为白天，日落月出则为夜，故又借日月指称时光。借代之后，又拟“日月”为人。
崔国辅《渭水西别李□》：“陇右长亭堠，山深古塞秋。不知呜咽水，何事向西流。”其中“呜咽”是为借代，此水本为陇水，《元和郡县志》谓“陇山有水，东西分流。”又因陇水流声呜咽，故借“呜咽”以代之。而借代之后却又是“用典”。《陇头歌辞》：“陇头流水，呜声幽咽。遥望秦川，心肝断绝。”
崔护《题都城南庄》：“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只今何处在，桃花仍旧笑春风。”“人面”，据《本事诗》当为长安城南庄园一女子。故借“人面”（面者脸也）而代人，是部分代全体之例。而借代之后，又以“人面”与桃花为比喻，以桃花比“人面”。在后两句又重复“人面”“桃花”与第二句分承，前后呼应，循环往复。
三、拟人
（卫）“移情”拟人
我国古代修辞专著、诗话文论之中似乎没有“比拟”“拟物”“拟人”的说法。至于“拟物”《修辞学发凡》所举几例，有的看作比喻也是可以的。我们在前文比喻中已论及以物比人的比喻，举王安石《梅花》为例。所以在文言修辞中似以不设此格为宜。至于“拟人”一格，在古人诗歌创作中已为广泛运用，技巧纯熟，并成为诗词写作的一种重要手法，不可不立。
沈谦在《填词杂说》中比较苏轼和章质夫同题词《杨花》时，曾一语道及这种咏物词的要害问题，说“幽怨缠绵，直是言情，非复赋物”。因为前人在评价这两首咏物词的高下时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认为章质夫词写得好，理由是曲尽杨花之妙；一种认为苏轼词好，理由如沈谦所云，直是言情，非复赋物。现在看来，说苏词之所以好，就是说在写杨花时，赋予了人的感情，也就是把作者的思想感情移置到杨花中，因而使“杨花”人格化，可以叫作“拟人”，也可以叫做“移情”。前人在咏物诗的评价上，最终还是认识到，咏物诗要“托物言情”，“托物”仅仅是表层的东西，“言情”才是实质。所以，尽管章词写杨花，写得很细致，从各个方面写，说杨花飘到不同地方，飞到青林深院，飞到珠帘上，粘上春衣、绣床就描绘杨花来说，观察得很细，写出杨花的特征。而苏词写杨花也在写人“思量却是，无情有思”从有思又联系到女子的梦中寻郎，最后把杨花和泪水结合起来，又写杨花又写人。所以这种咏物词就高了一筹。之所以高一筹，就是运用了“拟人”的手法。
古人说“咏物诗”要有寄托，所谓寄托就是要有作者的思想、识见、情感。《明皇杂录》曾讲了这样一件事，张九龄为相，李林甫背后中伤，想让他下台，后张九龄作《归燕诗》赠李林甫，李林甫怨恨之心稍解，才放心了。那么李林甫为什么就放心了呢？原来《归燕诗》虽写归燕，却表达了自己致仕退让的思想。这首诗是：“海燕虽微渺，乘春亦暂来，岂知泥滓贱，只见玉堂开。绣户时双人，华堂日几回。无心与物竞，鹰隼莫相猜。”张九龄在这首诗里实际借燕比自己，“泥滓贱”是自己出身微贱，言下之意不象李林甫贵族出身。自己虽然为相，就象燕子衔泥在玉堂的画梁上作窠。这当然是比喻，但下边却说“无心与物竞”就给燕子以人的思想情感，把燕子人格化了。从而表达了自己并不想同李林甫争权，希望他不要猜忌，不要中伤。这也就是咏物诗的寄托。
文言散文里边“拟人”的方法似乎用得不是很多，六朝骈文中有时会有一两句，如萧子晖《冬草赋》以冬草抗寒不凋的品性，来歌颂士大夫坚贞守节的品德，所采用的方法是通篇比喻。而不是“拟人”，但在通篇比喻中却穿插了个别拟人句子。如“挺秀色于冰途，厉贞心于寒道。”，赋予冬草以“贞心”，从而使冬草具有了士大夫的高尚情操，使冬草人格化，也就是把作者的“贞心”移置到冬草中了。
但像孔稚珪的《北山移文》，“拟人”的手法用了多处，在文中起到突出气氛，表达强烈感情的作用。此文是讽刺指斥一个利禄熏心的官迷，冒充隐士的骗子周颐的。文中借助北山之山岳、云壑、松桂。赋予人的感情，实际是作者自己的感情，当慨叹今世没有真隐士时文中用了“山阿寂寞，千载谁赏”说山阿感到寂寞，因为没有隐士作伴。当写到先前隐居北山，自鸣清高的周颐，却一旦皇上征召而“形驰魄散，志变神动”的时候，文章又用了“拟人”手法“风云凄其带愤，石泉咽而下怆，望林峦而有失，顾草木如有丧”，说风云凄怆愤怒，石泉呜咽泪下，山林峦冈怅然若失，花草树木都对他丧气。实际上作者把自己凄怆愤怒，失望，悲哀之情移置于物。可是到周颐做官，一味追求名利，变得比一般俗吏还厉害时，作者感到一种受骗上当的情绪，于是又一次用了“拟人”：南岳献嘲，北陇腾笑，列壑争讥，攒峰竦诮。慨游子之我欺，悲无人以赴吊。故其林惭无尽，涧愧不歇，秋桂遣风，春梦罢月，骋西山之逸议，驰东皋之素谒。”言山岳冈陇云壑峭峰都出来讥笑、讽刺、感到被欺骗了，感到惭愧无穷，并且出来传达西山东皋那些真正隐士的评论。这一段“拟人”使用笔墨较多，把作者各种情绪、思想表现殆尽。当写到周颐要路过北山，“假步于山扃”时，又以“丛条瞋胆，叠颖怒魄，或飞柯以折轮，乍低枝而扫迹”的“拟人”写法，实际借北山树枝林木，表达自己愤怒，坚决拒绝周颐从山中经过。
（2）绝句的拟人构思
到了唐人诗作里边，整首诗用“拟人”手法的不多，但把“拟人”或叫移情作为构思的一种方式就很多了。
张说《蜀道后期》：“客心争日月，来往预期程。秋风不相待，先至洛阳城。”张说使蜀，期至不归，遂作此诗。诗中旨趣，在于使用“拟人”手法，先说“日月”与己心相争，是把日月人格化，又说“秋风”与自己相争，先到了洛阳，又使秋风人格化。“秋风”本指季节，秋天时节，张说使蜀本应到秋天归于京城，结果秋天到了没有回到京城，就把“秋风”人格化，说先到洛阳，形己之后期。“争”字为一篇眼目，而与己争者必有人所争，于是“日月”“秋风”皆为所争对象。
李白《劳劳亭》：“天下伤心处，劳劳送客亭。春风知别苦，不遣柳条青。”
“劳劳亭”为古离别之地，故知此诗是伤离别之感而作。而写离情别绪的诗作由来太多，但李白此诗烘染“伤心”二字又进一层，其特殊之处在于用拟人手法，使春风有人的感情，能知天下最伤心、最苦之事即为别离，所以春风就不使柳条发芽变青。古有折柳送行的习俗，李白作此诗时柳未青，因托意于春风。诗人所借用的春风，原来是善解人意，能体察苦情的人，他为使人间没有离别之劳，才不使柳枝发青。这样写离别之苦，转觉苦语入骨。
温庭筠《过分水岭》：“溪水无情似有情，人山三日得同行。岭头便是分头处，惜别潺湲一夜声。”此诗借用“同行”“分头”“惜别”几字，使一路潺湲流淌的溪水，成为有情有意的同行之人。同行一夜，诉说一夜，至分水岭头当为溪水东西分流之处。故当分头，则有惜别之情。故此诗构思全在用拟人手法，而又借用“同行”、“分头”“惜别”等语，使所拟之人，与溪水之实绾合无痕。
有时拟人手法所用之妙，全在一二字。如白居易《杨柳枝词》：“勾引春风无限情”，用“勾引”二字与“春风”搭配，则使杨柳枝人格化，成为有情人。不说是春风吹动柳枝。摆来摆去，却说是柳枝勾引春风，用情人间你恋我爱来写春风吹动柳枝。
咏物诗大多采用拟人手法，而托情于物。如来鹄《云》：“千形万象竟还空，映水藏山片复重。无限旱苗枯欲尽，悠悠闲处作奇峰。”此诗人格化在于拟云为执政者，讥其徒作空言，不恤民情而为苍生霖雨，此类咏物诗意在托讽，故并不直接把自己感情移置于物。再如另一首《鹭鸶》：“袅丝翘足傍澄澜，消尽年光伫思间。若使见鱼无羡意，向人姿态更应闲。”此诗赋于所咏对象鹭鸶以人的思想，因为作者要讥刺社会上那种伪为高洁而贪图利禄的人，所以就把这种人借鹭鸶伺鱼之状描写最为恰当。诗中用“伫思”“羡鱼”等字，使鹭鸶人格化，思致极佳。
因此，“拟人”或“移情”在诗词中的运用有两种情况：一是作者在写诗时直接把自己的某种思想感情移置于物，如李白《劳劳亭》白居易《杨柳枝词》等；另一类是作者把别人的某种思想感情，或认识观念移置于物，或赞美，或讽刺，如《北山移文》，及来鹄《云》等皆是。
四、夸张
（1）夸张纵说
“夸张”手法在《诗经》里边就已经使用了，如《卫风·河广》：“谁谓河广，一苇杭之。谁谓宋远，跂予望之。谁渭河广，曾不容刀，谁谓宋远，曾不崇朝。”据说这首通篇为夸张之辞的诗是宋桓公夫人所作。宋桓公夫人为卫国人，生宋襄公后而归于卫，襄公即位，夫人思之甚切，遂作此诗。卫在河北，宋在河南，而母子义不可见，因此诗中夸饰之词是出于盼子心切而为之。
而对“夸张”首先有所认识并解释的恐怕是《孟子》，在《万章》篇谈到对《诗经》的解释时说：“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如以辞而已矣，《云汉》之诗曰：‘周余黎民，靡有子遗。’信斯言也，是周无遗民也。”孟子认为，“周余黎民，靡有子遗”这两句诗要根据原诗的“志”和自己的“意”来理解。“志”即作诗的事实和本意。“意”即以常情验之。据说《云汉》这篇诗是周宣王为民禳旱而作，诗人之志在忧旱灾，故每章首既言旱太甚。再以常理推之，周之黎民并非是“靡有子遗”。所以孟子以为解说《诗经》不能仅从文饰修辞、言词上去理解，要真地从言词上解释，就真得要相信“靡有子遗”这句话了。尽管孟子在这里没有给《诗经》的语言现象加上“夸饰”之类的名称，但他以为对“周余黎民，靡有子遗”的理解方法看，是完全符合我们对“夸张”修辞现象理解的，一是为文的本意，二是常情事理。
东汉王充在《论衡》一书中有《语增》、《儒增》和《艺增》诸篇，“增”，即为夸张。其论夸张，则于孟子又有深入。
